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传》是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传记。拿破仑27岁成为统帅，30岁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35岁加冕法兰西帝国皇帝，叱咤欧洲20年，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为之颤抖。

《拿破仑传》由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著，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拿破仑其人”，第二卷“拿破仑生平”，全书结合大量真实史料，详细描述了一代帝王崛起的传奇经历和心路历程。

作者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作家、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他于1928年在巴黎写作的这部《拿破仑传》，分“拿破仑其人”、“拿破仑生平”两卷，前一卷侧重写这一个人的品性和特质，后一卷以太阳一天的行程为譬喻，详述拿破仑由盛转衰的一生。全书从宗教哲学角度上看待这位历史人物，把人物命运描写得感人、富于人性，细腻而深刻，独具一格。

前言

第一卷 拿破仑其人

第一章 拿破仑的裁判们

第二章 理顺混乱

第三章 世界的君主

第四章 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

第五章 邪恶抑或善良？

第六章 工作

第七章 领袖

第八章 喜剧演员

第九章 命运

注释

第二卷 拿破仑生平

——就像太阳一天的行程

第一章 黎明1769—1795：从出生到葡月

第二章 旭日1796--1799：从葡月到雾月

第三章 正午1799--1807：从雾月到提尔西特

第四章 傍晚1807—1812：从提尔西特到莫斯科

第五章 黄昏1812—1815：从莫斯科到滑铁卢

第六章 夜晚1815—821：从滑铁卢到逝世

注释

译后记

开端是这样，来看看收尾：“拿破仑的政治事业是得到天才之效劳的利己主义的事业；在他的全欧大厦，就和在法兰西大厦里那种凌驾一切人之上的利己主义一样，损害了整体的建筑。”在一切人当中，拿破仑是“一匹被放出、蹿进放牧的牛群当中的硕大凶猛的野兽”——“他发现了自己的自爱之不受限制和无比残暴”，1813年，在德累斯顿，他对梅特涅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要唾弃百万人的生命！”——“的确，和他这样性格的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的；他的天才太大、太有害；越大，害处也越大。”——“这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成长为怪兽，在人类社会中推出一个巨大的我，这个我逐步地、一圈一圈地延长凶残的和抓住就不放开的触手；任何反抗对他都是羞辱，任何的自由他都不能忍受，而且，在他为自己攫取的无限的领域之内，这个巨大的我是不能容忍任何生命的，除非这个生命是他自己生命的附加物和工具。”换句话说，“一只巨大的蜘蛛，把世界抓在自己的利爪之中，吸吮世界，像吸食一只苍蝇一样，或者是魔鬼在地狱里发明的机器，为的是毁灭世界。”或者，最后，是从深渊之底浮现出来的启示录的那个巨兽；拿破仑一阿波罗，毁灭者，当时的《新约·启示录》的解经者是这样解释他的名字的。

“母亲，你看，你生了一个什么怪物呀！”他在阅读类似的诽谤书的时候笑着说。

1814年，在第一次退位之后，联军的全权代表把他送到了厄尔巴岛，而普罗旺斯的小镇奥尔贡的保皇派竖起绞刑架，吊死了拿破仑假人，民众高呼：“打倒这个科西嘉人！打倒这个强盗！”奥尔贡的市长发言：“我要亲手吊死他，为以前的事报仇！”而曾几何时，在拿破仑从埃及返回的时候，也是这位市长，向他致欢迎辞，在他面前下跪。

泰纳的态度也有些类似：在书的开端，他对英雄顶礼膜拜，而在结尾处，则吊起他的假人。

“做出最残酷行径的习惯虽然也令心灵枯竭，却不如抽象概念厉害：还是军人比律师好。”拿破仑说，他似乎预感到了“律师们”——“意识形态分子们”对付他的办法。

时代的标志是，对于泰纳的著作，谁也没有作出回答，因为阿图尔一莱维的书虽然怀有善意，却毫无帮助，不能视为回答：这本书试图证明，拿破仑不是别的，而是“直到骨髓都是善良的中产阶级”。

还有证明呢：在对于拿破仑的判决方面，东方同意西方，信教的托尔斯泰同意不信教的泰纳。《战争与和平》里的醉鬼听差拉夫卢什卡对拿破仑的判决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判决一样：拿破仑只是犯了“幸运的罪行”。他有“光辉而自信的局限性”。“顽童的淘气和自信心为他赢得伟大荣耀”。他的“鲁莽和下流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最低等级的无耻，连幼儿也知道感到羞耻而避免的”。

对于俄国的预言家，就像对欧洲的学者一样，也都是没有人理睬的。人群如同畜群，都是贪婪地朝着牧童们招呼他们去的方向奔跑的。“人群自己无耻，乐见上等人的堕落，乐见强者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渺小，他像我们一样无耻！’无耻的人，你们说谎：‘他是渺小和无耻，但是不像我们：他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普希金)

莱昂·布洛瓦是与泰纳和托尔斯泰完全对立的。他的著作《拿破仑的灵魂》奇异、混乱、没有标准，有时候差不多是疯狂的，但是，它又是天才地深刻的——是关于拿破仑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这一著作的敏锐度和新颖之处在于，作者使用历史认知的方法制造了神话——貌似的神话，实际的经验，自己个人的和全民的经验。他像庆祝依洛西斯神秘仪式的人一样地知道，神话不是谎言的童话，而是预言的象征，是被隐蔽的真实之原型，是神秘上面的遮盖物，不掀起遮盖物，就不能深入其中。通过自己的和自己民族的灵魂走向英雄的灵魂，通过拿破仑的神话走向拿破仑的神秘：这就是布洛瓦的道路。

“拿破仑是无法解释的；是天下人当中最无法解释的，因为他先于一切、多于一切，他是那个应该到来和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之人的原型；原型和先驱，已经近在眼前。”——“我们，19世纪末的法国人或者甚至外国人当中，有谁没有对于不可比拟的史诗之终结不感到无限悲哀呢？对于伟大帝国及其领袖太过突如其来的衰亡的思考，不是压抑了具有即使一个原子那么大的心灵的任何一个人吗？有一种回忆难道不是令人感到十足压抑的吗？——昨天，人们似乎还身处人类的最高顶峰，而且，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奇迹般的、受到热爱的、令人敬畏的、世界上空前的人士，人们，就像天堂乐园里第一批人一样，还可以自认为享有上帝在天下创造的一切，而现在，在此之后，又不得不掉进波旁王朝的污泥浊水当中啊。”

P12-15

《拿破仑传》分为两卷：第一卷“拿破仑其人”，第二卷“拿破仑生平”。这部传记源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论争，论争始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0—1901)一书(中文译本，杨德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译按)。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对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对拿破仑的贬低和羞辱——将之描写得“矮小、平庸、下流、滑稽可笑”。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因为强调拿破仑的“身体特征”而贬低了拿破仑的形象：“在托尔斯泰笔下，我们极为清晰地看到，托尔斯泰不同寻常的、有些过度的感性描写涉及外貌的细节，主要描写拿破仑的身体——正是活的躯体，而不是活的面容；即使是面容，也是作为躯体的延续，没有带给躯体画龙点睛的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尤其令人不满意的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给这位法国皇帝脱去衣服、让他赤身裸体(在博罗季诺战役的前夜，一位侍从用刷子帮助他洗澡，他自己喷香水)。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上，对拿破仑如此的“人性化描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不能接受的。

早在1913年，在写作关于圣赫勒拿岛的随笔的时候，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把拿破仑描写成为将阿波罗因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结合为一的形象。可以说这是日后《拿破仑传》的纲要。

《现代纪事》(巴黎)在1928年以两本小书册的形式，发表了梅列日科夫斯基《拿破仑传》第一卷的四章(第一章“拿破仑的裁判们”于1927年在《新舰船》上发表)。因此，在1928年贝尔格莱德出版全书之前，第一卷篇幅的一大半已经发表。

梅列日科夫斯基为写作《拿破仑传》一书花费很多精力，完成得很快。1928年年底，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科学院建立了出版委员会，开始出版“俄罗斯文库”，在第一辑中收入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拿破仑传》。同时，第一卷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

在传记小说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许多方面依然是一位象征主义者作家。在这里，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具有两个面貌：“白昼的”和“黑夜的”，或者可以说：没有面貌的面具。这位强人时时呈现始料未及的善良、懦弱甚至温柔的特点。

一位侨居国外的俄国作家M．O．蔡特林指出，《拿破仑传》的热情集中在伟大的、精神的、英雄的诸元素，所以，“就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那样，可以称之为‘英雄之书’”。区别在于，贝多芬得知拿破仑称帝的时候，撕掉了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乐的献词，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取普希金的一行诗当作题词：“命定完成不知所从的命令。”

这部传记的结构不同寻常。传记叙事的传统始于普鲁塔克，梅列日科夫斯基与这一叙事传统的区别在于，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布局结构：第一卷把拿破仑当作一个个人来刻画，第二卷则按时间顺序描写他的生平事迹。这一做法偶尔造成重复，有时候是文字措辞的重复，作者本人在注释中两次指出，他说，这样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件可以用不同的光线照明来解释——不是个人的光线，而是时代的、历史的光线。

这部书关于拿破仑的理念源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第三契约”的概念，从彼得堡时期他就一直宣讲这一概念。其实质可以归结如下——世界的命运有三个阶段：父神，旧约的造物主，生命在“主人和奴隶”的律法下面展现；神子基督的时期(“父与子”)，延续至今；未来将展现“第三契约”——“圣灵王国”，生命在爱与亲密情感之中展现。

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拿破仑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太阳神阿波罗最后的体现”。亚特兰蒂斯和启示录，这是“第一人类”的终结和“第二契约”的终结。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才同时既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也是“启示录的骑士”。梅列日科夫斯基说，他被送到世界上来，是为了告诉世人：“也许，终结即将来临。”

对于许多同时代人来说，拿破仑是“启示录的巨兽”，“一只巨大的蜘蛛，把世界抓在自己的利爪之中，吸吮世界，像吸食一只苍蝇一样，或者是魔鬼在地狱里发明的机器，为的是毁灭世界。”与此同时，如作者提示，拿破仑也是众人崇拜的对象：

老年近卫队士兵“不能分清他(拿破仑)和神子”。“你冷不冷啊，朋友？”在别列津纳，拿破仑问一个和他并列行走的老掷弹兵，当时零下二十摄氏度。“不冷，陛下，我一看见陛下，就感到暖和。”老兵回答。古代埃及人也可能就是这样回答自己的法老、太阳神的问话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作的时候，总是伴有对于俄罗斯及其命运的思考。作家的思想转向对于拿破仑乃是致命的战役——博罗季诺战役，用他的话来说，“我全部战役之中最血腥的”。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法国人战斗，是“为了世界和这个人，俄国人是为了祖国、还有更多的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战斗；他们认为是‘为了基督反抗反基督’。”

显然，在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做法中，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是多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拿破仑通过莫斯科走向印度、走向东方，“曾几何时，上帝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花园、天堂”——他想要把人类带引进入新的天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王国”。众所周知，普希金为纪念拿破仑逝世写了颂诗，其背后乃是拿破仑法典和法治国家的思想：

赞美，他为俄罗斯人民

指出崇高的命运，

从黑暗中传递出

给世界的永恒的自由。

在这部传记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念是命运不可避免。拿破仑从波克伦纳亚山高处眺望在他脚下延展的莫斯科城。他在等待和平谈判，传达给俄国“法制规则”。却忽然得知，莫斯科是空城一座。——他不相信，还在等待。只有到了夜间，他才进入莫斯科。“原来一座人口众多，却突然荒芜的城市、死寂的街道、无声的房屋之空旷，比最可怕的沙漠更可怕。空旷、无限的寂静——无限的秘密，俄国——就是命运。在这一夜，他方才得知，莫斯科全城陷于熊熊大火之中。”(1812年，俄国人口大约4500万，莫斯科人口大约30万；法国人口大约3400万——译按)

这部传记的深层含义及其历史意义，在于它面对现时代，面对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经历(1917年到该书写作的1927年——译按)；本书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伴随了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思考。

“我是必定能够在莫斯科取得胜利的，”拿破仑说，“如果(莫斯科)没有这场大火，我是能够达到全部的目的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写到这里的时候提示：“1812--1917。在那一年开始，在这一年终结；或许，如无彼，则无此。拿破仑说：‘我会在俄国宣布农奴获得自由。’果真他做到了这一步，就可能没有俄国革命。”  小说作者因为回忆起关于拿破仑的“四万本著作”——“四万个墓碑”，从而得出结论，拿破仑尽管誉满天下，却依然不为人知，很可能只有现在，经历过革命的俄国人才理解——他们所理解的拿破仑，是欧洲人所不理解的，而且，从那四万本书里也得不到理解。

阅读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本书之后，俄国哲学家伊万．伊林(1883--1953)写道：“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艺术家、小说家和戏剧家梅列Et科夫斯基是永远忠于历史资料的。他总是专注于历史上的重大人物——朱利安、列奥纳多、彼得、拿破仑、阿蒙霍特普(埃及公元前17一前14世纪第十八王朝的著名法老)、亚历山大——和在精神方面乃是突出的、复杂的和含混的时代。”

让我们记起第三契约，这是构成全部叙事的精神和道德的基础。

拿起一本新书，总是习惯性地首先看看作者(若是译著，则还有译者)的姓名，看看目录，尤其要看看有没有前言和后记。翻开一本新书，很像刚刚遇到一位陌生人，在倾听谈话之前，总希望多少了解一下对方，以求从阅读或者演说中更多受益。所以，如果没有前言、后记，总感到阅读有些突兀，觉得有所缺失。

正因为如此，自己在翻译外国作者的著作(非文学类)或者作品(即文学作品)后，总是努力写一篇前言或者后记，目的在于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译者虽然有机会发表译著，但是对于所译著作或者作品，尽管有所理解，却多半没有研究。尽管如此，帮助读者理解新书，应该是译者的一部分任务，即使难以做好，也要尽力为之，比没有好。

拿破仑是有世界影响的伟人，在欧洲历史上，大概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恺撒可与之相比。拿破仑的影响延续至今，超出欧洲(例如《拿破仑法典》)。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开始，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理念，推出《人权宣言》，但是革命又几乎总是造成混乱甚至内战，常常引起外国的干涉。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如此，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如此，20世纪中期的中国革命亦然(可以认为，对中国的干涉和干涉的意图至今还没有结束)。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形势，把旷世天才人物拿破仑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拿破仑继承、保卫和发展了大革命精神，制止了混乱局面，保卫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抵御了惧怕革命法国的反法同盟国的联军。拿破仑改革当时的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军事发展，为法国未来的发展作出贡献。可以认为，1804年拿破仑接受建议称帝一事，目的乃是进一步“拨乱反正”和维护法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拿破仑远征埃及(1798，目的在于牵制英国)和远征俄国(1812)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客观地看，前者促进了近代史上东西方的接触和交流，而后者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卫国战争”(第二次“卫国战争”是“二战”期间苏联击败德国纳粹的战争)。拿破仑在欧洲各地的战争，对于各国(例如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意大利和德国)、各地的地方割据势力是强大的冲击，激起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意识。所到之处，拿破仑都带去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拿破仑法典》的精神。

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在多年的混乱、牺牲和流血之后，法国一无所得，除了荣誉”，1814年，在盟军占领的巴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的元帅们说。“一无所得，除了荣誉”——这就是空虚、幻影、飘忽而过的乌云。

是这样的吗？全部的事业都像梦一样消失了？不是，有些事物保留下来了：《拿破仑法典》在欧洲肌体中奠基的法学骨架保留下来，这部《法典》是自罗马之后，从法律上确立个人权利的世界性的立法。如果说现代欧洲社会经受住专制制度反人权攻击的话，这可能也是因为拿破仑的这根脊柱依然强壮。

拿破仑的理想之一就是世界统一，他似乎不知世界之大，但是他主张欧洲统一，这是否也是当今欧洲一体化现实的先驱思想呢？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优秀传记《拿破仑传》分为两卷，第一卷是“拿破仑其人”，第二卷是“拿破仑生平”。前者着重对拿破仑的人物刻画，后者着重叙述拿破仑的功过成败。

拿破仑十岁离开父母，从科西嘉岛来到法国本土进入军校，十五岁升入巴黎军官学校，生活艰苦、受到严格训练，奠定未来事业基础。拿破仑独立性强，判断力强，有准确的预见性和远见。在个人品格方面，他几乎没有特权思想和行为，与将士同甘共苦，作战极为勇敢，身先士卒，十分廉洁奉公，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拿破仑待人真诚，在个人生活方面，毫无帝王将相大佬们多半惯有的淫乱陋习。拿破仑自幼酷爱读书，直到在圣赫勒拿岛不久于人世之时。

在精神生活方面，拿破仑是“异教徒”，或者无神论者，却又是宿命论者。但是他深刻理解基督教(法国绝大多数国民信奉天主教)在凝聚人心、开展事业，在革命、政治、法制、教育等诸方面的重要意义，治国必须顺应民意和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

“波拿巴实现了诺言：取得政权，给予和平。享有和平之后的第一要务乃是把革命所夺走的基督教灵魂再度输入法国。波拿巴自己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他知道，没有信仰，人是不能生活的。”(第二卷，第三章)

正因为如此，拿破仑获得法国千千万万民众的拥护、爱戴和崇敬；拿破仑第一次退位、被流放厄尔巴岛之后不到一年，秘密返回法国，立即获得人民群众热烈拥戴，竟在三天之后重新称帝百日，吓得欧洲各大国结成第七次反法同盟。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拿破仑传》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意义和宗教哲学意义，见于俄国学者尼科留金为本书俄文版所写的简论。这篇评论值得中国读者注意，因为这是在西方文化思想语境下对拿破仑精神的讨论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拿破仑。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拿破仑传》开篇就写道：

展现一个人的面貌，窥视他的灵魂，这就是每一篇传记故事——普鲁塔克所说的“一位人物的生平”的目的。

在这方面，拿破仑却不是幸运的。倒也并不是关于他的写作太少；远非如此：关于他的写作，事实上远远多于关于任何一位近代人士的写作。已经写作了大约四万本书，还会写多少本呢？也不能说这些书都没用。关于他，我们所知甚多：他的战争、政策、外交、立法、行政；他的大臣、元帅、兄弟、姐妹、妻子、情妇，甚至还有他本人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关于他．我们得知的越多，我们对他的理解就越少。

“这个伟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谜。”他的同时代人司汤达写道。“拿破仑的历史是一切历史中最模糊不清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布洛瓦说。

这些情况表明，在最近一百多年中，拿破仑的秘密一直不断增长。

是的，无论这显得有多么奇怪：拿破仑尽管名扬天下，但是依然是不为人知的。四万本书就像是四万个墓碑，下面都埋葬了“不为人知的士兵”。

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在1927年写的。到今天，2013年5月5日(拿破仑逝世192周年日)，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也许超过十万本书了吧。虽然很多，但是有一点也许我们可以推断，大概其他作者的著作至少在写作方式上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太相同，或者很不相同。而且，其他作者在广博和深入程度上，能够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比肩者，或许也是不多的。

我们相信，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对于这位“不为人知的士兵”、皇帝、将军、外交家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会给中国读者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本书译自2000年俄文新版，参看了1927年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俄罗斯文库”版，二者行文、注释完全一样，不同点在于前者使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俄语新式拼写法。全书注解按阿拉伯数字顺序从1开始排列，直到1148。而后者大概因为是在俄国国外出版发行的，依然用俄语旧式拼写法，全书每章、每节的注释按阿拉伯数字排序。写作一本大约25万(汉)字的传记，使用1148条引用语，并且加注，足见作者认真、翔实的态度和写作风格。

第一卷翻译过程中参看了英语译本1928年10月美国第1版第2次印刷版本(Napoleon The Man，Dutto n& co．，INS．，NY，1928)，在美国没有找到该书第二卷的英语译本；第二卷翻译过程中参看了2005年法语译本(Le Roman如Napoleon，PIesses de la Renaissance，Paljs，2005)，法语译本称之为《关于拿破仑的小说》，或许不妥吧。——在法国没有找到本书第一卷法语译本。

翻译是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倡议的，三联书店舒炜先生给予支持，杨乐编辑给予帮助，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热心帮助找到该书2000年新版，长子杨念帮助找到该书1927年俄文版、2000年版的前言和1928年英语译本，唐茂恒先生帮助找到该书第二卷法语译本。在这里向他们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德友

2013年5月5日于山西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