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卢梭意义上的普遍意志，是全然接受不同。它的“普遍性”被理解为法律面前的一种平等：没有任何公民被排除在外，也不会认为低他人一等。“任何表面的排斥都会打破普遍性。”普遍性在什么意义上对于所有人是共同的？卢梭补充说，它代表个别意志的“不同总和”，“一种略微不同的总和”。卢梭这里使用了微积分语言，如同莱布尼茨所设计的那样。普遍意志不是一种同—性的总和，它甚至与每个个体的同一性相反，旨在寻找一种包含着不同的普遍性。莱布尼茨通过一种在城市和城市居民对它的看法之间的比照阐明这种从个别到普遍的过渡：“从不同角度去观照的同一座城市看上去完全不同，它好像通过透视的方式被增多。”
具体地讲，每个公民都有他自己的利益，然而利益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是不同的。如果人们放弃强迫别人去服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得每个人都变得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不公正，正如城市的任意一个居民的角度，以致他可以超然物外(根据狄德罗的一种表达，不管他是否“在激情的沉默中”行事)，以致他可以站在普遍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就这样，总之，在一种民主政治中，当选者被认为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行事，而他们却只是由一些人投票选举的。要做到这点，每个人都应该临时地站在意见不同于自己的邻人立场上看问题，尝试像邻人那样去推理，随后才能够采取一种考虑到彼此差别的观点。在追踪卢梭关于这个主题的思考时，康德不认为那是一项非凡的任务。他断言：“在人的自我中没有什么比站在任何他者的立场去思考更自然的东西。”人们就这样把各种不同整合到高级别的统一性里。
启蒙运动的教训因此在于说出多元性能够产生至少三种方式的一种新的统一性：它鼓励竞争中的宽容，它一。一种全民意志的思想孕育着极权主义的设想：所有公民应该仰仗相同的理想，不同意见如果出现将被压制和消除。
相反，卢梭意义上的普遍意志，是全然接受不同。它的“普遍性”被理解为法律面前的一种平等：没有任何公民被排除在外，也不会认为低他人一等。“任何表面的排斥都会打破普遍性。”普遍性在什么意义上对于所有人是共同的？卢梭补充说，它代表个别意志的“不同总和”，“一种略微不同的总和”。卢梭这里使用了微积分语言，如同莱布尼茨所设计的那样。普遍意志不是一种同一性的总和，它甚至与每个个体的同一性相反，旨在寻找一种包含着不同的普遍性。莱布尼茨通过一种在城市和城市居民对它的看法之间的比照阐明这种从个别到普遍的过渡：“从不同角度去观照的同一座城市看上去完全不同，它好像通过透视的方式被增多。”
具体地讲，每个公民都有他自己的利益，然而利益而且，它们也受到携带着自身宗教、风俗和记忆的其他移民人口的影响。像卢梭所说的，“全民意志”若非一部分欧洲人承受来自他者的一种暴力压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或者那么它将只会是一个幌子，一个被极力粉饰的合乎道德的面具。 相反，如果人们借助启蒙时代所作的分析，如果我们把给予我们差别的身份和我们从中获益的方式作为统一性的基础，而不是为了把某个品质归功于所有人而孤立地看待它：通过促进宽容和竞争，推动批判精神的自由实践，鼓励将自身投射于他者并由此进人一个包含彼此观点的普遍性层面的自我超越，欧洲的同—性。即它的“普遍意志”将会因此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想要为所有欧洲人撰写一部相同的历史，我们将不得不取消他们不和谐的一切起源；结果将是一部虔诚的历史，隐藏起一切让人不快的东西，与当下“政治正确”的要求保持一致。反之如果我们尝试撰写一部“通”史，法国人不会满足于只把视角放在自身去研究他们的历史，而会考虑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阿尔及利亚人或越南人对相同事件的看法。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民并不总是扮演英雄和受害者的有利角色，由此避免受到善恶二元论的诱惑，只看到分布在边界每一边的善和恶。确切地讲，明天的欧洲可能共同抱有并作为他们最宝贵的遗产加以珍爱的正是这种态度。
保留差别的存异能力使得欧洲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大的政治集合：它有别于印度或中国，俄罗斯或美国，在那些地方个体干差万别却被包含在一个国家里。欧洲，它不仅承认个体的权利也承认欧盟成员国政治、文化和历史共同体的权利。这种智慧不是上天的眷顾，而是曾经付出昂贵代价的结果：在成为体现宽容和互认的大陆之前，欧洲经历过痛苦的撕裂、致命的冲突和连绵的战火。欧洲仍留存记忆中的这一漫长经历，无论在它的叙事还是建筑，甚至它的风景中，都是为了多少世纪后能够享有和平曾经必须履行的义务。
启蒙运动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创造，如果没有欧洲空间的存在，它不可能诞生。而反之也亦然：启蒙运动就是欧洲的起源，正如我们今天所构想的一样。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欧洲，就没有启蒙运动；但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欧洲。P153-157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障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合“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武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2012年7月
《启蒙的精神(精)》内容介绍：上帝死了之后，乌托邦坍塌之后，我们还能在怎样的知识和道德基础上建设共同的生活？如果今天我们想在启蒙思想中找到应对当前困难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形成于18世纪的所有主张，这不仅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还因为这种思想是多元的，不只有一种。我们需要的毋宁是启蒙思想的重建，它将通过批判性的审视，通过清晰地比较其令人向往和令人失望的后果，从而把这笔过去的遗产加以保存。如此，我们就不会歪曲启蒙思想，甚至反过来才是对的：正是通过批判启蒙思想我们才能始终忠实于它，才可能发挥它的教益。
《启蒙的精神(精)》的作者是茨维坦·托多罗夫。
启蒙运动是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它直接孕育了一个崇尚科学、理性、民主和自由的现代欧洲。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已经远远逝去，但是作为其遗产的启蒙精神影响持续至今。究竟什么是启蒙精神？今天重提启蒙精神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启蒙精神？这些都是法国著名评论家托多罗夫深层次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有时代使命感的学者，托多罗夫试图从政治哲学和现实的角度去回答这些问题。《启蒙的精神(精)》(作者茨维坦·托多罗夫)一书旁征博引，其论说既有历史厚度，又颇具时代感，为我们理解启蒙精神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