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系清代高邮州人，均为进士，并供职于翰林院，被公认为“海内无匹的训诂学家”，尤其是王念孙被誉为“国学大师、考据大师、经学大师、训诂大师”。父子俩一生著作甚丰，在全国影响极大。薛正兴编著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上中下）》系统、完整、全面、翔实地介绍和评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生平、业绩、贡献和为人。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他们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特别是在文献学和语言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高邮二王的著作，是中国古典校勘学走向近代化的指路标，是中国传统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高邮二王博极群书，观察敏锐，他们冲破了汉字字形的束缚，从有声语言本身观察、研究字词，从而他们就能解决古书中前人所未能解释的许多问题。薛正兴编著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上中下）》在广泛搜辑高邮二王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记叙了他们修身、治学、为政等人生的主要历程，并从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方面人手，重点评述了他们的学术成就。《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上中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前的古文今注、古籍校勘、辞书编纂等学术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以此说明高邮王氏学具有历久弥新的学术生命力。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高邮二王生平及著述

 第一节 高邮的文化沃土

一、古邗沟

二、盂城驿

三、神居山

四、文游台

五、高邮湖

 第二节 高邮二王家世

 第三节 王念孙生平述略

一、释褐以前

二、走上仕途

三、弹劾和砷

四、三任河道

五、安度晚年

 第四节 王引之生平简介

一、科举入仕

二、两任学政

三、平反冤狱

四、十年郎官

五、三任尚书

 第五节 高邮二王所处的时代

一、清中期社会政治经济概貌

二、乾隆朝编书刻书盛况

三、乾隆朝大兴文字狱

 第六节 高邮二王学术交游

 第七节 高邮二王著述叙录

一、高邮王氏四种

二、高邮二王其他著述

三、王念孙未刊著述

第二章 高邮王氏训诂学

 第一节 清代训诂学概况

一、清代训诂学的复兴

二、丰富多样的训诂学著作

1.经部注释书

2.史子集部注释书

3.训诂札记

4.训诂专书

三、清代训诂学的特点

1.具有朴素的历史观念

2.突破字形，由音求义

3.采用“比例而知，触类长之”的综合比较方法

4.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清代训诂学的缺点

1.训诂学为经学的附庸

2.滥用古音通转

3.轻视唐以后的新词俗语，不去作系统研究

 第二节 王念孙的古音学研究

一、王念孙的古韵二十一部

二、王念孙的古音二十三纽

三、古音学发展推动训诂学研究

1.通假借

2.明连语

3.求语源

 第三节 高邮王氏训诂学思想的来源

一、语言的社会约定性

二、语言为音义统一物

三、语言的历史发展观

四、语言环境决定字义说

五、重视方言口语的搜集整理

 第四节 高邮王氏训诂学的学术史地位

第三章 高邮王氏训诂学训释方法分类述评

 第一节 以声音通训诂（上）

一、注音辨义

二、就古音以求古义

三、假借

四、声训

五、转语

六、右文说

七、方俗语

八、合声与反语

 第二节 以声音通训诂（下）

九、连语

十、声近义同

十一、异物同名

十二、字异而义同

 第三节 据语境求语义（上）

十三、异文

十四、对文

十五、排比句

十六、互文

十七、变文

十八、倒文

十九、省文

二十、连文

二十一、骈词

 第四节 据语境求语义（下）

二十二、词序

二十三、虚词

二十四、句读分析

二十五、句法分析

二十六、词性辨析

二十七、连类而及

二十八、通例

 第五节 辨析字形求义

二十九、形训

三十、形近字辨析

三十一、同形字

1.字义引申中断而造成同形字

2.为两个不同的词造字时用了相同的字形

3.不相同的字演变为相同的字

三十二、异体字

三十三、古今字

 第六节 综合比较以义证义（上）

三十四、多义词辨析

三十五、同义词辨析

三十六、反训词辨析

三十七、二义同条

三十八、名字解诂

 第七节 综合比较以义证义（下）

三十九、古义对证

四十、倒用古注

四十一、词义相因引申

四十二、注意词汇史

四十三、验证实物

 第八节 高邮王氏发明新训范例

第四章 高邮王氏校勘学

 第一节 清代校勘学概况

 第二节 王念孙的校勘通例

 第三节 王引之的校勘通例

 第四节 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原则

第五章 高邮王氏校勘学校勘方法分类述评

 第一节 古典校勘学的校勘方法（上）

一、订误字

1.字形相似而误

2.古字相似而误

3.籀文相似而误

4.篆文相似而误

5.隶书相似而误

6.草书相似而误

7.俗书相似而误

8.避讳字相似而误

9.武后改字相似而误

10.生僻字少见而误

11.偏旁类化而误

12.涉上下文而误

13.一字误分为二字

14.二字误合为一字

15.字脱其半而误

16.语音致误

17.文义致误

18.据他书误改而误

19.不烦改字

 第二节 古典校勘学的校勘方法（中）

二、删衍文

1.不明文义而衍

2.不明训诂而衍

3.不明假借而衍

4.不明句读而衍

5.不明通例而衍

6.涉上下文而衍

7.涉注文而衍

8.误合二本而衍

9.旁记字误入正文而衍

10.注文误入正文而衍

11.正文误入注文而衍

12.词义牵连而衍

13.据他书妄加而衍

14.误字与正字并列而衍

 第三节 古典校勘学的校勘方法（下）

三、补脱文

1.补脱简

2.补抄脱

3.纠误删

4.补空围

四、乙倒文

1.不审文义而倒

2.不明训诂而倒

3.不明句读而倒

4.不合文法而倒

5.不明协韵而倒

6.互易

7.因字误而倒

8.因衍文而倒

9.因脱文而倒

五、理错简

 第四节 对校法

六、核版本

1.择善而从

2.对校捡漏

3.纠正旧校失误

 第五节 本校法

七、审文义

1.观前后呼应

2.据对文校勘

3.明字词古义

4.解句读难点

八、校上下

1.同篇章上下文互校

2.不同篇章异文互校

3.正文与篇题互校

4.正文与自序互校

5.据相同词语校勘

6.据相同句式校勘

九、明通例

1.明文例

2.明字例

 第六节 他校法

十、校他书

1.校以源头书或前出书

2.校以后出书

3.校以前后所出书

4.校以同时代的同类书

5.不同书中内容相同的篇章互校

6.校以古类书

7.校以古辞书

8.校以他书古注

十一、审古注

十二、引他说

十三、验实物

 第七节 理校法

十四、考古字

十五、审古音

十六、辨押韵

十七、明通假

十八、据逻辑

十九、据事理

二十、考史实

二十一、辨名物

二十二、审制度

二十三、明地理

二十四、观搭配

二十五、据推算

二十六、证语史

 第八节 高邮王氏推理校勘范例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邗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人工运河，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九十年的历史了。《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晋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人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春秋后期，吴国崛起。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任用军事家伍员、孙武为将，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楚军溃败。吴军攻人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楚昭王仓皇出逃。吴楚之战，楚国元气大伤，被迫迁都于都城（今湖北省宜城市东南），无力东进与吴争雄。吴王阖闾痛恨越国在吴楚战争中从背后偷袭吴国，便起兵攻越，被越王勾践击败，阖闾伤将指，卒于败退途中。阖闾死后，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夫差攻越大胜，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入臣于吴，吴许越为属国。吴王夫差胜越后，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便掉转戈矛，北上伐齐，进军中原，与晋国争霸。其时吴国地处长江下游，河川纵横，湖泊密布，交通全靠水路，舟师是吴军的主力。而长江与淮河之间无相通的水道，要北上伐齐，需由长江出发人海，再绕道入淮，这样不仅航程很长，而且海上风浪险恶，给进军带来困难。这就使吴不得不设想以人工河沟通江淮。在此以前，吴国已有穿过天然湖泊和河流，开凿人工运河的成功经验。例如，由吴太伯开凿的无锡伯渎港，是我国江南最古老、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伍员（字子胥）设谋伐楚时所开的胥溪运河，成为太湖西通长江的重要航道，船只由苏州西行，经胥口，入太湖，由东向西，穿过太湖，抵西岸，沿荆溪，经宜兴、溧阳、高淳至芜湖入长江；又开胥浦运河，沟通太湖和东海。因此，吴国决定利用江淮之间天然的湖泊和河沟，因地制宜，分段开挖，把若干个湖泊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公元前486年，吴国在今扬州市北面的蜀冈筑邗城，在城下开挖深沟，引长江水向北，经广武湖、陆阳湖（旧高邮州南三十里）两湖之间，人樊良湖（旧高邮州西北五十里），转向东北入博芝湖（今宝应县东稍南七十里），又入射阳湖（今宝应县东六十里），又折向西，经白马湖（今宝应县西北二十五里）到宋口（今淮安市楚州区西）入淮河。从此，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连通起来。这条人工运河临近邗城，便被称为邗沟，又称邗江（亦作韩江）。

东汉末年，作为南北通行水道的邗沟已部分湮塞，当时广陵太守陈登对邗沟进行了疏通与裁弯取直的改道工程，使邗沟不再由樊良湖转向东北入博芝湖，再往北入射阳湖，又折向西到白马湖，而是由今高邮直北径达淮安，大大削减了邗沟的弯度。这时邗沟的路线相当于今里运河一线，这无论在缩短交通距离或便利农田灌溉，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准备征伐江南的陈朝，乃循邗沟故道，开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省江都市南）人江，589年灭陈。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沟通漕运，顺利进行南粮北调，同时也为了解决“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问题，以方便军事运输，加强京城与洛阳的联系以及对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不仅开挖了关中的广通渠，而且开通了古今中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隋运河工程以洛阳为中心，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工百余万开通济渠（御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由板渚引黄河经荥泽人汴水，又自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之东引泗水达于淮河。这样就沟通了黄河与淮河。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二十余万开拓邗沟。大业四年（608）调发河北各郡民工百余万开永济渠，在今河南省武涉县界引沁水入黄河，向北通海河，直至涿郡（今北京市）。大业六年（610）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引江水经由今常州、苏州、嘉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南北大运河自南向北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全长2700公里，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为埃及苏伊士运河的10倍，中美洲巴拿马运河的20倍。在五六年时间里，完成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空前的创举。隋炀帝征发几百万民工开通南北大运河，繁重的赋税徭役压迫得老百姓透不过气来，十室九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但是，隋运河的开通对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后世南北交通、物资流通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唐代和北宋都十分重视漕运。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写《汴河铭》（《皮子文薮》卷三）称赞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至唐代后期，几乎“全倚江淮之粟”来维持帝国的局面。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运河作用更为明显，“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运河维系着京城的命脉，“乃是建国之本”。因此，唐宋两代都曾对邗沟一线的运河进行过疏浚和配套治理工程。南宋时期，由于南北对峙，战乱频仍，航运阻断，隋运河的有些段落日渐淤塞。

P3-5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88年lO月10日，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出版社举行签署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协议书仪式，我作为兄弟出版社的代表应邀赴会，聆听了《评传丛书》主编、老校长匡亚明先生关于编撰、出版这套大型丛书宏伟规划的讲话，深获教益，深表钦佩，深受鼓舞。三年后，《评传丛书》陆续出版，我就成为其虔诚的读者。面对传主即先贤们在“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内心深处兴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崇敬之情。

2002年秋，我在江苏古籍出版社退休而转为返聘留用。其时，老友、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任天石先生来访，告诉我周勋初先生提议要我撰写《王念孙王引之评传》，我说，眼下我正在点校整理《范仲淹全集》，尚未完工，恐怕一时难以承接写作任务。2003年春，素未谋面的长者冯致光先生（南京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来电话，正式约我撰写高邮二王评传，我如实汇报了我的顾虑，虽然读过不少人物评传书籍。但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写过评传，恐怕难以胜任。冯先生说：你既然能写出高邮二王的研究论文，也就能写出高邮二王的评传。所谓评传，顾名思义，就是有评有传，传中有评，评中有传，传评结合，做到写传实事求是，述评公允得当。相信你能写好。面对长者的信任和鼓励，我就只好应承了下来。

三十年前读研时，我曾下功夫攻读高邮王氏四种，后供职于江苏古籍出版社，主持编辑出版高邮王氏四种和《高邮王氏遗书》，其间大量地阅读了关于高邮二王的研究资料。多年来积存下摘录的高邮二王研究资料卡片二千余张，读书札记二百多条，编写的资料汇编《高邮王氏父子生平及著述》、《高邮王氏父子学术交游》二种，写作论文初稿《王念孙与训诂学》、《王念孙训诂学思想的来源》、《王念孙训诂学训释方法述评》、《王念孙发明新训范例》、《王念孙的校勘方法》、《王念孙的推理校勘》、《<高邮王氏遗书>略述》等七篇，其中有二篇经整理后公开发表，而大多数文稿和札记，只因职事殷繁，无暇理董，一直沉埋在抽屉深处。为写二王评传，翻出这些旧稿短札，觉得作为资料或许还有点用处，起码能省却部分搜求之劳。然而仅靠这些卡片、札记、旧稿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缺乏关于高邮二王所处乾嘉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全貌，王引之的学术业绩，高邮二王研究的最新成果等等资料。于是只能采取笨办法，那就是重新通读二王著述，继续搜求有关资料，认真构思评传章节。经过反复梳理和思考，总体上感到高邮二王在学术方面成就卓著，材料多多；而在生平方面，他们的求学、治学经历，也跟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并无传奇之处，他们在仕途上沉浮进退，确有几次可圈可点的壮举，也有过挫折，但这样的史实记载毕竟太少。我感到这二王评传真的难写，不好把握。

2005年4月16日，我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会议，下午顺道到随园教授公寓拜谒恩师徐复先生，汇报学业，也说了写作二王评传的困难。徐老说：不要怕难。你要记住，后人服膺高邮，就是服膺于高邮的学术和人格。我说：学生谨受教矣。这年仲夏，周勋初先生惠赠大著《李白评传》，我在致谢时，特意请教写作学者评传的要领，周先生说：撰写学者评传，重点要突出传主的学术贡献。通过写生平和学术业绩，以揭示出传主的思想底蕴和人格魅力。传要文史交融，评要有所褒贬，做到既有深沉的历史思考，又有导向的价值评判。我说：学生谨受教矣。鲁国尧先生提供给我最新的二王学术研究资料，并嘱咐说：高邮二王人品学问，世称楷模，他们不仅是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刚正不阿的廉吏。王念孙弹劾和珅，王引之平反冤狱，值得大书特书。我说：学生谨受教矣。

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群先生，同我一起商讨章节安排，修订写作提纲。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豪先生，对书稿的写作体例、行文规范提出了诚恳建议。《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先生，不厌其烦，细心审阅了拙稿的前三章，并提出修改意见。在写作艰难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先生劝慰我说：为保证书稿质量，写作不宜过分着急，交稿期限可适当放宽。以极大的宽容，允许我交稿一拖再拖。完稿后，江苏省语言学会秘书长王华宝先生受《评传丛书》终审小组的委托，逐字逐句审读了书稿；南京大学出版社马蓝婕女士担任复审，副总编辑胡豪先生担任终审。在这各次审读过程中，或调整用例，或改写附注，或勘补罅漏，为书稿质量严格把关，使之能最大程度上符合现行学术规范。在此，对上述诸同志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拙稿原计划有“馀论”一章，拟写“高邮王氏若干训诂条目商榷”、“高邮王氏若干校勘条目商榷”、“高邮王氏学对后世的影响”，等等。高邮王氏的训诂、校勘，向以精审见称，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受当时学术研究总体水平和所掌握古书资料的局限，他们在具体的校释条目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失误。例如，对偏义复词“成败”、“刑赏”、“祸福”、“耳目”、“亲疏”等词义的误解；分析省句例“唯无（毋）……”句式，立说前是而后非，中道易辙，误入歧途；特别是有些校勘条目，在缺乏直接的或间接的版本根据的情况下，高邮王氏的主观推测，其结论往往失之偏颇，引起争议；等等。高邮王氏之后的学者，如俞樾、孙诒让、章太炎、杨树达等，尽管他们平生服膺高邮，但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屡对王氏校释提出不同的看法。近人裴学海著《评高邮王氏四种》（载《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就指出高邮王氏不少的错误。不过，高邮王氏在训诂、校勘中的一些不足和失误，仅占其全部著述的极少部分，可以说瑕不掩瑜，无损于高邮王氏学的精深博大。最后，考虑拙稿篇幅嫌长，这“馀论”部分就只好割舍了。

拙稿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前修时贤的有关论著，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启发我拓宽视野，开阔思路，消解积疑，使得写作顺利完成。在此，谨向前修时贤致以深深的敬意。写作中还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关心和支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前后两任院长许惟贤先生、李开先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徐有富先生，江苏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吴小平先生，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先生、副总编辑倪培翔先生、副社长卞惠兴先生，广陵书社（原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社长曾学文先生、副社长孙叶锋先生，他们或帮助析疑，或提供资料，或惠寄图籍，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值此拙稿即将出版之际，我深切怀念我读研时的二位导师：洪诚先生（1910.12.6—1980.1.21）、徐复先生（1912.1.8—2006.7.24）。我年方弱冠，即受业于恩师洪诚先生，前后达二十年，先生耳提面命，亲切教导，至今言犹在耳，而恩师已长逝矣。每念及此，星陨山颓，曷胜摧慕。先师遗著《洪诚文集》，已由同门师兄弟合力编就出版，以自慰释。2006年7月下旬，正当拙稿紧张写作之际，惊闻恩师徐复先生逝世噩耗，辍笔摧咽，悲痛不已。先生教导我二十八年，在我撰写的一些论文初稿上都留下了先生批改的手迹。2006年元月25日，即农历新正前，师兄弟们同向先生拜年，先生九秩晋五，谈经论义，一如既往，嘱我发扬光大高邮二王学术精神，做专精研究。当时情景，如在目前，思之泫然。先师生前自订的《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一书，经同门师兄弟一起认真编校，终于赶在先师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召开之前顺利出版，稍可宽慰。先师洪诚先生、徐复先生，都是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的入室弟子，他们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激励我勤奋学习，专心求知；他们的谆谆教诲，我永远铭记在心；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心香一瓣，谨以此书献给先师洪诚先生、徐复先生的在天之灵。

薛正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