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傅
三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了李师傅，本来我应该按照我父母教给我的称呼他为“李伯伯”，但我给别人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感到不太顺口，因为他是我的“李伯伯”，不一定是其他所有听故事人的“李伯伯”，总不能每一次讲故事前先声明一遍，太费事，就套用当代人的通俗称谓，叫他李师傅吧。
李师傅第一次到我们家应该是1969年的一个星期天。那几年，父母都已回国内工作，家里的客人也就多了起来，和大部分客人不同的是，别人都是穿的军装，而李师傅穿的是便服，那个年代很平常的老百姓打扮；别人都是挺直着腰板、说起话来高声大气、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李师傅呢，瘦高个儿，微微有些驼背，轻声慢语，笑眯眯的，始终不急不忙，就和他的穿戴一样，显得既普通又随意，倒是叫看惯了绿军装的我们觉得耳目一新。
家里来客人对我来说是一件心里比较矛盾的事，一方面盼望着有客人来，既给家里增添些热闹气氛，还能跟着混上一顿好吃的——那时候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富裕，除非家里来客人，平时不是想吃肉就吃肉、想喝酒就喝酒的。但问题还是出在请客的这顿饭上面，还是由于经济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家里自己做饭招待客人，很少有下饭馆的，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经常提前便有了安排，主要是和同学一起游玩娱乐，好好放松一下，一旦家里来了客人，计划就会被打乱甚至取消了。你想，首先你要和家长一同迎接客人，端茶倒水，然后便不得远离，随时听候家长的安排为客人服务。快中午了，主厨的母亲进了厨房，你也同样忙碌起来，剥葱剥蒜刮姜皮，打酱油打醋买调料，还要兼顾客厅和厨房的卫生，还要帮助搬桌子椅子拿碗拿筷子。吃饭时往往要喝上一些酒，这就要不停地加菜加饭，最后上的那一大盆热汤一般也要由我负责端上来。饭吃完了，客人也走了，我和母亲再开始洗一大堆的锅碗盆勺和打扫房间。终于一切都干完了，也就到了下午二、三点钟，筋疲力尽，只想着睡上一觉，一点玩的心思也没有了。所以，总体上说，我从心里对家里星期天来的客人是不太欢迎的。
李师傅第一次到我们家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意外和惊喜，至今还记忆在心。快到中午了，李师傅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拦住了准备进厨房的我和母亲，说我来我来，家常饭么，想吃点什么，米饭还是面食？三番五次的推让之后，李师傅进了厨房，又说了一句：谁也不要进来啊，需要什么我会叫你们的。话是这样说，母亲带着我到厨房门口问了十几次，要不要帮忙剥剥葱蒜？要不要替您先烧上一壶开水？要不要叫孩子去买些什么？要不要先把垃圾打扫一下？要不要替您把围裙围上，要不要……每次李师傅都笑着摆摆手，说你们忙去你们忙去，没有事的，有事我叫你们。也就是二十多分钟吧，母亲领着我准备再次进厨房帮李师傅干点儿什么的时候，李师傅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仍旧笑眯眯的，说：“摆一下饭桌吧，吃饭了。”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烹调方面的知识，不能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但我可以说那是我在那个年代第一次见到和吃到的最好的一顿饭；四盘炒菜端了上来，虽然也就是些肉蛋瓜菜，但青紫互映，黑白相间，红绿生辉，简直就是四簇鲜艳的花朵，扑鼻的香气也立刻在客厅里弥散开来，叫人口水直咽。就连普通的大米饭也表现出很不一般的样子，一颗颗雪白的米粒或躺着、或卧着、或站着、或相互偎靠着，蓬蓬松松地拢聚在那里在向你招手。吃起来呢又是一番境界，或清爽可口、或浓郁香醇，每一滴汤汁都能品出绵长的五味来，嘴里咀嚼着，心里绝对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还有一个意外是我首先发现的。吃饭途中我按母亲的吩咐去取一件东西，推开厨房的小门忽感眼前一亮，锅台、案板、水池清洁明亮，所有用过的锅碗瓢盆都已收拾整齐，垃圾也全部清扫码放到了簸箕里面，整个厨房就像没有使用过一样，全然见不到一丝狼藉。一连好几天我都对此不解，曾经反复回忆到底是谁打扫的厨房卫生。那天，李师傅吃得不多，始终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对大家的夸奖连连摆手，不停地说：
“都是家常饭么，家常饭么。”
那几年李师傅大约到我们家里来过十几回，每一次到来，都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做饭的职责。如果同时还有别的客人正好也在家里吃饭，大厨自然非李师傅莫属，母亲和我都已退到了“二线”或说是“三线”，因为厨房里的活儿一点儿都不需要我们去做，光是等着端菜端饭就行了。但是，只要听说李师傅要到家里来，我就想方设法地推掉一切本打算要干的事情，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等候着李师傅。待李师傅一进厨房，我便也厚着脸皮挤了进去，嘴里说来干活来了，其实是专门欣赏李师傅精彩的厨艺表演。先是淘米点火焖饭，然后处理各种主料配料，然后烧蒸煮炖，然后是煎炸溜炒，然后调汁品味，盛盘装碗上桌，中间还穿插各种清理和打扫，一环紧扣一环，中间没有任何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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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间十数次往返陕北，不仅仅因为那里曾是红色的摇篮，悲凉壮阔的黄土高原原本就是生命的底色，沟沟坎坎里有着许多看似寻常但却鲜活动人、蕴意深远的故事，牵引我一再向她迈进。记得第一次到陕北是一九八五年，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从北京、西安到延安采访，并在枣园过春节。正月初四，长途客运通了，我坐上了延安到吴旗的班车。满目荒凉，遍地残雪。吴旗县即吴起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这里打了个胜仗，由此出名。县城吴起镇挤在一条不长的山沟里，只有三千多人口，街道宁静空旷，悄无人声。采访完后，我便来到依夫的家里。窑洞里烧着水，白蒙蒙的雾汽飘浮着。他那时已结束了插队生活，先在县法院，又调到公安局工作，已经当上了副局长。他抽着劣质烟，谈生活，谈工作，还讲了好几个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小故事，我听得倒是饶有兴趣。那天我们彻夜长谈几乎未眠。第二天我离开吴旗，又来到了陕西定边，晚上住在同样是用窑洞建成的招待所里。服务员说，你不会看炉子，睡觉前必须把火灭了，防止风倒灌煤气中毒。飞沙走石，寒气弥漫，我拥着被子端坐在床上，又是一夜无眠。先想着依夫，想着在他身上发生的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个曾经稚嫩的北京男孩是怎样熬过来变成陕北汉子的？后来又想起他讲的那些故事，想着以后能把它写出来结成一个集子倒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算起来，距今已经近三十年了。
我是最早阅读《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灵随笔》的。有人说，作家的水平在于写与不写之间，这就如同好的人物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一样。但是，优秀的作品毕竟是写出来、画出来的。黄土高原是有文化传统的，行走在那片土地上，即使是偶尔遭遇也能产生写作的灵感，比如刘文西的画、贾四贵的剪纸、路遥和高健群的小说。问题是，能静静地坐下来并写出来写得叫人喜欢看的人很少，现在，依夫可算一个。打开集子，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站在我们面前，如不停地“跳槽”的小张(《一分耕耘，p一分收获》)，“闹”离婚的婆姨白姐(《白姐》)，被大伙称为“神探”的县公安局警官(《娄神探》)，或怨而不怒，或哀而不悲，或位卑而志远。几个案件中的当事人也写得有趣，尽管犯法或犯罪了或受到案件的牵连了，但仍不失陕北人的质朴和憨厚，不时表现出叫人喜爱的一面(《小事》、《还是小事》)。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存在，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于是有了“老丁”和不拿“革命委员会”的章子当章子的小警察(《朋友》、《扎势》)。当然，一个人过得无论好不好，谁也不愿意一天到晚吊着个脸，这就要有“乐子”或找“乐子”，以博自己开心一笑，许多事情便像一页书一样翻过去了(《语言病》、《轻松一刻》)。有写人的，也有写事的，《搞清楚才能说清楚》里的三个小故事看似并不新奇，可它却是对陕北历史和革命史教课书中有关内容的一个小小补充。在依夫的考证和描述下，喜怒哀乐愁加上连绵起伏的大山和蓝天白云，构成了陕北的全部。
作为一名曾经的北京知青，依夫肯定是要在“知青”这个话题抹上重重一笔的，所以在这部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中都能找到知青生活的印记，如《说吃》、《吃豆腐》、《成人》等等。目前，无论知青小说还是知青散文都已经退潮，好象内容早已写净，即使是成名作家写知青的作品，格式相同，手法相近，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回味。依夫的写法不同，既不是返城后的青春记忆，也不是发达时的追思遥看，或流水账般的往事陈述，而是在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中找寻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代表着许许多多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和有过知青阅历的一代人所具有或追求的最高境界。依夫跟我说，好几个人看了《生活的另类教育》后都提出疑问；这是真的吗？老陈这一家人的故事是不是你编出来的？！依夫说这是真的，并且在那个年代还不是个别现象，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跌了年成”(农作物因灾欠收)，一个村里几户十几户拉家带口出门要饭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如此，陕北人也会把最后一口粮食让出来，这叫“节口待客”——自己少吃一口或饿着肚子但要把客人招呼好。正是这种独特的“教育”让依夫和他的同学们从中感到了震撼，受到了启迪，也使得知青生涯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从北京到陕北，从学生到知青，然后是法院的法警、公安民警、国家某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依夫的阅历丰富了他的人生，也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写作界面。这里面有机关工作的体会(《升迁的秘诀》)，有出门在外的不易(《坐火车》、《再说坐火车》)；有对尴尬和无奈的调侃(《原则》、《裤子的故事》)，也有对人的社会性所进行的深入追索(《外地人》、《身份》)。在《三天》和《三女生》里依夫通过讲述的几个小故事或说是小人物肯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始终不乏的美德，《小西》则写出了“潜伏”者和他们的家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令人动容。善于思考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时常进行回顾和反思，依夫也是一样，这就有了《朱先生》和形成一个系列《老师们》，从儿童时期到青年时代，每一步都值得珍惜。《黄河清了》我认为是一个小结，既是对自己，也是对陕北，对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和社会。“黄河清，天下平”，黄河清，人安宁，我们每一个人都祈盼着黄河之水终有一天能真正清亮通彻起来，以“大河”这个响亮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
当年我曾对依夫说你讲的这些故事挺好听的，有空儿时你可以写出来。依夫说我也就是刀啊枪啊什么的，搞这个不行，你是专业作家，还是你写。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写。现在，依夫写出来了，就摆在我的面前，以黄土做底色，深沉厚重，力大气钧；融时代之潮流，风格高亢，从容而舒缓。开卷时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马上有了一种久别重逢、“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欣喜——在当下，无论是在青山依依的江南小城、还是喧闹的北京或蓬勃发展中的陕北，能不时地阅读到一本好书一定会使人感到愉悦。
你说呢。
朱幼棣
2013年8月
(作者曾任新华社国内部政治采编组主任、
国务院研究室司长，为著名学者、作家)
《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灵随笔》是一本北京知青创作的随笔，目前，无论知青小说还是知青散文都已经退潮，好象内容早已写净，即使是成名作家写知青的作品，格式相同，手法相近，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回味。《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灵随笔》作者依夫的写法不同，既不是返城后的青春记忆，也不是发达时的追思遥看，或流水账般的往事陈述，而是在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中找寻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代表着许许多多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和有过知青阅历的一代人所具有或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北京到陕北，从学生到知青，然后是法院的法警、公安民警、国家某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灵随笔》作者依夫的阅历丰富了他的人生，也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写作界面。作者通常通过人物的描摹中及事件的分析中娓娓道来，于平淡处直指人心。静下心来，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