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当东回忆录》是英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1781—1859）对其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简要回顾，原书成于1856年。小斯当东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他曾是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团的侍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因翻译《大清律例》而成为西方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商人、外交使节、议员及中国通等多重身份，使得他的经历富有故事性。

小斯当东曾在多个场合多次支持英国对中国提出的非法诉求，但他的理由更多地反映的是党派利益和国家立场，其中部分理由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前后矛盾的，比如这种矛盾性体现于他一方面支持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一方面公开谴责大鸦片贩子马地臣（Matheson）。口述历史与回忆录类文献，不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选择性，读者可对书中此类细节加以甄别。为此，作为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本译著没做任何增删与粉饰。

《小斯当东回忆录》是英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1781—1859）对其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简要回顾。小斯当东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他曾是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团的侍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因翻译《大清律例》而成为西方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商人、外交使节、议员及中国通等多重身份，使得他的经历富有故事性。

序一（李秀清）

序二（游博清）

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的小斯当东——译后余语

一 引言 生于5月（1781年）

二 教育札记（1788年）

三 詹姆斯·史密斯爵士回忆录节选（1794年）

四 马戛尔尼使华（1792年）

五 （一）使团纪实节录（1797年）

 （二）马斯登的《马可·波罗传》

 （三）马戛尔尼勋爵日记

六 获准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798年）

七 在布罗迪先生温特斯洛的家里度过的那个夏天（1796年）

八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797年）

九 父亲来信摘录（1799年）

十 对广州的第一印象（1800年）

十一 英国官方对我工作情况的报告（1801年）

十二 （一）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去世后返回英格兰（1802年）

 （二）马戛尔尼伯爵和其他人对我的接待

 （三）首次回爱尔兰探亲

十三 返回中国后工作获肯定（1804年）

十四 （一）东印度公司的新任命（1807年）

 （二）与马礼逊博士相识

十五 马戛尔尼伯爵辞世（1806年）

十六 腻烦在中国的工作后返回英格兰（1808年）

十七 一封关于出使北京的信（1809年）

十八 《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出版（1810年）

十九 主要出版物中的评价（1810年）

二十 诺丁汉郡的祖业（1809年）

二十一 重返中国后获总督礼遇（1810年）

二十二 返回英格兰（1812年）

二十三 白金汉希尔勋爵关于修订东印度公司章程函（1813年）

二十四 最后一次中国之行（1814_1817年）

二十五 与地方政府谈判（1815年）

二十六 （一）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1816年）

 （二）作为国王使节随阿美士德出使北京（1816年）

二十七 埃利斯先生与阿美士德勋爵关于出使北京的评价（1817年）

二十八 商馆同仁的证明函（1820年）

二十九 （一）几家刊物所给出的评价（1817年）

 （二）回国定居

三十 与印度委员会的通信（1831年）

三十一 向议会递交提议（1833年）

三十二 我的提案事后获得了肯定（1840年）

三十三 格莱内尔格勋爵的评价（1833年）

三十四 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册子（1836年）

三十五 对在中国设立法院议案的反对意见（1838年）

三十六 （一）论证同中国交战的合理性（1840年）

 （二）与巴麦尊勋爵的通信（1840年）

 （三）关于鸦片赔偿的支撑意见（1842年）

 （四）支持阿什利勋爵反对鸦片贸易（1843年）

 （五）向阿伯丁勋爵推荐德庇时先生（1843年）

三十七 （一）德庇时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1843年）

 （二）替马礼逊家属进言（1843年）

 （三）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马礼逊家属抚恤款的回信（1843年）

 （四）在下议院替德庇时辩护（1845年）

三十八 德庇时的回谢信（1845年）

三十九 关于其他几部作品的评论（1822年）

四十 议会生涯的最初印象（1818年）

四十一 （一）竞选代表南汉普郡的议员（1832年）

 （二）南汉普郡街坊的证明信

四十二 埃利斯与里彭勋爵的致谢函（1834年）

四十三 （一）1835年竞选失利

 （二）巴麦尊勋爵来函（1835年）

 （三）与改革者在教会征用条款上的分歧（1835年）

四十四 1837年竞选失败

四十五 （一）三次参加朴次茅斯选举（1838年、1841年、1847年）

 （二）再次当选议员直至退休

四十六 就《谷物法》发表的演讲（1845年）

四十七 访问克莱达及巴罗先生关于克莱达的描写（1828年）

四十八 （一）蒂尤厄姆农业学会报告（1843年）

 （二）欧洲大陆行纪

四十九 洪堡男爵的来信（1844年）

五十 （一）购买汉普郡利园住宅（1820年）

 （二）我在伦敦的社会地位

五十一 皇家亚洲学会的创立（1823年）

五十二 （一）查尔斯·巴特勒回忆录中的致谢

 （二）利物浦勋爵、坎宁先生及墨尔本勋爵关于枢密院顾问官的来信

 （三）我的宗教观及埃德蒙·伯克对宗教的看法

五十三 吉本的一生

附录I 一《便士百科》中的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老斯当东）小传

 二 伊登勒先生小传

附录Ⅱ 捐资创立中文教授职位

附录Ⅲ 关于马儒翰先生之死提交下议院的呈文

附录IV 巴麦尊子爵谈1837年选举

附录V 乔治·斯当东爵士谈1852年选举后辞职

附录VI 麦尊子爵当选皇家学会院士

附录VII 以中文词语“上帝”来译“God”

结语

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序（1810年） 屈文生、靳璐茜译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教育札记（1788年）

父亲对我的教育所投注的情感，可从他1788年5月27日一则愉快的日记中窥得一斑——

昨天我的儿子八岁了。我打算写一篇日记，以便他将来能看到。他出生的时候我在印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三岁半了。从那时起，我对他的教育开始采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希望能让他成长为智慧、健康和博学之人；“智慧”这项希望中包含着美德，毫无瑕疵的美德。

我最在乎的就是要他不说谎。说谎是儿童的一个最大的缺点，而且各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会有这一弱点，因为这是做了强者所禁止的事情后，逃避惩罚最简单的办法。对于我来说，让他保持诚实并不是那么困难，一般来说，如果犯了小过错就会招致责备，这会使儿童变得冒失，而我从来都不会太留意他的小错，因此他对我也并不惧怕。

此外，我很早就明白不能给他做出负面的范例，并非常注意不让别人给他留下负面的范例：因此我在各方面都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管“什么样的话可以讲给儿童听”这一规则到底为何，说一些本不该让儿童听见的对话，总是会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并使他们不断地猜想。所以我留意自己在他面前只表达一些能够让他获得启发的想法，并且以此告诫他的母亲，以及周围能接触到他的其他人。

（以上日记原文为法文）

父亲没有打算把我送到公学读书。他在写好上述日记后不久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住在家里，教我经典文学；其他分支的知识则由别的先生在固定时间到我家教授。我十岁到十六岁期间的家庭教师是来自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sic）的德裔学者伊登勒先生，他如今仍住在英国，多年来一直任外交部翻译官一职，历来颇受褒扬。

让我能在幼年时期就可基本体察各学科的基本原理，这是父亲热衷的目标之一，但这些知识通常恐要到年龄再大些才可学习。因此在我孩提时代，父亲就带我去听西布索普博士论植物学（Dr.Sibthorpe on Botany）、希金斯博士论化学（Dr.Higgins on Chemistry）、汤普森博士论矿物学（Dr.Thompson on Mineralogy）等讲座；我们偶尔还会旁听皇家学会的会议。1791年，父亲带我遍访整个英格兰，还有苏格兰的部分地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我通过游览来了解英国各地不同的艺术、制造业和自然奇观。他希望我的思维因此可以存储新的理念，同时我的体质也可借这样的锻炼而得到加强。父亲坚持认为，儿童天生就有的好奇心不应被童话故事和其他形式的过度想象所浪费或玷污，而最宜被引导到对于大自然奇妙现实的关注之上，这样才更为有益。

父亲之教育方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处处将拉丁文和希腊文视为“活的”语言；此外，相较诗歌经典而言，他更为注重的是散文经典训练。在理论上讲，尽管谁都可以为这种教育方法说上很多支持的话，但无论如何这与英国既有的重诗歌而轻散文的标准不够合拍。任何英国人如对古典诗人不甚了解或仅仅略知一二，即便他对那些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作的散文家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仍无法弥补他自己在诗歌方面的缺陷。

P4-6

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一字不拉地读完了屈文生教授发来的《小斯当东回忆录》译稿。

数年前就知道文生已经着手翻译它，“迫不及待”自然是由于它在被精雕细译下的姗姗来迟，更重要的是因为，小斯当东，这个名字本身极具阅读诱惑力。

近些年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或日冲突）史，小斯当东当然不容忽略。他是马戛尔尼使团的见习侍童，曾单膝下跪接受乾隆皇帝赏赐的槟榔荷包，描述这一场景的那幅图片几乎被收于所有的相关书籍之中；他曾在中国广州前后工作18年（1800—1817），历任东印度公司的文书、大班兼翻译，最后升任为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他曾担任阿美士德使团的国王使节；他曾创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捐资设立中文教授职位，作为议员的他，尽管自认不擅公开辩论，但还是留下了诸如反对“关于英国在中国设立法院的议案”（1838年）、论证英中交战的合理性（1840年）及支持英国向中方索取鸦片赔偿（1842年）等记录，他还曾以中文“上帝”翻译“God”，等等。那个时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为数并不多，而与中国有深度交集，一生的巨额财富、崇高声望和社会地位主要都依赖于这种交集的更是屈指可数，小斯当东就是这样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当然，对于小斯当东的重点关注，直接还是起始于六七年前自己着手撰写以“特拉诺瓦案”（1821年）为中心、考察中美早期法律冲突历史之时，其后接着又以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前后整整持续二十年的《中国丛报》为切入点，勾勒、阐述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的系列论文时也常涉及。那是因为，他是欧洲完整翻译中国法律典籍的第一人。他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1810年），是这部法典的第一个英文版，它常被中西冲突中的著名案件比如“特拉诺瓦案”、中西关系史上的主要媒介比如《中国丛报》所引述。

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坦承，翻译《大清律例》赋予自己的声誉或许比一生中经历的其他任何事件都要大。确实，《大清律例》英文版一问世，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同年《爱丁堡评论》就发表了佚名的长篇评论，其他的如《折衷评论》、《每月评论》、《学衡》、《不列颠批评》及《亚洲杂志》等杂志也都刊登了书评。此外，两年之内它还被转译为法语版、意大利文版。可以说，在那时期的西语政学两界，想知道中国法律咋样，这部英译的《大清律例》条文就是依据，一定意义上说可能也是唯一的依据；如何评判中国的社会、法律，都以转述同时被收于本书附录的小斯当东译者序言的某些段落才感觉到踏实有底气。它在西方人评判中国法律的历史上却曾长时间扮演过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即使这一英译版《大清律例》真如其第二个英译版（1994年）的译者、美国学者钟威廉所认为的那样“几无用处，因为他的译本过于行云流水”。

颇为凑巧的是，几乎在同时，我们刚好将《爱丁堡评论》的那篇书评，翻译成了中文，作为附录，收于我的新著《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之中。两厢对照，很有意思。

这部回忆录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小斯当东本人的经历和重要活动，还让我们从侧面认识了他的亲友群，而这其中，也多属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同样令人玩味。他与父亲老斯当东之间的书信及为其所做的小传，向我们展示了这位马戛尔尼使团副使的温情一面，望子成龙的普通父亲的形象栩栩如生，相应地，以父亲为楷模、努力实现伟大人生目标的作为儿子的小斯当东也跃然纸上。同样，他为自己的德裔家庭教师、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之一伊登勒先生所做的小传，不仅描述了这位知识渊博、谦恭有礼的学者与其前后的资助人斯当东父子结缘的来由及师徒情深，还让我们知道了他的《出使中国日记》竟然是在违背于其意愿的情形下出版这一细节。朋友圈中，除了他曾为之服务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还有约翰·巴罗、马礼逊及其儿子马儒翰、德庇时、律劳卑、巴麦尊、璞鼎查，及德国的洪堡、法国的儒莲等，个个来头不小，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或者是他的片言只语的零星提及，都为读者阅读这些历史人物提供了又一线索，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小斯当东的丰富履历和个人品性。

同时，应该提及的是，阅读本书，还让我们感性地获知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选举、议会的议题和议事规则及党派竞争等政治生态，而他对于十数度欧陆之旅所踏访过的大小城市、名胜古迹及有过交往的达官显贵的描述，读来也令人兴趣盎然，增添我的怀旧和遥想。

能让我一字不拉地从头读到尾的译著，除了内容本身十分吸引人之外，当然还有通俗、简明、轻快的文风。译事艰难，尤其是要将19世纪中叶的英文翻译成现在的行文，难能可贵。此外，补充的六十多个注释，不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也体现了译者的认真和严谨。

这些年，文生在史学、法学及译学等领域的论著接连问世，学术眼光的敏锐性和思考研究的多维度已然展现，无论是作为他曾经的老师，还是现在的同事和朋友，我都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可是，工作于同一个校园，交流密切，我深知他的付出和用心，看着他渐生华发，欣慰、自豪之余也不免有点心疼。学术之路漫漫，且行且歇，希望即将到来的哥大访学之旅，能带给他一段时间的真正休整。

以上拉拉杂杂，尽是有感而发。是为序。

李秀清

2014年12月10日

从2008年出版第一本译著《欧陆法律史概览》算起，我已经独立翻译或主译了六部译著，《小斯当东回忆录》是第七部。如果把已完成尚未出版的《东京审判文集》（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正在翻译的《中国法学史纲》英译本算在内，就是九部了。我曾经有过翻译十部学术著作的学术计划，现在看来，落实情况还算不错。

我通常是翻译好一部，才开始另一部。但是《小斯当东回忆录》是个例外。这部著作，我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前后用了六个假期，才译好。读者现在读来简单轻松的中文，是我的译文。英文原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它阅读起来很难上手。毕竟19世纪中叶的英文，在行文习惯上，同今日的英文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眼前这部小部头作品的翻译，一点也不比我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陆法律史概览》和《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容易。

我之所以坚持将这部作品译出，首先是因为小斯当东值得研究。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他是近代中英关系上的核心人物。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他是《大清律例》的英译者。从译学的角度来看，他是华英翻译史上的第一代译者。小斯当东一生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选择翻译《小斯当东回忆录》的第二个理由，是我本人对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颇感兴趣，我承担的两个科研项目，都与“西法东渐”和“中法西传”有关，我译这部作品，完全是兴趣使然。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部译著的处理，还包括结构上的一些变动。中译本的数字标题，是我加上去的。我这样做，也是效仿了戴子钦先生在翻译《吉本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时采取的策略。小斯当东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模仿了吉本。我在翻译《小斯当东回忆录》时，参考了戴子钦先生的吉本回忆录。想来是有趣的。此外，为增强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和学术价值，我还将小斯当东为《大清律例》的译者序翻译成了中文，附在了书后。

我曾向学术界多位前辈介绍过这部即将出版的译著。我的导师何勤华教授、李秀清教授，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许钧教授，都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的翻译进程。特别要提及的是，李秀清教授即将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专著，主要着眼于《中国丛报》（1832—1851）的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她在书中对“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这一历史事件有专论，我们师生二人，在这里不期而遇，令我感到很高兴。

2014年10月份，华东政法大学承办了“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我有幸在这个场合，向华语世界60余位翻译史学者，介绍了这部译著，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台湾苏精教授、游博清教授等人的鼓励。游博清先生更是慨然赐序，令我感动。

2014年11月，我应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城市史学科创新团队和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参加“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近代中英关系上的小斯当东”报告；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和司佳副教授就我的译者序提出了若干富有建设性的评议意见；感谢与会学者上海社科院熊月之先生、王敏研究员等老师对这部译著的关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屠玮涓老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张仁善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王沛副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敏研究员在我翻译本书期间，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学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靳璐茜参与翻译了小斯当东的《大清律例》译者序。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陈雪杰老师和我教过的学生秦劫晟帮我翻译了书中部分法文词语和法文信笺。我的学生阚剑为本书制作了边码。对此，我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这本译著终于脱手了。我期待2015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之行，以及感谢邀请我到那里访学的刘禾教授（Lydia H.Liu）。

屈文生

2014.11.28

华政园

本书得到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141106）、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l58）的资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