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细节很重要，通过细节揭示背后的大背景，可以让历史变得更清晰，更有助于对这座城市的理解。《老武汉丛谈》收集了徐明庭1980年之后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散文，内容涉及近现代武汉的老典故、老地名故事、各种名人与武汉的关系等内容，其中多篇均是徐明庭个人生活的印迹和故事。

徐明庭编著的《老武汉丛谈》讲述了：一座城市需要有自己的民间记忆，记下城市的诞生和成长，幸运和灾厄，欢笑与泪水；记下街市的变迁，节庆和风俗；记下过往的名人佚事和令人感到温馨的凡人趣事；记下令人回味无穷的小吃名店和胜景雅园以及骚客文人的诗赋歌吟。由于这种民问记忆多为笔者亲历，凝聚着切身的感受，亲切而生动，故为官方史志所无法替代。久而久之，记忆的累积或许就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否厚重，往往与她的民间记忆是否悠远和丰富紧密相关。《老武汉丛谈》介绍了老武汉吃喝玩乐的来源及轶事。

序

第一辑

 武汉一词漫谈

 从墩子看汉口的变化

 六渡桥旧话

 四官殿的传说和掌故

 华清街与韩永清

 关于“鸭蛋壳”的话题

 候补街的由来和两个故事

 孙中山与武汉

 中山大道与后城马路

 再谈中山大道

 刘友才与“功狗功人”

 防汛险段龙王庙

 抗战初期的交通路

 诗人高兰在抗战初期的武汉

 中华魂战胜了武士道

 ——纪念陈怀民烈士殉国五十周年

 万民含泪吊忠魂

 ——王铭章师长灵榇过汉记

 胜利街话旧

 积庆里和慰安所

 百年沧桑江汉路

 鹦鹉洲的故事

 宝善里、楚善里和共进会旧址

 棋坛名师罗天扬

 义品里轶事

 记名医冉雪峰

 谭鑫培内廷供奉二三事

 “怪杰”刘艺舟在武汉的足迹

 同丰里、一三里与工人运动讲习所

 从如寿里到如寿里人家

 静安里、黄石里与刑场及其他

 瞿秋白故居和辅义里及其他

 汉润里的业主和文化里以及皮货店

 新成里与韩惠安及其他

 延昌里、延庆里和钟延生

第二辑

 “老汉口”的岁尾年头

 八月十五送瓜祝子

 黄陂旧俗“盘女婿”

 美人店的蝴蝶面

 初夏鲥鱼第一鲜

 想起了谦记牛肉馆

 豆皮小史

 面窝的来历

 热干面的由来

 吴天保的拿手戏《哭祖庙》

 “童言无忌”

 关于叶开泰

 百年老店高黏除

 试谈1849年武汉洪水最高水位

 再谈1849年武汉洪水最高水位

 三谈1849年洪水武汉最高水位

 ——兼与余良民先生商榷

 俄国太子赴宴晴川阁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猜谜与制谜

 辜鸿铭的英文谜语

 张之洞与蛇山名胜

 张之洞石像与蠡园

 元旦开笔

 关于《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

 郭沫若和刘玉春的一段谈话

 汉口的孙中山铜像与像赞

 孩子剧团与武汉

 从两首诗说到“全国文协”

 请你谈谈1938年

 “大孚”宪兵队的滔天罪行

 记汪伪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在汉口看日全食

 悲喜交加的“八一八”

 龙腾狮跃闹元宵

 难以解开的武汉情结

 月湖小史

 从月湖的整治谈起

 琴台与知音文化还可大作文章

 月湖、琴台与梅子山

 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

 武汉地区的“上大人”纸牌

 洪山的甘蔗节

 磨子会与杨泗将军

 小河齐放水灯红

 放灯受罚忆儿时

 中秋夜玩荷叶灯

 “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朝山进香的“亮子会”

第三辑

 黄鹤楼兴废小记

 从《古迹云亡图》看黄鹤楼大火

 同治黄鹤楼的铜楼顶

 同治鹤楼有模型

 张之洞与黄鹤楼

 王占元想重修黄鹤楼

 问黄鹤几时来临

 拟文修楼又成空

 画饼王郎愿未酬

 昔日这般修鹤楼

 劝募修楼成泡影

 传统相声《黄鹤楼》

 “棋夫子”败走黄鹤楼

 黄鹤楼边焚烟土

 五龙朝贺元宵节

 黄鹤楼上看河灯

 重阳登楼比脚劲

 黄鹤楼飞金

 黄鹤楼火灾的新闻报道

 黄鹤楼上看翻船

 再说黄鹤楼上看翻船

 戈公振游黄鹤楼

 黄鹤楼与卢立群

 “无不灵”测字

 回忆鹤楼拆迁时

 溯流穷源说短联

 曾国藩与鹤楼联

 曾国藩未作“苍天”联

 左宗棠的两副联语

 金安清的鹤楼集句联

 端方的两副集句联

 “爽气”联与符秉忠

 三副楹联与张之洞

 两副楹联两座楼

 辛亥革命与张之洞的“昔贤”联

 单联求偶七十年

 读黄遵宪的《上黄鹤楼》

后记

附录

徐明庭，武汉民间的地方历史专家

辛亥革命前，武汉有句俗话：“江夏的衙门多，汉口的墩子多。”江夏即今武昌，在清末是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武昌府与江夏县的驻地，还有司、道等机构。汉口仅有厅一级与所属的巡检司，衙门的数量当然不能和江夏比。

汉口的墩子之多，远在江夏之上，这是由汉口的地势决定的。

在历史上，汉口镇后面除了有一些墩子以外，基本上是一片湖沼地带，泛称后湖。每到夏秋汛期，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酿成水灾。因而有‘冰涨千重浪，水退满湖荒”的说法。为了防治后湖水患，汉阳府通判(分管农田水利与粮运等事务的官员)袁娼于明崇祯八年(1635)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人称袁公堤。又名后湖堤。堤后有一条由于修堤取土形成的宽约两丈的水渠，因其在镇后盘绕如带，故名玉带河。夏秋水涨时，玉带河可以疏导汉江与府河之水，绕袁公堤至堤口(今海员俱乐部附近)注入长江，有效地减少了水灾的发生。

后来堤上逐渐有人居住。在清道光元年(1821)以前已经发展成一条街道，名为堤街(即今长堤街与东堤街)，人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一条堤防了。

又过了二三十年，堤内和堤上人烟更加稠密，再也找不到建屋之处。人们纷纷选择玉带河以北地势较高之处，垒石堆土使其比四周地面更高，称之为墩、台或墩子、台子，在上面盖房栖息，于是一个个新的居民点由少到多相继出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北郊主持修建了张公堤，进一步遏制了水患，涸出了大片湖地，因此到汉口北边，尤其是西北一带大小不一的墩子上居住的人就更多了。

时代的发展带来地名的演变，演变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在新地名中保留了“墩”或‘墩子”的字样。如研口区的新墩一、二、三村，江汉区的长墩子巷等等。另一种是在新地名中看不到‘镦”字，如研口区的宝丰二路，在1928年前原名孤义墩；江汉区的上、下牯牛洲，在20世纪40年代名叫钟家墩、石家墩、钱铺墩；江岸区的姑嫂树，在清代本名刘家墩。这种例子很多。

尽管如此，直到1990年，在汉口仍然有大量以‘镦”为地名的地点。计东西湖区35处，研口区18处，江汉区11处，江岸区21处。以“台”为地名的，东西湖区51处，研口区2处，江汉区l处。

最早在墩子上居住的，不少是武汉附近各县的移民，由江西迁来的就更多了，并且多是来自瓦屑坝，可惜具体县名失传。

这些地点的命名有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当地特点的，如东西湖区的老鸹墩，是由于该处老鸹特多而得名。钥匙墩的取名是因为地形象钥匙。二是同乡聚居的则以原籍地名作墩名，如江汉区的鄂城墩，江岸区的阳逻墩。三是聚族而居或某一姓在某处首居，均以姓氏名墩。如斫口区的易家墩，江汉区的唐家墩。经过排比统计得出结果如下：按当地特点命名的有21处，以原籍地名为墩名的仅有4处，用64家姓氏为墩名的多达114处。说明了我国人民家族观念重于地域观念。

以陈姓为例：江岸区后湖乡境内有一个陈家墩，研口区祝家墩北边也有一个陈家墩；还是在斫口区，在武汉电线电缆总厂与华中橡胶厂附近，又有一个陈家墩；东西湖区也有两个陈家墩，分别位于径河农场与李家墩农场境内。

再以李姓为例：在张公堤外东西湖水产养殖场西北部有一个李家墩；东西湖区径河农场境内也有一个李家墩；在东西湖区李家墩农场内，不但有李家墩，还有小李家墩。

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李家墩：首先，根据清代刊行的《汉阳县志》记载：早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这个隶属汉津县(后改名汉阳县)的李家墩已经形成村落，居24户，105人。因此，在汉口众多的墩子中，它就是有文献可考的最老最老的老前辈。其次，解放初期，它归汉阳县径河乡管辖，1951年划归黄陂县叶店乡，1957年东西湖围垦后，划人水产养殖场。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一个墩子先后得到两县一区的青睐，三次改变隶属关系，这种情况在“墩子家族”中也是少见的。第三，东西湖区围堤全长60公里，东西湖区总面积495平方公里，经过选址，东西湖大堤纪念……

P6-7

一座城市需要有自己的民间记忆，记下城市的诞生和成长，幸运和灾厄，欢笑与泪水；记下街市的变迁，节庆和风俗；记下过往的名人佚事和令人感到温馨的凡人趣事；记下令人回味无穷的小吃名店和胜景雅园以及骚客文人的诗赋歌吟。由于这种民问记忆多为笔者亲历，凝聚着切身的感受，亲切而生动，故为官方史志所无法替代。久而久之，记忆的累积或许就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否厚重，往往与她的民间记忆是否悠远和丰富紧密相关。

武汉这座城市，古老而年轻。她最早的历史，虽可追溯到近两千年前，但“武汉”连文作为城市的名称真正见诸文献，却只是几百年前的事。当时所指，还是江南的武昌和江北的汉阳；而两江三镇的格局，则成于更晚的明朝成化初年一场偶然的大水。武汉的民间文献记忆，除了早期的零星诗词，也较多出现在改道的汉江洪水把汉阳与汉口一分为二之后。这些文献名称或许出于偶然，多以“丛谈”为名。其中最早的，当是清朝道光年间范锴的六卷《汉口丛谈》，其次是刊于民国四年(1915)徐焕斗的《汉口小志》，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等等。徐明庭这部《老武汉丛谈》，当为这类文献中最新的一部。

武汉这座城市是徐明庭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的家。在这部《丛谈》中，徐明庭多次提及他年高的祖父、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使整部书稿带着有温暖的亲情。如今，徐明庭已年届九十，他以温情的眼光注视着三镇的变化，以温情的笔触谈武汉的墩子，谈四官殿、龙王庙、六渡桥、华清街、中山大道与后城马路、江汉路、胜利街、宝善里、义品里、同丰里、黄鹤楼及其掌故，历历如数家珍；他数说老武汉的年头岁尾、元宵闹灯、洪山的甘蔗节、磨子会、木兰山进香的亮子会、汉水放灯、中秋的荷叶灯、送瓜祝子、药铺叶开泰、名医冉雪峰、棋手罗天扬、戏剧大师谭鑫培吴天保、沙俄皇太子对武汉的访问、热干面豆皮等名点小吃的由来……一题一篇，娓娓如述家事，兴味无穷，是真正的随笔写法。他又以严谨学者的态度，考证黄鹤楼的兴衰往事，考证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与黄鹤楼名联的渊源联系，讨论近代武汉曾经有过的最高洪水水位，考证月湖琴台与梅子山曾经有过的园林文化。言必有据，语不蹈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明庭这一部《丛谈》是武汉城市的记忆，更是一部随笔体裁的信史。他以崇敬的笔触述说孙中山对武汉的关注；在列举张之洞对武汉贡献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实录张仁蠡的变节投敌。他充满激情地记述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二七罢工、大革命、工人运动讲习所、施洋和瞿秋白这些令人荡气回肠的事件和人物，也笑谈王占元、萧耀南、刘玉春等匆匆过客。由于整个抗战期间留居武汉，徐明庭关于烈士陈怀民、王铭章，诗人高兰，抗战前期的交通路文化街、孩子剧团、全国文协等记述甚详；对于沦陷期大孚日本宪兵队的暴行、汪伪所谓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位于积庆里的慰安所，也以史笔直斥直录。徐明庭在实录武汉这片热土上发生过的史事同时，也呈现了这座城市的良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有鉴于传统史学成了二十四家帝王的家史，提出并倡导面向社会的“新史学”。但真正实行起来，对于历史工作者的学识眼光，其实是极大的考验。徐明庭曾以丰富的学识主持武汉图书馆的社会咨询工作，参与武汉地方志的编纂，注释叶调元和罗汉《汉口竹枝词》，主持编纂《武汉抗战图志》，如今又基于亲身丰富的见闻，述写武汉地方社会的往事，是对梁氏新史学观的努力践行。他记述的有关城市的许多事、人、风俗和变迁弥足珍贵，而如今都已经渐渐被社会记忆所淡忘，对这些往事的记载具有抢救的性质，是为武汉地方史的文化宝库增添难得的珍藏。衷心希望经过武汉历史工作者的努力，能有更多这类优秀著作面世。是为序。

这本书只收了我写的一百多篇杂乱无章的旧作，内容非常单薄，但是它却来之不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虽然应出版社之约，编写和出版了几本书，但从来没有想过把那些用杂七杂八的笔名和本名，在外地和武汉市报刊上发表的东西，找出来编成集子。由此，既未留底稿也没有保存有关报刊，拿不出一份何时何地在哪种报刊发表什么稿件的完整目录。

在我年过七旬以后，读者和朋友相继建议，要我把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旧作，收拢来编成两三本书，我都婉言谢绝了。

最近三四年，几位老友旧事重提，看我仍然在犹豫，就问我为什么对这事不热心。我说：“我一生学无专长，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所写的东西既非显学。更不是主旋律，不过是为了偿还报刊编辑的文债，交出了若干‘命题作文’，事过境迁就算了吧，何必再劳神费力。”

 他们认为我的态度不对。‘古人云：‘家有敝帚，价值千金’。俗话也说：‘癞痢头儿子自家爱’。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既然有人向你索稿并且刊登了，就证明不是毫无价值。让它散失了，你真的不可惜吗?”

最后，我只好申述前面的三条理由。他们说：“我们手头还有一些剪存下来的你的作品。只要你提供线索，结合我们旧日的印象，大家分头帮你去找，能够找到多少算多少，总比全部散失了要好些。从稿子的搜集编排到打印，我们都包了，不要你老兄费力。这样该可以了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我再不转弯，就是望九之年的一个“老苕”了。但是我在表示同意之后，提出了“三不收”：不收1979年以前写的东西；不收内容与武汉无关的稿件；即令内容和武汉有关，但不是随笔而是论文之类的也不收。

上月初，朋友们送来历尽艰辛找到拙作后开列的清单。我经过几次回忆与核对，发现颇有遗漏。例如：《汉口的老会馆》、《敦本堂与红船救生》、《读私塾与教私塾》、《法租界蛰居散记》、《1944年冬月大轰炸》、《从受降到“劫收”》、《何其芳在武汉的影响》、《happ play与黑皮》……，在这里都看不到影子。然而事已如此也只得如此。年深月久，我自己都无从搜索，朋友们又到哪里去找呢?略一斟酌，我删去了其中的一部份，最终形成了这本小册子。这就是我说它“来之不易”的原因。  饮水思源，我将永远铭记这几位谢绝报酬，却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旧友。同时，我也不会忘记武汉市文史研究馆、武汉图书馆领导和地方文献室同仁对这件事的支持。尤其是王钢学弟，不但参于稿件的搜集与打印，还提供了几十幅图片，一身之任，出力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