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是我的命运》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知名教授李逵六的自传。他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与德语结下的不解之缘，为读者再现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特殊的时代背景、真实而鲜活的事例、个性鲜明的人物、自然流畅的语言，无不让《德语是我的命运》妙趣而生、引人入胜。

《德语是我的命运》有几下几大看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知名教授李逵六的亲笔自传。与德语结下的不解之缘希望、失望但从未绝望：作者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过“文革”批头的折磨和考验，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迎来了崭新的人生。然而，无论在人生的巅峰还是低谷，作者始终充满了希望，荣辱不惊，坚韧不拔，彰显出一种正能量。

1.德语是怎样推开我的命运之门的？

2.1956年，德语的启蒙

3.命运的一次转折

4.国庆十周年翻译集训班

5.提前毕业，当上德语教员

6.我的瑞士老师李欧丽阁

7.语重心长，陈毅外长谈外语学习

8.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回城接受出国培训

9.从北京到莫斯科

10.莱比锡，我的求学之地

11.莱比锡大学

12.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过的中国人

13.殃及池鱼

14.回国途中

15.惊恐万状一一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日子

16.心魂未定，风云又起

17.去干校，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18.大批斗

19.轮到我了

20.夜审

21.干校里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生

22.回到北京，时来运转

23.命运的又一次转折

24.翻译《共产党宣言》

25.朱老总读了《共产党宣言》

26.与成老相处的日子

27.说明一段历史真相

28.翻译《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29.第一次为西德代表团做口译

30.发现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

31.写了600多篇文章介绍中国的《新苏黎世报》主笔——恩斯特·库克斯

32.命途多舛的奥蒂林格女士

33.红衣主教的一次秘密访问

34.访阿登纳故居

35.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布鲁诺·黑克

36.命如野草的白桦

37.把中国画介绍到德国

38.大使、作家魏克特

39.袁氏父子

40.轻叩中国国门的洪堡

41.巴舍尔的故事

42.给施密特当翻译

43.走近杜登

44.《林中空地》和《告别柏林》

45.小松掠影

46.2005年——意象武夷

47.德语是通向德国的一扇窗户

48.三次访问哥廷根

49.德语系成立60周年

50.天梯

51.75岁，又做了一次口译

52.德语伴随我一生

日子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过去，大部分教职员工虽然在学校里，但是却无事可做。清理阶级队伍，清来清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年轻人对老教授的历史过去很少听说过，现在看他们的交代材料，好像读小说，聊以消磨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到顶了，想不出再好的办法。许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文化大革命”快快过去吧，这担惊受怕的日子！

1969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我现在能记忆的有两件事：一是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一是庆祝“九大”的游行。我一生中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游行，平心而论，每一次我都觉得十分隆重和神圣，内心是认同的。可是这一次，当我看到有些人举着幡，像出殡一样在行进；有些妇女脸上涂着胭脂，头上戴着纸花，身子还一扭一扭地跳忠字舞时，我心里不由自主地生起了一种反感。分不出来是对政治的反感，还是对游行人某些行为的反感。总之，无论是选举接班人，还是全民游行，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游戏，而我们这些人则成了被游戏的大众。

“九大”以后，相对平静的校园又起了风云。8341部队进校后，打破了由工人宣传队和海军宣传队好不容易维持的不偏不倚的格局。8341部队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部队，他们的到来刚开始时受到了一片赞扬，我们这些人更是俯首听命，真的把他们视为毛主席的化身。而且确实有些年轻的军官，很有修养，言谈举止都令人亲切。例如分配到德语教师班的一位女军官，是834！驻人民大会堂的食品检查员，同我们有说有笑。一次严肃的批斗会上，一位老教授交代历史问题时说话结结巴巴，眼神也特别奇怪，逗得大家忍俊不禁，这位女军官也忍不住了，冲出教室，在走廊里大笑不止。后来，据说挨了批评，说她不够严肃；至于834l的某些人，就不敢恭维了。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起来，“要准备打仗”的声音日益强烈，到了10月，“战备疏散”在北京开始付诸实施。国家机关准备撤出北京，城市居民把衣柜、沙发、桌椅堆在人行道上，如同战争前的坚壁清野一般，我亲眼看到有雕花红木家具被放置一边，无人问津。我们学校也动起来了。开始时传说要撤到安徽巢湖，我作为先遣队一员，同几十个工人、教师到了巢湖，找到了黄麓师范旧址作为栖身之地。接着从北京运来了许许多多木质双人床，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双人床抬到教室里，准备迎接大队人马的到来。除此以外，我还随着学校的一位工程师测量地形、画图，把池塘、农田、房屋都一一画在纸上，而且还涂上颜色，看上去倒也喜庆。但实际上，那时的巢湖虽然号称鱼米之乡，实则一片荒芜。床也搬了，图也画了，几位领导带着图进京汇报。几天后回来了，说周总理不同意，还反问8341的同志：没有田怎么种地，难道让北外的教师学生下巢湖捕鱼捉蟹？迁址巢湖成了泡影，我的命运在巢湖边转了一个弯又回到了北京。

回到学校已是岁末年初，东欧语系的气氛如天气一样凝冻。罗马尼亚语专业学生在刘××的带领下，首先向阿尔巴尼亚语老师尹××发难，让他在大会上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听了几次会，吓得目瞪口呆，问了其他同事，都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德语系的一个教员成竹在胸，神秘地说：“问题大了！”他是接近上层的人物，他的话你不得不信。接着又揪出了罗语教员卢××，据说与尹××是同犯。而批斗罗语教员的那个姓刘的，正是他的高足。说他六亲不认恐怕有点不确切，因为“六亲”不包括师生关系吧！总之那些日子天天开会，什么打倒、低头、弯腰，开始轮到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老反革命”的头上了。尹、卢二位旋即被隔离审查，我们则天天陪斗，没有一时的休止，我记得大年除夕都没有让我们好好过一个节。会散以后，食堂关门了，附近的小饭店关门了，家在北京的人什么也没准备。我和张建琪等几个人骑车沿途找饭馆，家家关门大吉，一直到了西四的砂锅居饭庄，服务员正在清扫，我们说明来意，一位可爱的服务员说：“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砂锅汤了。”我们忙说：“好好好，放一点白菜就可以了。”就这样吃了一顿年夜饭，催人泪下，一生难忘。不过这段境遇与沙洋干校的种种苦难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P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