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作者、台湾作家薛仁明自2013年始，在台北书院长期开设史记讲授课程，成为台北书院最年轻讲师，被书院山长林谷芳戏称为“破格聘请，因为毕竟闻道有先后”。《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中他直取楚汉群雄的心魂，逆转长期以来对刘邦项羽形成的刻板印象，令人叫绝；他暗中以老庄的眼光来评说汉朝的开国人物与时代气象，言语之间与司马迁如莫逆知音。他让史记中的真意如水落石出般呈现，这种笔力可谓有神，令人感到酣畅淋漓。

薛仁明编著的《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读史记，直接触及历史人物的魂魄，读来令人心旷神怡。

作者如同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知心人，经他勾勒，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一代豪杰便仿佛有血有肉活脱脱地来到今天；作者从他们身上发现的生命气象又着实给人新鲜感，仿佛我们今天才识得他们的真容。刘邦表面上无赖轻慢，内里的伸缩自如却是王者风范；项羽外表上盖世无双，负才任气却是他英雄气短的原因；张良的从容有余令人遥想不尽，相较之下，韩信的自矜倨傲就显得格外刺眼……

当我们触摸到这群古“汉”人敞亮饱满的魂魄，再看历史会感到格外真切，我们自己也能从中找回中国人该有的生命气象。

大陆版自序

台版自序

第一辑 天人之际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违了！

 ──我读史记

 天人之际

 进可成事，退不受困

 “烹太公”与“踹小儿”

 魂魄犹乐思沛

 读书人读刘邦

 “拼爹”与“靠爸”

 不过一败

 多谈意思，少说意义

 项羽杀人

 从咸阳大屠杀到新朝气象

 天清地旷

第二辑 汉家气象

 长者

 闲人

 绰绰然，有余地

 一棒打响历史

 其犹龙耶？

 韩信的姿态

 韩信之死

 陈平厉害在哪？

 为君难，为臣不易──刘邦与萧何

 “萧规曹随”之外的曹参

 有此风光，便能成事

 屠狗樊哙

 今暴得大名，不祥

 其人如天

 离去的身影

 太史公与孔子觌面相逢

附录

 史记乃是我们的家书（杨键）

 ——读薛仁明新作《其人如天》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违了！

──我读史记

历代写史，公推二司马为最。其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大手笔。可惜，他是个儒者，生性严肃，还有些执拗，而且，又过度紧盯着“资治”之用，因此，全书写得严严实实，简直是密不通风。较诸《史记》，《资治通鉴》虽有所长，却少了些游于虚实之生气，更不易见那吞吐开阖的大气。

能吞吐开阖，方可大气。当年，因李陵之祸，司马迁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后来他写《史记》，偏偏却跌宕多姿，妙趣横生。如此不为苦难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阴影，反倒更能吞吐，更为大气，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马迁能将所有的磨难尽化成生命之阴阳回荡，《史记》这本领，是中国史书第一。

《史记》的荡气回肠，处处可见，我尤其喜欢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在《高祖本纪》里，太史公写刘邦击黥布后，途经沛县，“留置酒沛宫”，招旧识父老子弟，放怀纵酒。当酒已沉酣，刘邦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极好；朱熹曾誉之，“壮丽而奇伟”。可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从刘邦置酒沛宫一路写起，“悉招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到了这儿，偏偏就不将此歌辑入。盖不收此歌，其实无碍于叙事之完整，更无损于“资治”之用。或许，在司马光眼里，收进就多余了。但是，太史公不仅写入书里，还成了文章的一大亮点；在《史记》全书中，更时时可见诸如此类无关叙事完整、也貌似无用之闲笔。这些闲笔，看来无甚紧要，却可让文章顿时摇曳生姿。有此风姿，后人遂可读之不倦。这样地看似无用，其实最可沁人心脾，这正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闲笔，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不仅有了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也正因有此闲笔，不仅闻听得到这些人物的言语謦欬，更可触及那生命的魂魄深处。

《史记》在“大风歌”之后，接着又写高祖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着沛县父老，刘邦言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四句话，说得动人；尤其在刘邦自知余日无多之际（半年后，高祖崩），格外显得情真意切。刘邦最大的本领，是与世人无隔；他是个迥异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却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悦。因此相知相悦，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汉家天下。《汉书》说他，“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这是王者吞吐开阖的能耐。既然连“监门、戍卒”，都可“见之如旧”，更何况家乡的父老？于是，刘邦面对满城故旧，不禁脱口说出“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百感交集的话语。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独独只留了“游子悲故乡”一句，后头的三句，尽管感怀更深，可司马光大笔一划，直接就删掉了。

更可惜的是，刘邦与故人叙往事、思来日，悲欣交集，痛饮十数日，最后，欲去，沛县父兄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准备启程长安，结果，一出城，沛县全城皆空；满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献牛的献牛，献酒的献酒，刘邦不禁动容，遂“复留止，张饮三日”。这一段，《史记》写得满纸人情，简直是“氤氲四溢”，可是，《资治通鉴》却只字不提。

《高祖本纪》细细描绘了刘邦归返故里的欢欣与怆然，正如《项羽本纪》详述着项王垓下受围的慷慨与悲歌，写的，都是传主的魂魄。《史记》写事，更写人；《史记》写人，更写魂魄。那时，项王受围，英雄末路之际，不胜悲怆，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是，“歌数阕，美人和之”。这一段，《史记》写得勾魂摄魄，千载后，读之仍不免心惊；今人纵使不读《史记》，单单看京剧《霸王别姬》项王与虞姬悲歌那幕，都还要不胜欷歔的。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不仅将项王之诗给删除，索性，连虞姬提都不提了。

《资治通鉴》不写这些，当然是司马光的严正。儒者的严正，本是件好事；论语里头，孔子何等严正？有此严正，才有百世不易之大根大本。可是，当严正一旦过头，以至于无法呼吸，无法开阖吞吐，那么，就不免沦为拘泥闭锁了。宋以后的儒者，拘闭者日多；他们个个是正人君子，眼里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于是，英雄美人之事，多半不屑一顾。他们只知实、不知虚，只知有、不知无。《史记》写刘邦、项羽的慷慨悲歌，正如旧小说大量穿插的诗词，看似无关紧要，可却是真实生命的呼吸与吞吐。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国文明所说的虚实相生。

这些儒者，昧于虚实；因此，在正邪之间，便经常迂执不化。他们只相信“正能克邪”，却无法对世间的贤愚不肖有着相知与相悦。他们凡事太过认真，爱憎又极度分明，结果，在“大是大非”的幌子下，比谁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正因如此氛围，北宋才有那惨烈的新旧党争。在新旧党争中，司马光之所以会那般荒腔走板，不正因拘执太甚吗？而北宋之所以亡于党争，不也正因儒者的开阖吞吐出了问题吗？

宋以后，理学大盛；到了清代，朴学又起。由宋至清，但见儒生越来越正经，学问也越做越严谨。到了后来，他们是连一个词、一个字也毫不放过，半点都不得含糊。他们凡事较真，凡书也必要考证出究竟之真伪。他们整天忙着纠正别人枝枝节节的错误。这样地严谨认真，看似好事，可实际上，却只见一个个日形拘闭；从此，儒者开阖吞吐的能力更衰，气象与格局也更为萎缩。如此拘闭，到了民国，并无改善；在现代学院里，反更变本加厉。学院中的读书人，竟日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论文，不论格式、脚注、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缺一不可，严谨得不得了。可写这些极度规范的所谓论文，通常也就三、五之人勉强读之，除了为稻粱谋，除了不得不然之外，还有多少人谈气象格局？又还有多少人关心吞吐开阖？

二十六年前，因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我进了历史系。可才到台大，系里就开始教我们读论文、写论文。读来读去，但见一篇篇号称客观的分析，却感觉不到一点点历史的温度；只看到一桩桩貌似严谨的论述，却碰不着一丝丝人物的魂魄。每次读完论文，脑袋填塞得紧，心里则空虚得很；毕竟，那没温度，也没魂魄。现代学院毫无生命实感的学术论文的大行其道，与现代社会完全无法遏止的躁郁狂症的大肆流行，其实，是同一回事。他们，都失去了魂魄。所幸，后来我脱离了学院，开始无所为而为地读着《史记》，慢慢见识到太史公在叙事描形之际，以事显体，由形入神，这时，我读到的，不仅是中国文明原有的精神，更是自己年少以来消散迷失已久的魂与魄。唉，久违了！

“汉”人的生命气象

北京有个黄明雨，平日极低调，特殊的是，我曾在长沙、后又在北京，先后听过两个人，背着他，就说了三回，曰，“黄明雨这人了不起！”那两位，平日都不轻易许人。他们口中的“了不起”，究竟是怎么个了不起，我没细问。不过，让人背后批评，总是容易；让人在后头这么无保留地揄扬，却真稀罕。我的揣想是，明雨是个干才，又极有怀抱；世间上，能力与理想可同时兼得者，本来就少。可话说回来，这种人虽少，但以天地之大，真要去找，仍可找出那么一些的。因此，我觉得明雨最特殊的，其实是在于他既能干又有理想之外，还有一份与他眼下这四十出头的年纪看似不太“相称”的异常清晰的眼力。这眼力，借用佛家的话来说，或许，就是正知见吧！

有能力，有怀抱，又有正知见，这应该就是黄明雨受到揄扬的真正原因。近来，明雨在北京新创了一所体制外的师范学校，为了延聘中国文化的师资，数度来台，探访了几位名家。后来，他到台东池上，和我谈起某某名家极好、极了不起，又说起另位某人则是名过其实，其学问的后头，少了些真实相应的“生命气象”。我听他这么一说，心头一震，随即又颔首频频。咳！久违了，百年以来，“生命气象”这寥寥四字，久不闻矣！这“生命气象”，几几乎，都已成了广陵绝响。明雨这一提，我清楚，是对于整个国学的骊龙取珠，甚至，也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直探核心！

这些年来，大陆的国学热方兴未艾，发展的势头，一年猛过一年。有人认为，如此热潮，乃源于政府的维稳需求，换言之，这是一场由上而下、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运动。如此说法，自然有理。不过，这毕竟只是皮相之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呀！根据这几年两岸往返的所见所闻，我越来越清楚，国学热的后头，其实还有一股许多人感觉得到却未必充分意识的力道。这力道，甚大，甚强，而且，后劲十足；这力道，如果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大概，就是“历史的气运”吧！

这股“历史的气运”，显然，已将大陆带进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大陆已彻底走出贫弱，也开始百年未曾有之自信。可另方面，当中国人有了自信之后，对于自己到底是谁，或者说，对于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身份，却感到空前的迷惘。这样的迷惘，当然源自于五四以来、“文革”达到极致、改革开放之后又仍一片欧风美雨、百年之间从无中断也从未稍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因为迷惘，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惶惴疑惑，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也因为迷惘，整个社会才充斥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浮躁与不安。

这样的“历史气运”，说穿了，就是当下大陆的中国人不愿意再迷惘，于是，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道，想要转折，想找出口，想告别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更想借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换句话说，国学热最根底的理由，只不过是当下已然面目模糊、甚至是魂飞魄散的中国人，一股脑地、满心热切地，想看清自己面目，想找回自己的魂魄罢了！这魂魄，若用明雨的话来说，正是所谓的“生命气象”。

就这样，为了召唤魂魄，为了找回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国学热一路延烧，其势辽辽，至今未央。值此之际，却有个极简单、也极根本的问题，那是：到底该从何入手？通常，我的回答是：先让祭祀恢复吧！先借此让中国人恢复与历史、与天地的联系吧！相较于大陆，台湾人的魂魄之所以比较安定，一方面，固然受益于宗教之繁盛，另方面，也更得力于在中国早已绵延数千年、在台湾更至今数百年未曾间断的祭祀之兴旺。有了祭祀，有了与历史、与天地的联系之后，人就不会干枯空虚，人就会有气象。

除了祭祀之外，又有人会追问，还该读些什么？还该做些什么？关于此，大陆近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不论是儒释道的哪一家，抑或是琴棋书画的哪一种，甚至小说、戏曲，但凡深造其中，优游既久，约莫都可从中受益，亦可循之而走上中国人的心灵“回家之路”。其中，我推荐《史记》。

《史记》写人为主，此其殊胜也。既然是写人物，就具体，就比儒释道三家以说理为主的经典更能雅俗共赏，也更易于亲近。中国人一向不喜抽象思考，总愿意以事显体、以色显空。西洋人谈思想、论哲学，都得缠绕着抽象思考。中国人不然。中国人不纠缠于抽象世界，鲜少谈论哲学，也不太关注思想，最在意的，其实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人儿；换言之，中国人关心的焦点，是人的生命气象。因此，中国人喜欢在具体的人事物之中有所感、有所悟，再进而契入大道。也因此，中国人著史、读史、说史，皆天下第一，皆世界各民族所不能及也。

在浩瀚的史书中，《史记》当然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首先，太史公下笔如有神助，经其勾勒，人物的魂魄，便呼之欲出。其次，太史公视野闳阔，看人有纵深，写人有层次，越是细读，就越读之不尽。最后，《史记》记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通常，古人越古，越有元气；古人越古，也越有看头。因为，他们的气象大，他们离天近。若用司马迁的话来说，那时的人们，恰恰是立于“天人之际”。

《史记》中立于“天人之际”的“汉”人，既有神采，又比周代以前的人们更形貌清晰，其实，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我读《史记》，看那群古“汉”人的模样，观其胸襟，察其气度，不禁，就要欣羡向往！别的不说，单单刘邦那一帮人，总让我在反复咀嚼之际，忽地就神清气爽了起来。这种神清气爽，恰恰是眼下两岸读书人最感匮乏的。譬如刚才，我读了《张丞相列传》，里头有位周昌；今天看来，他似乎名气不大，也不算显要，可偏偏却是个极有神采、极有气象的人。周昌骨鲠刚正，有原则，“敢直言”，即使当时显要如相国萧何、曹参，也没人敢与之相抗。有一回，刘邦在内廷闲居，周昌不待通禀，直接就入宫奏事。一进宫，但见高祖紧紧搂着爱妃戚姬，正半点都不正经。周昌一看，满脸不悦，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刘邦瞥见了，赶紧放开戚姬，急急追出，一跃，直接就骑到周昌脖子上，涎皮赖脸、似假若真地问道，“我何如主也？”周昌仰着头，丝毫不给高祖面子，恶狠狠、没好气地言道，“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听闻，呵呵大笑，可从此，却也更加畏惮周昌。

臣子骂他是桀纣，这无赖刘邦，既不怒、也不愤，一方面哈哈大笑，一方面又深知畏惮。这般吞吐，这般开阖，这般好好玩又好认真，可真让我们见识到，什么是王者气象！

后来不久，因惠帝柔弱，几次，刘邦欲废太子，另立戚姬之子如意。废嫡立庶，本动摇国本之大事，因此，一回朝会，刘邦才提议废嫡，众大臣便纷纷力谏，可却几乎无效。（朝议时，吕后侧耳厢间，一旁窃听，闻听高祖此议，不由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 正当刘邦君臣僵持不下之时，但见平日有口吃毛病的周昌挺身而出，不假辞色，拼命力争，在盛怒之下，遂激动言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必定也；期期，因激动而口吃，故多说了一个期字。） 刘邦看着慷慨激昂、明摆着即使废除太子也绝不奉诏的周昌，心中一凛，暗暗叫声不好；可听到口吃的周昌，满口“期期”，却又忍俊不住，遂“欣然而笑”，事情也于是作罢。（会后，吕后见了周昌，不由分说，便噗通一跪，跪谢周昌，“微君，太子几废！”［若不是你，太子大概就被废了！］）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也喜欢这样的人儿，更喜欢这样的生命气象。这些年来，我读《史记》，接着又写《史记》，年初，文章结集，明雨早早要了书稿，全书读罢，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曰，“心旷神怡”。这“心旷神怡”，显然，不在于我的文章；甚至，也不完全只因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与闳阔视野；我想，真正的关键，仍在于《史记》中这一帮的“汉人”。这一帮“汉人”，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两千多年后，我们与之觌面相逢，仍可顿觉“心旷神怡”。我看《史记》这群“汉人”，除了明雨所说的“心旷神怡”之外，还不时要心生感佩。明明，这帮人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随即，又遭逢秦代的严刑峻法、残酷暴虐；那苦痛与磨难，相较于近代中国，恐怕是不遑多让吧！可怪的是，偏偏他们既不愤、又不戾，身上没半点伤痕，也几乎没有佛家所说的那个“业”字。这群没“业”、没伤痕的人，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仍然一径地光朗朗、明亮亮，一个个，精神奕奕、气象非凡。我总觉得，正因这群人不受时代所束缚，明亮爽快、不见伤痕，也才会有日后亮堂堂的四百年汉家岁月。一个人不受时代所限，也没被苦难所缚，这就是大气象。有此气象，就能开创得了未来。今天两岸谈国学、谈中国文化，横说竖说，无非就是要召唤古“汉”人这样的生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