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全球畅销50年，是最好的世界文明史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以壮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优雅的文笔、精辟的洞见，全景解读了人类5000年文明演化的大趋势，带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本书由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等大师，倾情撰文、共同推荐。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是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独力撰写的一部简明世界通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世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最短”的作品，让年轻人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兴趣，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从穆斯林世界、黑色非洲到远东，从西欧、美洲再到另一个欧洲（东欧和俄国），一代史学宗师以大历史的视角帮助我们认识人类主要文明。

布罗代尔认为，只要写得简洁明晰，充满睿智，即便是历史教科书也能写成传奇历险故事。《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各个部分自成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兼有章节简约和内涵丰富之长。不仅视野广阔，反映政治军事状况，更呈现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整体；而且尤其注重对历史的洞察，对趋势的把握，以探求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

这是20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的巨献，饱含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文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读一读它。

自1963年初版以来，《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法国持续再版，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等译本广受好评，至今畅销不衰。

中译本序（常绍民）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莫里斯·埃马尔）

自序

导言　历史与现在

上编　文明释义

第一章　术语的衍变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第一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国家

第四章　历史

第五章　地理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至18世纪）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第八章　历史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第三部分　远东

第 十 章　远东简介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

第十五章　日本

下编　欧洲文明

 第一部分　欧洲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第二部分　美洲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年十月革命

第二十五章　1917年以后的苏联

附录　英译者前言（理查德·梅因）

译后记（常绍民）

为了填满它的不幸，朝鲜“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被冰封住时”还是“苏联的门户”。日本海在南至北纬38度的地方会结冰；而早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就对这一要道产生了兴趣。过去，在日本人对朝鲜的帝王形成威胁时，他跑到了俄国大使馆避难。

朝鲜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虽然至少远至汉城这样靠北的地方仍生长着竹子，但很寒冷，北方为广阔的针叶林覆盖，只是在西部和南部有着繁忙的海岸和广阔的平原。对其高达3100万的人口（每平方公里超过140人）来说，平原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半岛的南部延伸到大海深处，有一系列岛屿。其中最有名的为位于朝鲜海峡中央的对马岛：它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到两地的距离为100公里稍过。朝鲜与长江口之间的距离为500公里。

因而朝鲜受到了大海的很大影响；它不仅是一个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国度，有着森林和矿藏，也是一个渔民、航海家和商人的民族。自其历史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它就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富有成效的接触搭建了桥梁；自中世纪起，它尤其充当了进行阿拉伯和波斯贸易的中国南部与北方地区之间的联系纽带。作为一个通道和十字路口，朝鲜是一个商人和移民的国度。

·朝鲜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岛屿，自愿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但也情愿或不情愿地向外部世界敞开，借此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遥远的历史是中国从文化上征服朝鲜的历史。这三个王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新罗（Silla，公元前57年），其次是高句丽（Kokuryo，公元前37年），最后是脆弱的百济（Paekche，公元前18年），它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因而，它们彼此大致属于同一个时期，但中国文明来到它们中间是分先后的。佛教先在高句丽立足，随后是在百济（公元384年），最后是新罗（公元527年）。

三国中最原始的一个王国新罗超过了另两个国家，并在公元668年到935年把整个朝鲜控制在自己手中。该王国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唐朝统治的整个时期（618—907年），都享有兴盛的大型贸易；它尤其生活在那种通过折射得到的光辉上。  庞大的新罗瓦解后，朝鲜的统一因一个新的统一王国高丽（Kory6，913—1392年）而得到恢复。朝鲜的国名即源自这一王国。高丽文明因印刷术的发明而繁荣。这种技术源自中国，是在9世纪发明的，但发明金属活字印刷的是朝鲜人（1234年）。佛教以简化的禅宗的形式（中国人读作Tch’an，日本人读作Zen，朝鲜人读作Segn）在文人和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儒教在此扎根并兴盛起来，而且根基更为牢固。铸铁雕塑出现了，随后是真漆塑像和五光十色的瓷器，“从中能够发现朝鲜传统金银匠的品位”。

这种全盛局面无疑与整个远东普遍的进步分不开。但朝鲜幸运地躲过了当时笼罩中国的蛮族袭击，后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只是触及半岛。然而，试图打开中央王国所有大门的蒙古人在日本失败后，最后在朝鲜取得了成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自1259年到1368年，控制了该国。

朝鲜恢复独立后，处在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Yi）的统治之下，该王朝掌握政权一直到了1910年日本入侵。除几段动荡时期外，比如1592年到1635年相继遭到中国明朝和日本的入侵，李朝是朝鲜一个和平独立、富有成果的时期。

毋庸置疑，这几百年的主要特征是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作为其结果，兴起了一种部分上从其普通民众无穷无尽的想象中获取灵感的文明。文字书写的变化促进了这种对大众文化的吸收。“在那时之前，中国的文字书写只能让文人用口头语言进行思考和书写。过去用中文撰写的小说现在开始用朝鲜文撰写，而且社会的整个新兴阶级得以接近文化。到了18世纪，这种丰富多彩引发了一场堪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美的文化沸腾。”（Vadime Elisseeff语）

然而，在朝鲜社会的顶层，仍然存在着一种贵族的、精雕细琢的文明。这种文明以新儒教的胜利为特征，具有某种理性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倾向。正是在那时那些家族信仰和新儒教由以立身的伦理思想生根发芽。即使到了现在，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朝鲜人仍然是“其最虔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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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1980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他们不是在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于1996年出齐），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围，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好的传统，既重视书本和理论知识，也重视田野工作。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期，很难被视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透视布罗代尔的成长道路，也可看到这一点。这位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史学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洛林乡下度过的，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等乡村生活。长大成人后，本来一心一意研修医学的他迫于父命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并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并开始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诸国，出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得以“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它的历史作用，萌发了以地中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度过了他自称“很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对地中海历史得出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因为“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在其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布罗代尔结识了正在为“新史学”而奋斗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并被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迷住了。他本意是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写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渐成形。

就在布罗代尔准备动笔写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论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打响了。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驻守马其诺防线，结果被德军俘虏。在孤独、沉闷、难以忍受的五年战俘营生活中，身体得不到自由的布罗代尔在精神上却神游波澜壮阔的整个地中海，并把心得体会记在已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本上。实在难以想象，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初版长达1300余页，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监狱中几乎全凭记忆完成初稿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7年，这篇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即1949年，该书分两卷正式出版。

笔者无力对布罗代尔的整个学说及其著作进行深入、全面的评价，在此我只想重点介绍他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谈一谈《地中海史》。诚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言，它是布罗代尔最负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几部著作所能比拟。该书获得好评，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这一点同样令人钦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它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和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长达150余万字的洋洋大作中，作者从总体史学的思想出发，努力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台阶，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具体说来，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局部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论述的是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这是一种处在地理环境之上而又有别于它、节奏缓慢的历史。该部分重点考虑的是“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属于传统历史学的部分，叙述的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它们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个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按照这样的结构和安排，书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纪中晚期该地区的政治史。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和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在时间轴线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面，在空间上不同尺度交错坐标共同演绎的历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费弗尔称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从它对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如此，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来说更是如此。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主要特点在于倡导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所谓“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倡导比较研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凡此种种，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两人也都撰写过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国王们》，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虽然这些著作运用了他们积极倡导的新史学方法，但难以说是体现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广度和成就上明显超过了其精神导师。此书也奠定了他作为年鉴学派旗手和第二代领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两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属于未竟之作，被国人大加推崇的《物质文明》着重探讨的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础上的发展，且过于琐碎，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罗代尔，了解其学说思想，必须从《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罗代尔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法国16到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全书计约40万字，分为三大部分（中译本作上、中、下编）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如何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然而，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

首先，作为教材，这一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要做到这一点，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要力求公正。“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然而，当时法国教育的现实，却是在中学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才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曾经当过教师的布罗代尔非常不赞成这样划分课程，力主把步骤颠倒过来：“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这样才能使尖端的历史学富有生机。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是要帮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创见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上匡正了人们认为布氏只注意结构、局势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误解。不过，由于法国史学界和教育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请参见本书法文版前言），布氏的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学教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一部通史。在当代，随着学术分工的细化，也出现了学科碎化的状况。最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如《剑桥世界史》系汇集多人之力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延请最有名的专家，保证书稿的质量。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各个部分自成一体，难以会通；这样的著作往往具有学术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这部书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国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第四，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文明史》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截至去年，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译本也受到了好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能够让人们对年鉴学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译情况。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行文洗练、有力，概括性强，因而翻译难度较大。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译者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在根据法文版翻译完毕后，我们又据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译，1993年企鹅丛书版）逐字逐句校订了全部译文。尽管如此，译文中难免仍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翻译工作由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和常绍民承担。常绍民校改了全文。译稿尚未完工，年仅40余岁的冯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谨在此表示无尽的哀思。

常绍民

2003年8月

1963年，如日中天的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雄心勃勃地进入历史教学领域，用年鉴学派的方法为法国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编写了一部教材，即《文明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马尔语）。要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认为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工厂、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这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斗史或历史事件之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可以说，为了这部部头不算小的“小”书，布罗代尔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然而，就一本教科书而言，《文明史》无疑失败了。其表面的理由，如同时代法国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在前言中批评的那样：“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一句话，这部教材难懂难教。表面上看，确实如此。《文明史》计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章。上编“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中编“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下编“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全书富于理论性，涉及面甚广，以集约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大文明，并在不少地方提出了独立见解。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法国教育界内部的斗争。用埃马尔在《布罗代尔教授历史》中的话：“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在尖端史学领域，布罗代尔取得了巨大成功，蜚声国内外，但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面对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体制，他肯定无疑地失败了：历史教学恢复了从1914年、继而从1939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文明史》在1970年就被悄悄地从销售目录中拿掉了，甚至未能入选教师用书。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史》却又取得了很大成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著作。对这部书的价值，出版方有充分的理解。在隔上几年就予以重印的同时，出版者一直恳求作者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布罗代尔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作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这部书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供大学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袖珍本，以后又不断重版。再后，英、德等西方文本问世。遥远的东方，也有了日文和中文译本。学界公认，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文明史》为人们呈现了一部世界史，一部不同于《地中海史》的世界史，其目的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用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鸿篇巨制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简言之，一部不成功的教科书蝶化为一部不朽名著，对世界各地产生着影响。

说到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与布罗代尔相似的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夏曾佑，他曾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今人评价它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这部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出版，民国时期广为人关注，时至今天仍在重印，不过读者群已主要不是中学生。以新的史学方法撰写中学教科书的还有顾颉刚。顾氏认为，1922年，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2年，他以此在当时中国可谓全新的观点为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书成后印行160万册，却因所谓“非圣无法”遭到学术界以外各种势力的反对，后者认为这一历史教材竟然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教材，应当取缔，同时还要对出版商予以重罚。商务印书馆因此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历经周折方平息风波。就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史教科书而言，布罗代尔的这部《文明史》与顾氏那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遭受失败的厄运，尽管因国情不同没有后者那种磨难。布罗代尔有言：“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布罗代尔至死都在坚持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观点。“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莫里斯·埃马尔语）

翻译《文明史》，是在跨入21世纪后不久，应斯时在北京贝贝特主事的呼延华兄之约着手进行。译事本拟由翻译过多部法国史名著的老友冯棠先生主要担当，但他因杂务缠身，再兼呼延兄在时间上要求较紧，他只愿承担其中一部分；不幸的是，刚刚完成所承译的那些部分的初稿，未及汇总通校通改，冯先生即沉疴复发，没有能够见到中译本问世即告别人寰，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无法忘怀的痛。

为了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为了向布罗代尔这位我最为尊敬的西方史学大师致敬，也为了布氏这部堪称经典的“小”书，我勉为其难，承担起译著出版前的各种杂事：逐字逐句校改全书，统一译名和文字风格，补译部分内容，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添加一些译注，甚而包括部分编辑工作。法文水平不够，勤查勤问；知识有盲点，同样靠勤查勤问。七八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挥汗如雨，以满腔的热情与罕见的酷暑抗争。翻烂了两部字典，一部法文，一部英文；翻烂了两部西文原书，一部法文原版（Flammarion，1987年），一部英文译本（Penguin Group，1993）。英译本是托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刘东先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亚马逊购买的。应当承认，校改译稿，大量参照了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的英译本，部分章节，也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不过，所有译稿均据法文原版改定，英译本与法文原版不一之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亦以后者为准。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2003年12月中译本正式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广泛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如李公明、蔡天新等郑重推介这部书；一些专业史学网站刊载相关评论文章；也有一些文章专门对这部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如罗珍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李宗奇的《略论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与历史教学》等。搜索网站，可以看到大量相当有水平的评论，如朱正琳认为“关于文明或文化，布罗代尔有一个独到的概念，指向他所谓的‘长时段的历史’。他拒绝了‘历史哲学的概括’，而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最简单地说，‘这个定义里有三个起作用的因素：具有边界的文化区域、借鉴和抵制’。他认为只有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而‘所谓恰当是指易于用来观察，而且足以排除任何价值判断’。这本《文明史纲》（上一版中译本用名），可看作这个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以为，读它会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时下被滥用的文明（或文化）一词的理解”。

网民“性情中老虎”称赞此书是“了解过去与现在的一把钥匙”。也有人感叹，这样一部写给法国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一部探讨文明问题的教材，实已成为学术上的经典著作。“能用这本书作教材的法国中学生是幸福的”。当然，幸福是相对的。没有相当扎实的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基础，想读通这部书不会那么容易。正因如此，许多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慨叹，法国的一部高中教材，让他们望而生畏。不过，历史系学生畏惧，并没有令其他学科的读者却步。或许与本书的主题即文明相关，不少文化学者大量引用它。更为奇特的是，不少大学的建筑系把它列为学生参考书。如一本《建筑学新生专业入门指南》这样写道：“读历史不能指望一些电视节目解决问题，历史这门学科包含太多东西，需要沉下来认真读些书——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这样的大砖头可能比较难读（不过也物有所值），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那几本相对轻松愉快。”还有一个让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现象，即几乎全国省份的高考历史练习题或试题中，都有用布罗代尔《文明史》做题干的选择题或者简答题。与此相应，产生了许多与此书相关的课件或解读。这在无形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2003年年底，《文明史》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译本当时取名《文明史纲》。这一译名是据法文本原著和英译本书名结合而成。而今选择“文明史”一名，主要是应出版方的要求，意在求新求异，其依据主要是梅因的英译本。实际上，法文原版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直译当为“文明语法”或“文明释义”，更为中国化且较为准确的译名或许当为“文明史教程”或“文明史基础”。

相较上一版中文版《文明史纲》，《文明史》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地方。首先，前者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87年版，现在依据的Flammarion 1993年版。两版均系在作者身后问世，但新版除对上一中文版个别错误进行修订之外，还在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五章后补充了布罗代尔1966年撰写的附言（这些新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张文英补译），反映了作者在本书1963年初版后作者对世界文明问题新的认识。如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后附言重点谈中苏冲突后的两个突出事件，一是中国原子弹爆发，一是中法建交。而今适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读此别有意义。第十九章“欧洲的统一”后除1966年附言外，另附作者之子保罗·布罗代尔记录的布罗代尔1981年在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就欧洲统一问题所作的演讲，涉及人文科学与历史学作用问题，弥足珍贵。其次，利用此次重版之机，我们对原译稿进行了再度加工，除润饰文字外，厘正了上版遗留的不少错误，包括把原译“上编文明史纲”改译作“上编文明释义”，使之更贴近作者原意。最后，根据世界形势新的变化（旧译《文明史纲》出版至今已十年有余，尤其是借助于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我们对上版注释作了订正补充，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校改工作主要由本人承担。因能力所限，译稿中仍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常绍民

2014年3月31日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完成了只有巨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弗尼吉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让人耳目一新的文明史概述……这部历史著作提供了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灵魂人物……他的这本书论述了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发展，非常适合高年级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大众读者阅读。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这简直就是一部史学的珍宝，而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它的见解光芒四射，令人惊叹，不同凡响。布罗代尔笔下的地球文明形态各异、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充满了深情、兴奋、博爱乃至希望的历史全景。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这幅历史图景公正合理，无可辩驳，不仅有力地传达出时间的流逝，还有地理和空间的重要性。即便是随性而发的见解，譬如欧洲是亚洲的一个半岛，都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布罗代尔睿智而仁慈，再次带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真知灼见。

——《观察家》（The Observer）

布罗代尔拥抱世界，端坐于上帝的云端。

——莫里斯·德吕翁（Maurice Druon，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师生撰写的世界通史《文明史纲》，囊括了数千年的时间和空间，勾勒出人类历史的主要文明。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

这部著作旨在，使年轻读者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副主任）

布罗代尔是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代宗师……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追求真理、关怀人类的范例。我们基本上可以仿效这一范例，学会在危难之时如何保持正直完整的人格。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

阿诺德·汤因比、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互动、成就、衰落和消亡。而布罗代尔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

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蒙塔尤》，曾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很多人其实过分夸大了历史事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当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的转折点时，你很可能发现促使世界发生变化的并非彼时的某个历史事件，历史的变化是与其深层结构相适应的。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法国年鉴学派值得我们学习，很了不起……西方除了法国以外，历史无大师。

——何炳棣（中国史学泰斗）

过去，人们在解释历史时，或者只重视单一的因素：个人、思想、地理、政治、经济……；或者不分主次地把各种因素掺在一起；或者提出文化冲突、挑战与应战这类概念。布罗代尔用的是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现的“尘埃”（政治事件）。

——张芝联（著名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用著作为自己竖起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是史学界的骄傲与自豪，也是激励人们向史学发展新高度前进的动力。欲了解当代西方史学，须自布罗代尔始。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

众人常谓史家治史，于理论、实论难能相兼，有大成就者，或独擅理论，或长于实论，二者兼擅且有突出贡献者，唯法兰西之布罗代尔。

——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其它一些当代重要史学著作一样，据说是用先进的“全球观点”而不是用过去的那种某个“地区观点”或者“某种文明的观点”去看待历史。这种全球观点与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和“长时段”观点应该说很有些关系，假如从这个角度去说，老斯这本书恐怕远不如布罗代尔的书深刻和地道。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