《佛寺探秘》一书由顾昌霞、张伟然著，其实，我们今天能考察、观赏到的其他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存，无论是巍巍五岳、浩浩四渎、淼淼五湖、茫茫大漠，还是通都大邑、宫阙楼台、金城雄关、巨津广梁、邮路驿站、古刹名寺、洞天福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地理背景，不仅能了解历史，理解文化，掌握知识，也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佛寺探秘》一书由顾昌霞、张伟然著，本书选取历史文化地理的视角，以汉化佛教寺院为对象，生动地展现了佛寺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面貌。从中探究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历史沧桑。

《佛寺探秘》适合大众阅读。

序言

第1章 汉化寺院的构成

 寺院

 山门

 殿堂

 佛像

第2章 四大佛教名山

 金普陀：观音道场

 银五台：文殊道场

 铜峨眉：普贤道场

 铁九华：地藏道场

第3章 各地佛教胜迹

 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第4章 寺院分布的变迁

 概述

 汉晋

 南北朝

 唐代

第5章 石窟寺的分布

 石窟寺概述

 石窟寺的分类与分区

 各区石窟寺分布

 各区石窟寺特色

 石窟寺的分布规律

第6章 寺院与社会生活

 日常行事

 安居

 节日与法会

 俗讲

 公众游览

 士子读书

第7章 寺院与佛教传说故事

 佛教与故事

 荣山洞穴

 鼓山竹林寺

 秦岭竹林寺

 小结与感想

寺院

考虑到历史上寺院在文献中的记载，别称可就繁多了。梵刹、伽蓝、道场、佛刹、净刹、精舍、兰若、丛林，都是比较常见的，甚至还有人用檀林、绀园、旃檀林、净住舍、法同舍、出世间舍、金刚净刹、寂灭道场、远离恶处、亲近善处、清净无极园等描述性称呼。

称呼虽然有这么多，但最基本的还是一个“寺”。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这个名称的起源。

“寺”起先是中国古代对政府部门办公场所的称呼，类似于后来所谓“衙门”、“机关”、“办公室”之类。两汉之交，佛教从西域传人中国，因之有不少西域的僧人传法东来。外国人来了，当然归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鸿胪寺”安排接待，于是乎，僧人安置的地方也就被称为“寺”。久而久之，佛教大盛，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不再称寺，它倒成了僧人居住、经像安置场所的专称了。

至于“院”，它本来是四周建有围墙的意思，将它用做佛教建筑的称呼，始于唐代在长安慈恩寺为玄奘所建的翻经院。到了宋代，这一名称大为普及，官立的大寺有不少被称为院。

一般来说，“寺”和“院”是有所区别的。“寺”是总称、通称，而“院”则往往指“寺中别舍”，即寺的组成部分。一个寺可能包含若干院。当然，也有一些独立的佛寺被称为“院”，但终究不如“寺”那样普遍，而且其规模往往比寺小一些。

中国最早的寺院，是东汉明帝时创建于洛阳的白马寺。那之后，在当时一些重要城市如建业(今南京)、广陵(今扬州)、彭城(今徐州)等地陆续兴建了一些寺院。但直到西晋时为止，寺院的数量还是相当有限。

发展的契机出现在西晋末年。那一次社会大动荡史称永嘉之乱，堪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晋王室带着大量衣冠士族流亡到江左，凭借着南方这半壁江山建立起东晋。当时中原百姓也大量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民大南迁的浪潮。而北方，则出现了纷纷扰扰的五胡十六国的局面。

真是说不清到底因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干戈四起的岁月，突然间，佛教就像汽油碰着火星，呼的一下就全面铺开了。

可惜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对寺院的统计数字，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存在类似的统计。唐代僧人法琳在其所撰《辩证论》中，提供了一个从东晋以后各朝代的寺院僧尼数据，可以让我们大体观察到一个发展趋势。其中，寺院数据如下：

南方：东晋1768；宋1913；齐2015；梁2846；陈1232；后梁108。

北方：北魏30900；北齐43；北周93。

隋朝：隋文帝时3792；炀帝时3985。

这些数字的来源不得而知，其可靠性当然是很难讲的。不过，发展的趋势应该说倒也差不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的性质并不一致。其中，北齐、北周的两个数字都是皇家立寺。估计后梁的数字也如此。

到了唐朝，唐后期会昌灭佛(845)前曾对天下寺院有一次“检括”(即统计)，当时天下的寺是4600所，另外还有兰若4万所。这个数字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得出的，应该讲可靠程度相当高。这些寺院在会昌法难中受到很大破坏，但之后不久又得以恢复。就寺院的总体数量及地理分布格局而言，这以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变化的只是寺院的内涵。

这里面牵涉到对寺院的分类。上述唐代寺院数字中已经透露出了一点信息：当时既有“寺”，又有“兰若”。这是唐代以前对寺院最重要的区分。当时虽然按照寺院的创建由来以及经费来源而有“官寺”与“私寺”之别，但说到底，寺院的差别只是规模。大的、正规的是“寺”，小的、简陋的为“兰若”。

显然，上述《辩证论》中北魏30900的寺院数量是包含一部分“兰若”在内的。当时有人在上奏中称：

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立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哪一时、某一地所特有的，应该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遍的状况。

唐代禅宗的兴起为寺院的内涵分化注入了活力。禅宗称寺院为丛林、禅林、禅阁等。会昌灭佛后，诸宗衰微，唯禅为盛，很多寺院出现了专修禅宗的局面。于是，渐渐地也就出现了禅寺和教寺的区分。五代时，吴越王钱镠(907～932年在位)将江南的教寺改为禅寺。到了宋代，且有“五山十刹”之制。

五山十刹又作五岳十刹、五岳十山，为禅林官寺制度中最高与次高的寺院，享有免税等特权，由史弥远奏请而创设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14)。五山即：兴圣万寿禅寺(杭州径镠山)，景福灵隐寺(杭州灵隐山)，净慈寺(杭州南屏山)，景德寺(宁波天童山)，广利寺(宁波阿育王山)。十刹指：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杭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湖州)，蒋山太平兴国寺(南京)，万寿山报恩光孝寺(苏州)，雪窦山资圣寺(宁波奉化)，江心山龙翔寺(温州)，雪峰山崇圣寺(福州)，云黄山宝林寺(浙江金华)，虎丘山云岩寺(苏州)，天台山国清忠寺(浙江天台)。后来，天台教院亦设教院的五山十刹。这些寺院都分布在东南一带。

元、明二代，将寺院统一区分为禅寺、讲寺、教寺三类，法派与寺院之间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世袭罔替。其中禅寺之禅，指禅门各宗；讲则指天台、华严诸宗对佛教教理的讲说；而教则专门指诵念真言密咒、演行显密法事仪式。这种状况一直通行至近代。

不过，近世以来，由于佛教整体力量的衰微，各宗派也渐渐地有名而无实，其分类标准更重要的是“丛林”(或称“十方”)与“子孙”。前者是传贤；后者则只传法子法孙。前者属佛教共同体所有，可以开堂传戒，接待外来僧众；而后者则是某些特定僧众的私产，不接待云游僧众，甚至可以以某种代价实施转让。

当然，以上都是就佛教文化而进行的分类，如果考虑到依止的僧众，则显然，寺院还可以分为僧寺和尼庵两类。唐宋以后，某些大寺院为了照顾异地的事务，往往还有别院、下院的设置。无疑，那些佛教建筑在建制上并不具备独立作为寺院的资格。

从理论上说，中国早期的佛寺建筑，沿袭了它在印度的布局形式。即多在中央设一个方形的佛殿，殿外建僧房围绕，殿内则在正面安置佛龛。到后来才逐渐呈现出民族特点，形成新的面貌。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大抵都是晚近的实物，最早的不过唐代。而且，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限制，建材多以木料为主。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总体特点是一致的。

尤其能够体现佛寺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血肉联系的是，中国古代有很多寺院是由某些高官大户“舍宅为寺”而来，因而寺院与传统民居建筑在布局原则上并无明显区别。

传统民居建筑的布局包括廊院式、纵轴式、自由式，因而寺院的布局大体也不出这几种形式。

廊院式应该是出现最早的一种布局形式，它的结构最为紧凑。它的特点是在每一佛殿或佛塔的周围建筑环绕的廊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院落。——如果某个寺院足够大，当然可以拥有若干个院落。而每个院落则根据所崇祀的主神或主要建筑物标以不同的名目，如观音院、弥勒院、塔院等。这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建筑思路的一种布局形式。

自由式显而易见堪称另一极端。它的特点是一切见机行事，不拘泥于任何固定的法则。这种形式往往多见于地形变化较丰富的地区。但是这种布局绝不是乱来，它往往在不对称中求均衡，于变化中求统一。因而总体上看，各部分仍很协调，别有一番情趣。

纵轴式则介于上述两种之间。它是将主要的殿堂布置在一条纵轴线上，一般顺序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每个殿堂的前方或左右各配置一些配殿，由此形成四合院或三合院的布局。佛塔的位置则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变换，或在院落之前，或在之后，或在附近。这种布局最大的特点是排列规整、对称，很方便香客有层次地欣赏。

佛寺的主要建筑一般有“伽蓝七堂”之制。这是寺院平面布局的典型。它源于印度，但传人中国后有诸多变化。一般指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厨房、浴室和厕所。虽然这七堂并非佛教某一宗一派所独有，但主要是在禅宗的大力提倡下才得以推广普及的，当然也因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不同而有些细微差异。

考虑到佛寺建筑和法物设施千差万别，以下从山门、殿堂、佛像三个部分加以叙述。

P003-013

《沧桑河山》丛书于2007年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现在经过作者的修订，即将再版了。作为主编，我自然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了作者们的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产生了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当然是全体作者和编者辛劳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套书所要告诉读者的内容是大家所需要的，又是很容易接受的。

不久前，有网友在微博上问我，为什么古代一些关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呢？难道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吗？这样的问题，我不止一次被问过，特别是在现场。我到过中国大部分名关，还到过今天已在境外而在中国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关隘，每次都会被同行者问到类似的问题。因为多数人到了现场都有些失望，甚至是大失所望——与他们读过的史书中的描述，与他们吟诵过的名句名篇，与他们想象中的雄关险隘差距太大了。记得2007年深秋，我们“重走玄奘路”的车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行，在进入阿富汗的前一天途经铁门关。当我们停车摄影时，我甚至找不到一个稍显险要的地点，但见公路通过一个并不狭窄的山口，两边虽有逶迤的山岭，但并不陡峭，更谈不上巍峨。在公路两旁转了一圈，我甚至想象不出当初的关隘和城墙是建在哪里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疑惑大多能迎刃而解。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由于地形、地貌、水文、植被、土壤、气候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观早已今非昔比。例如，由于河流改道或水源枯竭，原来的河道已起不到阻碍或防卫作用；因水土流失，沟壑发育，险峻的土峡深沟已成宽谷；原始植被消失后，山川一览无遗，已无藏身之地。

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变迁更大，由于今天的人类所具备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想象，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复原出当初的人文景观，站在当时人的立场，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例如，用工业化后和热兵器时代的尺度去衡量古代的关隘等军事设施，似乎都不堪一击；当公路甚至高等级公路取代以往迂回曲折的道路，千年雄关早已被从顶越了。有的关城虽然不高，但要在一片戈壁荒漠上找到或制造一架梯子绝无可能，而如果要从数百里外运来，又谈何容易。长途用兵最难的还是粮食保障，一座关隘只要能阻滞敌军，即使他们毫发无伤，也会因为粮食耗尽而束手待毙，最终只能铩羽而归。

其实，我们今天能考察、观赏到的其他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存，无论是巍巍五岳、浩浩四渎、淼淼五湖、茫茫大漠，还是通都大邑、宫阙楼台、金城雄关、巨津广梁、邮路驿站、古刹名寺、洞天福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地理背景，不仅能了解历史，理解文化，掌握知识，也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各位的，也是本套丛书再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