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皮手记/诗人随笔丛书》编著者于坚。
《棕皮手记》是诗人于坚的一本随笔集,也是北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诗人随笔丛书”的九本之一。
于坚,是诗坛“云南王”,他的诗歌和随笔,挥发汉语的诗意和神性,滋润灵魂,给你和世间万物亲近的瞬间。在这样一个浮华的年代,诗人于坚像一道符号,在我们的心灵刻下印记,给我们带来光和热。“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之光直指人性”。
本书系于坚杂文结集,他继续为人生而诗,沉思存在之真相,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极力在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于坚这些文字极具个人特色,长短句的形式,强烈的在场感、反讽、历史意识以及幽妙的形而上意味,是一部更为成熟、丰硕、精致、深邃、精彩的随笔集。
——百名批评家推荐上世纪90年代10部代表性作品的活动中,于坚成为排名第一的当代诗人。
——获鲁迅文学奖、台湾《联合报》14届新诗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他是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先锋性”和“持续性”写作标本。
——读他的诗,能感觉到一种安静的激情,一种平静的河流下面流淌着的激情。这与于坚坚持的道法自然有很大关系。
《棕皮手记/诗人随笔丛书》编著者于坚。
本书是于坚在《棕皮手记/诗人随笔丛书》这一总题目下的随笔集,记录了作者对语言、人生、世界和大地的思考。特别注重思与诗的融合以及深度。该书集中体现了当代最重要诗人于坚的诗歌观点和主张,以及对当下社会的思索。本书文笔细腻精到,富含哲思,有着引人入胜的阅读性,有作者对于自身诗歌创作的坦陈与反思,较为全面的呈现了诗人的创作历程与诗歌观点。
原声
我有一个同学,来自云南某县,刚进大学的时候是用一口他母亲喂他奶的时候教他讲的原声发言,这口音在以普通话为准的耳朵听起来,犹如某种山雀叽叽喳喳,当然受到了嘲笑。约定俗成,在大学这样的地方,公认只有普通话才有权发言,才是原声(在现在流行的“原装”这个意义上),方言就是发音方式的次品(国内组装?)。在他的同学看来,他的原声不是发音方式之一,而是不开化、落后、未完成的象征。在标准的普通话面前,这位同学为他的方言倍感耻辱。他发言别人听不懂是别人的光荣【人们有权拒绝(或不耐烦)倾听】,别人发言他模仿不像,是他的无能。他终于意识到这口音搞不好将来会影响他的发言权。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权力话语,并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上。诗歌朗诵会、回答提问、宣读誓词、比赛、演讲都是用普通话发言。那么家乡话是什么话?只能在家里讲的话。能够用方言朗诵社论吗?能用方言在大会上做报告吗?他听广播,发言的都是一种话;他看电影,发言的也是一种话,电影配音,听起来外国人也是不讲方言的,讲普通话,而且是一般人讲不来,或必须憋着假嗓子,非常优雅地发言。
唱歌,用的也是普通话。在卡拉oK歌厅里,没有人用原声唱歌,都要唱得像某个歌星。大家对歌嗓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必须唱得像已经成名的歌手,如果唱得不像,就说你五音不全。没有人会像他母亲那样唱歌。据说,卡拉oK本是为了让人解放个性、自由演唱的,但现在都成了自由模仿的地方。大家鼓掌,说唱得好,只是由于大家都想起了某个现成的歌星的嗓子。有些人刚刚还在用故乡方言生龙活虎地说话,但一握着麦克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嗓子变成了假的,人的动作也换了一个人。在卡拉OK里,你听不见原声,你听见的全是假嗓子。用原声唱的偶尔也有,但那是为了博大家一笑,笑过之后,马上憋了假嗓,再唱一曲,像花腔女高音,以示他是会唱的人。声乐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创造声音的区别,现在却成了人声统一运动,现在不是为了向听觉提供陌生,而是灌输熟悉。
我那位好同学发现,被歧视的仅仅是他的不被文化价值取向认可的原声,只要他用普通话发言,就没有人会歧视他,他甚至会在讲方言的人面前体会到一种优越感。他渐渐明白,说什么话,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发言,不仅仅只是一个口音的问题,而是一个发言权的问题。他朴素地总结出来,用普通话发言会有好处。将来毕业,凭他这一口口齿清楚的滇南话,广播电视局这样的单位他是进不去的,话剧团他也是进不去的,公关先生他是当不成的。
普通话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方便,还因为它是一国之都的发言方式,而一国之都又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对外交流的中心,一切价值的衡器。它实际上在发言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它是一种。权力话语。在他的故乡地区,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北,京来的,上面来的、工作队的同志。在中国要冒充一个果戈理笔下的;钦差大臣,当然要用普通话。普通话一方面利于不同的方言之间的交流,沟通思想;但另一反面,它也容易成为“文化大革命”那一类时代控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工具。因为它的目的是统一不同方言中的人的发言,同时它又是意识形态的发言方式,所以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发言,求大同的发言。它必然是以逐步剔除方言中那些与一统相悖的个别的部分为代价的。不可能设想1966年的“革命”是一场用没有经过“革命”过滤的原声发言的革命。文学本来可以对发言方式的形而上化作出形而下的弥补,但一旦作家们都服膺于权力话语的权力,那么将不是作家的写作而是由普通话来造就一整代的作家,将不是由作家的写作来消解普通话的形而上的趋势,而是由普通话的权力来潜移默化作家们的发言。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是用普通话发言的作家。
发言事关前途,4年之后,这位同学不但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还会讲地道的昆明话,口音还有点像昆明电台的某某某。他被留在昆明一家电视台工作,发言权给他带来了物质方面的好处。贺知章离开故乡几十年,是“乡音无改鬓毛衰”,而这位同学是青发如丝,却不说家乡话了。他后来以别人从他的发言中听不出来他的乡音为荣,没有人猜得出他是哪里来的人,他对此问题,总是反问“你猜猜?”所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笑而不答。他患了原声恐惧症。对原声的恐惧实际上也就是对原在的恐惧。原声就是原在的声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在之地,不就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话吗?原声恐惧症只有依靠不断地前进,最终抛弃原在之地才能缓解。所以我的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同学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又跑到北京去,根本就不说云南话了。再后来,他发现,用英语发言会比普通话发言会更有好处(世界性的“普通话”),他开始猛攻英语,三句汉语夹杂着半个英语单词的发言,没有人以为怪,反而从他单词乱冒的现象,预见此人必将前途远大。当他终于可以用英语发言,就飞到美国去了,只讲英语。就这样。这位同学从抛弃原声(母语)开始,一步步成了这“世界公民”。这个故事不是要贬低普通话,其实故事中的普通话,也可以换成英语。
这个故事总是会使我想起当代某些抒情才子成为诗人的历程。以汉语写作始,以译成英语或瑞典语为终,不正是一整代的诗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吗?在今天,成为诗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没有家的人。家的丧失,是从原声的丧失开始的。我会想起用陕西话发言的杜甫,用四川话发言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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