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所著的《索尔·贝娄访谈录（精）》是索尔·贝娄作为作家、移民、知识分子的生平回顾，同时也探讨了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文化灭绝后犹太人的经历；犹太人在战后欧洲和美国文化中的地位；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主义之间、犹太人创造力的不同中心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是一部超越了个人传记的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诺曼·马内阿所著的《索尔·贝娄访谈录（精）》在诺曼·马内阿于1999年12月对索尔·贝娄进行的访谈基础上完成，该访谈属于与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合作进行的“文学与图像：耶路撒冷文学计划”的一部分。

1999年，波士顿大学，两位当代最重要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与诺曼·马内阿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内容涉及贝娄的家庭、成长，信仰、犹太人的美同化，以及创作、阅读、爱情、友情等诸多方面。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一部索尔·贝娄自述的珍贵个人传记。

两位背景相似、惺惺相惜的犹太作家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回顾了贝娄作为犹太人与移民两重身份在美国的经历、创作与犹太家庭生活，以及美国街头经历，留下了一组生动而珍贵的时代剪影。

序 有关索尔·贝娄的一些思考

第一部分 “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

第二部分 “在写作中，我的工作是做我自己”

第三部分 “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快乐地死去”

第四部分 “犹太人与其戏谑之间没有前途”

文字与图像 耶路撒冷文学计划

贝娄：这些事情的变化之快令人称奇。现在……我过去不与任何人讨论变化。我有两个哥哥，但不知何故，我们从来不谈及此事。所以我自己把事情弄明白了，不一定有对和错，只有我应该做或不应该做，于是，渐渐地，我自己放弃了。我的大哥尤其强烈地抵制犹太教饮食教规。在大多数方面，我都不会效仿他，但在这个方面，我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有反叛性，而我没有。我并不真的想吃这些treif的东西，而更愿意在Pesach期间吃Khometz。我很快便习惯了这样的做法。

马内阿：说起你哥哥，我明白，作为一个孩童，你在家人中唤起了某种嫉妒感，通常全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猜，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你的哥哥们相当嫉妒。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让你进入生活的意义，真正的生活。

贝娄：我的两个哥哥相当不同。一个桀骜不驯，一个畏首畏尾。胆子大的那个娶了个非犹太姑娘，胆子小的那个娶了个拉比的女儿，所以他家超级符合犹太教的洁净要求。我渐渐意识到，我大哥给我带来了好处。也就是说，他不能足够快速地让自己美国化；二哥干脆畏缩不前。我想也许那有些性方面的原因——我觉得非犹太女人让他害怕。但大哥就不是这样，他很野，甚至有点儿疯疯癫癫的。

马内阿：你与母亲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贝娄：我父亲名叫亚伯拉罕(Ahraham)，我母亲名叫莉莎(Liza)。他们的婚姻是那些Shadchan婚姻的一种，在战前的俄国，他们在一起时非常快乐。他们1913年移民了。不得不离开，因为我父亲凭借伪造的文书做生意。我不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有次审判。他保存所有的报纸——非常神秘，用的是俄语字母表，印在绿色纸张上——他总是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段黄金岁月——那时，她还是个年轻的新娘，而且有很多的钱，他们住在首都，他们去有音乐表演的餐厅，等等，等等。她在那里非常快乐。随后，她来到了加拿大，她得自己在水槽中刷洗一切。没有仆人，无疑也没有钱来雇人做事，那个时候还没有洗衣房。对于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来说，那是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当然，我母亲会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自己从体面中沦落的故事。所有那些故事我们全都听过。我把它们记得一清二楚，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当然了，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是成年人，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办法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我时常对母亲感到好奇，想知道她是如何在那样的境遇下生活的，因为她在离家几个街区的地方都会迷路。那时候，每家药店的招牌上都有个电杵臼，你知道，就是药剂师的杵和臼。每当她从有轨电车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标志时，都会说：“我们到了!”“不，妈，我们还没到家，它只不过是另一家药店罢了。”她还不断地收到从家乡来的信，里面都是坏消息——人们正在死去，尤其是在革命期间。那真是非常、非常艰难。她有个表哥，他是个著名的孟什维克，过去常常去美国，为社会主义社会发表演讲，但他不想与她有任何交集。她是个眼红的表妹。所以那就是当时的情况。我们都生活在她的希望中，她的希望就是，她的孩子们将恢复她在圣彼得堡时在女人们中的那种了不起的地位。

我有个姐姐。正如犹太人所言，她是家里的公主。家里没有多少钱买衣服，假如有的话，她会先得到机会，所以我们都是穿彼此穿过的衣服。你知道，一旦你能够将袖子弄短些，你就会穿你哥哥三年前的旧夹克。很少给我们买新衣服。在犹太新年(Rosh Hashone)之前，父亲会领着你去买条裤子什么的——穿着去犹太教堂的干净裤子。所以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我父亲在一家面包店工作，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的一位表亲在芝加哥的波兰人街区拥有一家面包店。所以我父亲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们在家得相当安静。那就是当时的大概情况。

马内阿：同盟的情况如何?在一个家庭中，你们会建立攻守同盟，相互串通，不是吗?你们家有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有一位母亲和一位父亲。你的同盟在哪里?

P38-P40

通常，小说会促使读者相信，它们在被理解为对有争议的热门话题的反应时可能是最好的。访谈者将虚构事件“翻译”为他们的“真实生活”基础，并通过辨识它们基于其上的实际“模型”来揭露小说人物。数年以前，当索尔·贝娄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问世时，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我的祖国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让我深感震惊；在罗马尼亚，评论家们没完没了地空谈着如“政治正确性”和“大屠杀产业”一类的问题，仿佛贝娄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此类事情上为我们提供指导似的。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评论家们还信誓旦旦地推测着小说人物的现实对应者，好像贝娄的感情和意图完全不值一提似的。

罗马尼亚人当然有理由对贝娄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作家。《系主任的十二月》(TheDean’s December)部分以罗马尼亚为背景，尽管《拉维尔斯坦》与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件的关联相对较少，但其边缘人物拉杜·格里莱斯库(Radu GrJelescu)有点儿像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Eliade)，且小说在其他罗马尼亚人物中顺带地间接提及了E．M．齐奥朗(E．M．Cioran)。注意到这些元素的美国读者也许不会关注它们，但在罗马尼亚，同时也在散居于国外的罗马尼亚人中，这些东西却似乎是那些小说的最重要的方面。

毫无疑问，在美国，《拉维尔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纪实小说”(Roman a clef)被谈论。争论聚焦于贝娄与朋友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关系，后者显然是拉维尔斯坦本人的原型。难道贝娄的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事实上是精英理论家和尖酸刻薄的文化批评者?小说中所描写的脆弱和轻佻是编造出来的，还是它们本就属于布鲁姆本人?难道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是对长期友谊的“背叛”?这些是许多美国评论家对小说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些美国评论家以自己的方式，着迷于贝娄的动机和小说的政治性，这与罗马尼亚的读者并无二致。媒体寻找丑闻和秘密的倾向是贝娄心知肚明的事情，他无疑在由《拉维尔斯坦》和前期小说所激起的反应中认出了所有…………

这件小事让我想起了我们于2001年夏天在佛蒙特的小厨师餐馆进行的一次晚餐。当索尔的编辑问他——正如她向所有人都问过的那样——他对美国文化的衰落和他自己与它的关系持何种看法时，他突然从那恍惚的漫不经心中清醒过来。

贝娄长时间地注视着她，然后有些拐弯抹角地回答道：“当我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我知道，社会将不容于我。我也知道我会获胜……那将是次小小的胜利。”

在那之前，他一直完全处于茫然之中，我们很难相信，他有可能从自己的健忘症中被拉回来。他的反应也让我们清醒了起来，可说是兴趣盎然，而我也把它当成了我在布加勒斯特、在波士顿和佛蒙特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用我的问题追着他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