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作者伊萨克·多伊彻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先知三部曲(共3册)》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先知三部曲(共3册)》这部巨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武装的先知》

再版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 “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 “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 “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这个男孩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头一个九年。他的童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不像“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勃朗施坦一家过着勤劳节俭的暴发户的严苛生活，“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想着劳动和积累”。“亚诺夫卡的生活完全受田间劳动的节奏调整。除世界市场的粮价外，别无其他紧要问题”；当时世界市场的粮价正在迅速下跌。尽管如此，勃朗施坦夫妇并不比大多数庄园主更看重钱财；为子女花钱他们并不吝啬，而是竭尽全力使子女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廖瓦②出生时，大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家里给婴儿雇了个保姆，很少有农民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后来，亚诺夫卡大概还请过一位音乐教师，还打算把男孩们送到大学读书。但他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未能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很多体贴，两个姊妹和保姆的深情钟爱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廖瓦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聪明伶俐，性情和善，深受父母、姊妹、佣人及农场雇工的喜爱。

按他那时所处的环境的标准来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勃朗施坦一家的农舍用泥土垛成，有五个房间，其中几间矮小阴暗，泥土的地面没铺地板，下大雨时顶棚漏雨；但当时的农民都住在这样泥垛的小房子里。此外还有一两间棚屋。廖瓦童年时，他家渐渐富裕起来，声望也越来越高，农作物的收成和牲畜都在增加；小屋附近建起了新的建筑物，紧靠着住房建了个大工棚，其中有作坊、厨房以及几问佣人住房，后面是一串大大小小的谷仓、马厩、牛棚、猪圈，等等；更远处，在水塘对岸的小丘下建了座大磨坊。显然，这是那片草原上唯一一座磨坊。夏天，附近及远处乡村的农民都来这里加工他们的谷物。他们要排队等上几个星期。天晴时，他们就露宿，雨天则睡在磨坊里面。他们用实物支付脱壳及磨粉费用，把1／10的谷物留给磨坊主。大卫·勃朗施坦起初把粮食卖给当地商人，但富裕起来之后，他在黑海岸边迅速发展起来的粮食港口尼古拉耶夫有了自己的代理批发商，通过后者出售他的粮食。几年后，若不是因为1881年颁布了新法令(该法令甚至禁止犹太人购买草原上的土地)的话，凭他的财力就不难在亚诺夫卡购买比他原有土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只能向邻居们租地，而且是大规模地租地。邻近的土地都属于“开始没落”的波兰及俄国地主，他们满不在乎地挥霍财产，一个个债台高筑。即便如此，他们仍住在豪华的乡村宅邸里。

这个男孩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腐朽的社会阶级。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破落贵族的典型。过去，一个大村庄及整个一个乡都是以他们家的姓命名的，整个地区曾一度归他们所有。但这时，老格尔托潘诺夫已只剩400俄亩土地了，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了这些土地，向银行支付租金。格尔托潘诺夫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来我家做客时总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给我们讲她的青春、她那众多的女仆、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家作坊里当过学徒。”不难想象，当勃朗施坦夫妇把自己和这样的邻居相比时会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而自豪。他们把自信、乐观、勤劳几乎都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和姊妹们都尽力想把小廖瓦留在家里或农舍附近，但农庄的忙碌和混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只有在冬季的那几个平静单调的月份里，全家的生活才集中在餐室里。隔壁作坊的魅力吸引着小廖瓦：机工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开始教他使用工具和材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全家的知心朋友，他在农舍里和东家同桌吃中饭和晚餐。这在一般犹太人家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机械师的技巧、玩笑及愉快的性格迷住了小廖瓦，他在《我的生平》中回忆这位机械师时，称其为在他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过，在作坊里，这个孩子不时会碰到其他雇工古怪脾气的发作。他多次偷听到他们用粗暴刺耳的话骂他的父母。这些话使他震惊，使他思考，令他难忘。

他从作坊溜到谷仓和牛棚，常常躲在阴凉的粮仓里玩捉迷藏。就这样，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牲畜及草原的广阔的空间。他跟姐姐学字母。当他注意到农民们为粮食及钱的事跟他父母在磨坊里发生争执时，他初步了解到数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贫穷、苛刻和由此引起的软弱无力的反抗情景，他注视着半饥饿的雇工们在收获季节的罢工。“雇工们离开田地，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趴在仓房下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得伤痕累累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了酸奶、西瓜或半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回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他还记得另一个场景：黄昏时，一群从地里回来的雇工双手前伸着，慢慢地挪动脚步，他们由于营养不良已患了夜盲症。一个卫生检查员来到亚诺夫卡，但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勃朗施坦夫妇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食物、汤及粥的供给也不比其他庄园更差。这一切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无需夸张的。不少人在童年时也都目睹过这类情景，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革命家。使廖瓦心中点燃反对社会不公平的怒火并使他的思想转向反对现存制度还需要其他更复杂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出现时，便会使他清晰地想起还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这些形象和情景，因而它们在他的感受及意识里起到更强烈的作用。这个孩子平时认为他周围的环境是合理的，可一旦看到他父亲极端苛刻的事例时，他就不知所措，把脸埋在餐室沙发的靠垫上忘情地哭起来。P7-10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1906—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90年代，包括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第一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最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价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前言中强调，他力图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尽可能避免因主观感情或因注重一时情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使他的这部传记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全书史料的取舍、观点的评述、主要的侧重等方面来看，作者的确是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因而才能使这部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霍·卡尔(E.H.Carr)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言：历史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因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人”总是“现在的人”，所以历史实际上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它必然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印记。托洛茨基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可能不反映到这部传记中来的。在这部传记中，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尽管在被波共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但他对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全书来看，作者几乎把托洛茨基当成“无所不能预言”的先知，就连作者都承认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预言，他也试图从中找出“合理的因素”来，比如，读者可以从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二，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必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来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们希望，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今天，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我国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注意，有助于深入总结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教训，推动上述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

(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

(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

(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第一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第一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98年11月28日

于北京西单西斜街

20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

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毫无疑问，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格拉汉姆·格林

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A.J.P.泰勒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

——英国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

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佩里·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