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这是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的责问。
《巴黎烧了吗?》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全过程。两位作家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和法国的记者。他们在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达800多人,因此这部作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可以称得上报告文学的典范。本书中译本是老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礼物。
《巴黎烧了吗?》由译林出版社携手读库共同打造,世界新闻史名篇,非虚构写作典范,1944年巴黎解放详解,董乐山经典译作。
《巴黎烧了吗?》是新闻史上的一部杰作。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梅耶的希望落了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已经乘火车往这个前途已操在他的手中的城市赶来。他于八月七日这天晚上八点离开腊斯顿堡,乘的仍是那节把他送来最高统帅部的漆成黄蓝两色的卧车。仍旧是那天早晨到那条没有标志的铁路支线来接他的参谋部那辆黑色奔驰轿车把他送回到火车旁。这次,护送肖尔铁茨的是大德意志师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少校。肖尔铁茨准备抬脚踏上卧铺车厢的踏板的时候,那个年轻军官握住他的手。
“将军阁下,”他轻声说,“祝您好运。我真羡慕你能到巴黎去!”
如今独自在车厢中,肖尔铁茨不禁想起了那个年轻军官。他的热切的话几乎令人感到很宽心舒服。因为在腊斯顿堡经过这忙碌的一天之后,他觉得似乎不可能有人会羡慕他能去巴黎了。那天下午他被召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办公室。约德尔交给他去巴黎的五点命令。这命令证实了希特勒对他说的话。他此行去巴黎所授的权力是任何纳粹将领以前所从来没有被授予过的,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帝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此去是担任一个被围困的要塞的司令。据约德尔告诉他,这道命令不过是最高统帅部以后要发给的命令中的第一道。时处危急关头,要他在巴黎完成的任务还多得是。
肖尔铁茨坐在光线慢慢暗下来的车厢中,开始预感到最高统帅部可能要他在巴黎完成的是什么任务。他猜想是要他夷平一座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使他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荣誉遗臭万年。肖尔铁茨闷闷不乐地望着车窗外腊斯顿堡的森林慢慢地在车厢外往后退去。夜晚很快即将降临,“元首专列”不久将横跨普鲁士平坦单调的麦田,向西南方向远处的柏林驶去。
肖尔铁茨郁郁不快地在一片沉默中看着鬼影似的腊斯顿堡枞树往身后掠去,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忧伤情绪”压在他身上。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希望,而结果却是,他怀着震惊的心情离开,去担负他已开始感到怀疑的一项任务。他伸手到军服口袋中取出一支雪茄。那是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在午餐时给他的。他机械地把雪茄头咬个小孔,伸手在口袋中摸火柴。他身上没有带火柴。他站了起来,拉开车厢的移动门,向过道张望。两扇门以外的地方,他看见有个人靠在窗口抽雪茄。
肖尔铁茨向他走去。他看清了这个人开始发白的双鬓和衣领上红黑白三色的党卫军元帅的领章。他记起来午餐时同这人同桌。他的名字是罗伯特·莱伊。
莱伊很乐意给他点燃了雪茄,两人就开始说起话来。肖尔铁茨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告诉莱伊,那天上午他刚觐见过元首,那是他第一次觐见。他还告诉莱伊,他被派到巴黎去。莱伊向他表示祝贺。他的情绪很好。他回忆起自己在战时曾经几次去巴黎的事。他告诉肖尔铁茨,很可惜,等待肖尔铁茨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了。他说,巴黎如今需要一个战地军人的铁腕。
也许是感觉到肖尔铁茨情绪不好,心情沉重,莱伊建议一起喝一杯。他告诉这个矮矮的普鲁士人,最高统帅部司务长给了他一瓶战前的波尔多酒。在莱伊看来,没有事情似乎比他能够与大巴黎新司令一起享受这美酒更合时宜的了。
莱伊把酒带到肖尔铁茨的车厢里,两人就开怀畅饮起来。他们祝肖尔铁茨成功,祝元首身体健康。说着说着,莱伊就憋不住透露,那天他也见了元首。他说,他觐见元首的谈话内容是他起草的一项新法律的条文。经过几次修改以后,它在那天下午得到了元首的最后批准。他说,这项法律几天之内将在柏林宣布,开始实行。
他告诉肖尔铁茨,这项法律的名称是“连坐法”。
莱伊说话带汉诺威口音,他咬字精确地向肖尔铁茨解释这些条文。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应付德国目前的特别困难的处境。他说,他们两人都知道,帝国如果要打赢战争的话,需要全部将士的坚持不渝的忠贞。但不幸的是,帝国的有些将领最近辜负了它,这项法律就是为此而制定的。这些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没有能力担任委派给他们的任务。他说,最近还有暗算元首的阴谋。
连坐法的目的是防止这一切类似事件的发生。他告诉肖尔铁茨,根据该项法律,从今以后,德国将领如有渎职情事,将唯家庭是问。换句话说,他们的家属将成为自己行为的保证人,国家的人质。
他深深地吸一口雪茄,承认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他说,遗憾的是,为了发挥这项法律的效果,必须非常严格执行。在少数情况下,如果失职严重,而本人又被俘虏而逃脱德国的法律制裁,那么这项法律就规定处死该将领的家属。
莱伊说完话以后,一阵沉默,肖尔铁茨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呆呆地看着残余的几滴红色波尔多酒,竭力想说些什么。最后他期期艾艾地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莱伊叹了一口气。“是啊,也许是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把雪茄烟头揿灭在两人中间的烟灰缸里。但是他向肖尔铁茨重复了他已说过几次的话。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谈话就到此为止,几分钟后莱伊走了。肖尔铁茨站在他的半开的车厢门中,望着莱伊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过道里。他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他拉上门,上了锁。在外面,火车已经开入了去柏林的辽阔的平原。第二天早上,肖尔铁茨要乘另一列火车,这一列是去巴登一巴登的。他到那里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十四岁的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八岁的安娜·芭芭拉告别,还有向这个表面看来似乎不动感情的普鲁士人等了一辈子的天赐之福——他的刚出生四个月的儿子铁莫告别。
肖尔铁茨脱了衣服,爬上了床铺。接着他做了一件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伸出手来,从床头小几上取来一只药瓶,倒出了三片——不是一片——粉红色的安眠药。他一片一片地咽了下去。P51-55
“巴黎烧了吗?”
这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
就在两天之前,他刚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在此前不久,他还派了爆破专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去埋设地雷和炸药,打算在万一失守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诸一炬,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盟军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向法国的德占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先锋部队已兵临巴黎城下,巴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盟军进攻,巴黎市内的抵抗运动已经作好了起义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8月的一个无月之夜,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近郊悄悄地空投了一名法国谍报人员。他随身携带一份秘密情报,前去巴黎市内一所幽静的修女院,递交给藏匿在那里的英国谍报负责人,要他紧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个地下组织暂停发动起义。因为盟军要节省为解放后的巴黎200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在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决定要绕过巴黎,暂不解放它。为了避免巴黎人民过早起义造成巨大的无谓牺牲,盟军谍报部门才有这次空投秘密情报员之举。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抵抗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共产党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抢先发动起义,戴高乐一方面从临时驻地阿尔及尔秘密飞抵法国前线,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历陈及早解放巴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密令他派驻在巴黎的地下高级助手保持对抵抗运动的控制。
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中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以上所述的战争形势,就是于1965年出版的这部以希特勒原话为书名、记述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的第一部分《威胁》的大概内容。《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800多人,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