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太行山办《胜利报》

在和顺县石拐镇，我和河北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当时石家庄市委书记陶希晋也在石拐镇。陶希晋那时对薄一波认识得很不够，认为我是薄一波派来的，对我不太信任，还对我审查了一段时间。审查后，大家都认为我是真的共产党员，陶希晋也就不说什么了，还给了我lOO多人，几十条枪，让我当游击队长去打日本鬼子。

我很高兴，但这100多人的吃饭问题不好解决。幸好那天晚上我们走到了一个地主庄园，就在那里住下了，把吃掉的东西换算成钱，放在那里。我正为这一百来号人吃饭发愁，正巧碰到了晋中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赖际发，他说，你到我这来吧，我这有饭吃，也有枪。我就到了他的部队。我带的100多人编到他的连队里，部队有个宣传科，我就当了副科长，正式当了八路军。

1937年冬天，朱德总司令率领一支八路军部队来到和顺县石拐镇。那天天气很冷，我们都很兴奋，爬上山头，去迎接朱总司令。我第一眼见到的却是个女战士装束的外国人。心想，这大概就是通知上说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了。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着头，用笔很快地写着什么。我很兴奋，跑到她身边，用英语跟她打招呼。

她很吃惊，抬起头来，问：“你是个年轻的战士吗？”

我说：“是的，我是个战士，也是个Journalist（新闻记者）。”

她一听，很兴奋，惊奇地问我：“你们有报纸吗？”

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报纸，等建好根据地后，我们就要办正式的报纸。”我告诉她，只要打了胜仗，就会有战利品，就会有印刷机，有纸张。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技术工人，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请苏联的印刷工人来帮忙。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用英语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棒！”

不一会儿，朱总司令来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群众情绪怎么样？”

我说：“老百姓的情绪是稳定的，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日本鬼子打来了，国民党军队下太行山跑掉了，共产党军队上太行山来，同老百姓一道抗击日本鬼子，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是相信我们的。但也有些人不相信我们会胜利。”

朱总司令沉思了一会儿，说：“战争要持久打下去，老百姓眼前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获得胜利，产生疑虑是很自然的。我们要靠前线部队打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老百姓才会解除疑虑。”

朱总司令问我：“你多大了？”

我说：“19岁。”

朱总司令又问：“你是文化人？”  我说：“文化不多。”看到朱总司令很和善，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在根据地办一张正式报纸的想法。

朱总司令很认真地问：“你会办报？你能办报？”

我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办过报，但我相信能办好。”

“那好，建好了根据地，你就办报。”朱总司令肯定地说。

我受到了鼓舞，又问：“那这个报叫什么名字好呢？”

朱总司令想了想说：“就叫《胜利报》吧。我们要告诉人民，正义战争必胜。”

受到了朱总司令的鼓励，我立即向特委书记陶希晋做了汇报，设法找到4台旧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朱总司令题写了报头。1938年5月1日，我就在太行山上办起了第一张报——《胜利报》，我担任总编辑。

一开始，出版的是8开油印小报，后来有了3台石印机，改成石印报。到了1939年末，晋冀豫根据地成立晋南银行，印刷晋鲁豫和晋南根据地的货币，就把我们的3台石印机和技术工人全部调走了。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搞到一架印刷机凑合着用。后来，我听说归阎锡山“民族革命通讯社”的“上党分社”建制要撤销，就赶紧向上级努力争取，把“上党分社”建制归到了《胜利报》，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有了中外电讯稿。

后来，我还组织成立了“胜利丛书出版编辑部”，自己刻印出版了，《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等大部头书籍，出版了小学课本，出报纸也没耽误。

我办报专门找有军队有枪的地方。由于敌人扫荡频繁，《胜利报》没有固定住所，经常搬家，3年多搬迁20多次。报社人员是一支新闻队伍，也是一支武装部队。报社大部分人员编为战斗组，到游击区或敌占区去，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做战地采访。一场战斗过后，人员虽然分散四处，但能很快集中起来，继续出报。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原中央档案馆找到30多期《胜利报》，现在已影印成册。

1941年3月，晋冀豫边区政府成立，《胜利报》更名为《晋冀豫日报》，上党分社更名为新华社晋鲁豫分社，我任副总编辑。后来敌人扫荡加剧，根据地“精兵简政”。1941年底，《晋冀豫日报》停刊，并入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我也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是社长，陈克寒是副总编辑。我担任社论委员，接替第一任社论委员陈克寒的工作，主要负责写社论。不久，我就感到了苦恼：写社论必得有精神，但离开了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即使党有好的指示，也写不出好评论。所以我要求每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太行山区做实地考察，参加党的会议，同各阶层人接触，讨论各种问题，然后把党要向群众讲的话，变成对群众有实际作用和感染力的声音。朱总司令说，“一份新华日报，等于10万军队！”日本鬼子对《新华日报》华北版非常憎恨，1942年5月，对太行实施“篦梳式”大扫荡，包围了报社，突围中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46人牺牲。

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我担任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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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办报，一路不停探索走来（代序）

一 向《益世报》投稿——最初的新闻实践（1935—1936）

 我想做一名新闻记者

 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创办者——宋棐卿先生访问记

 造纸学家——杨十三先生访问记

 《雷雨》的作者年轻的戏剧家——万家宝先生访问记

 塘沽工人教育的主持人——胡道远先生访问记

 乡村民众教育专家——胡勤业先生访问记

 春假徒步访农村

 我的启蒙思想摇篮：天津汇文中学——从“一二·九”运动到“七·七”事变

二 在根据地办报办通讯社（1938—1948）

 办《胜利报》

我和《胜利报》

关于宪政问题——“说书场”评论栏

朱总司令题写的报头

胜利报栏目

胜利画报

 《晋冀豫日报》和《新华日报》（太行华北版）

治病救人——报告某县工作中一些严重现象

哪里有游击战争，哪里就能打击敌人！

从防空洞里出来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武乡反“扫荡”经验之一

民兵是怎样斗争着的——武乡反“扫荡”经验之二

深入反特务斗争

村代表会议

怎样掌握群众大会

驴唇与马嘴——偶感随笔

克服春耕领导上的主观主义

不能任意“下地”

进一步贯彻三大任务

我们的备战工作已经做好了吗？

武乡国特干了些什么？

马法五将军对记者的一席话

对马法五将军的采访记

与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的谈话

和平喊话

士兵们第一次自由座谈

国民党起义军官号召进犯军罢战

刘伯承将军慰问马法五将军

三 《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1946—1986）

 正确的设计来源于正确的原始资料

 同设计工作中无人负责的现象进行斗争

 热爱机器

 五百亿元是怎样来的

 职工业余活动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更接近生活——介绍优秀厂党委书记莫文祥

 政策和任务

 沈阳变压器厂为什么一再发生产品质量事故？

 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的思想和生活

 企业领导者应经常考虑些什么

 赶陕从虫子嘴里抢救粮食

 坚决和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作斗争

 通过反浪费斗争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

 指导农民花钱

 养猪之道

 东戍村农民的心里话

 大旱之年夺丰收靠什么——河北固安县霸县采访所见

 对天作战的领导艺术——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大旱之年大丰收

 后来居上——在革命和生产高潮中访问贵州省

 抗灾的活哲学

 干劲要大步子要稳

 大庆作风是怎样养成的

 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

 让干事的人放开手脚去干

 一件往事

 中华农业振兴有望

 南庄的社会主义空气

 白庄的“战略”

 大连即将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水荒

 赞大连人民的壮举

 感谢和自勉——在安岗新闻工作六十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附录 同行笔下的安岗

 《胜利报》和安岗

 《胜利报》带头人安岗

 安岗初创晋冀鲁豫总分社

 老安的新闻敏感和进取精神

 老安我师

 搬不走的新闻学“教科书”

 两次采访

 追根究底求真相——随老安两次采访

 随安岗在邢台采访

 准狠快深紧追不舍——对安岗指挥新闻采访作风的一点认识

 安岗的胆识化解了一场报道小风波

 领导、榜样、挚友老安

 异乎寻常的胆识与气魄——回顾安岗直接指挥的两次新闻报道

 安岗办报的高瞻远瞩——从一篇重要评论见报的曲折经历谈起

 安岗的创新精神

 敬业开拓创新——安岗在《经济日报》的工作纪实

 长征路上采访的五次见面

 《市场报》为生产者办报，替消费者说话

 宣传商品经济的带头人——安岗同志和《市场报》

 永远的记者

 笔政五十年

 办报大手笔

 安岗抓理论宣传二三事

 报纸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安岗同志策划《经济日报》国际经济宣传记

 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路

 安岗的新闻学研究思想

 一次难忘的采访

 我所认识的安岗

 老战友安岗

 安岗印象记

 在老安身边工作散记

 那一面的“老安”

 有容乃大仁者高寿

 力助落难学子，归队成材

 风雨如磐师恩似海——敬贺安岗师九十华诞

安岗新闻工作简历

编辑札记：安岗创造新闻人生

安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毕生致力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他既有扎实的新闻实践经验，又有丰富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经历，新闻作品和新闻学著述颇丰，尤以写评论和夹叙夹议的政论性通讯见长。他的新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从民族民主战争到革命根据地建设，从迎接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前沿，他都留有名篇佳作，具有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献价值，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是安岗老师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13年9月，安岗夫人樊亢同志嘱托我们编辑安岗新闻著作选集。我们感到此一重任是对我们的信任，欣然从命。

尽我们之所能，现在编选工作已完成，全书多达近百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分编成上下两册。上册《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收入安岗一生从事办报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他在不同年代采写的新闻作品。为使读者对安岗有深切的了解，本书精选了新闻界部分同仁对安岗的记忆评述。安岗写下的新闻佳作名篇及精心策划的重要报道，都真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安岗为新闻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党党报艰难发展的风雨历程。下册《安岗新闻论集》，收入安岗对新闻学理论探讨、新闻业务研究、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理念、新闻与公共关系等多方面的理论文章，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安岗的新闻思想和改革主张。两册均选配有关于安岗新闻活动和生活的历史照片。

鉴于安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称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所长，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创办人，《安岗新闻论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出版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们认为，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中国新闻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中国新闻史研究增添了“核心骨干”人物个案研究的活性元素，也为后人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新闻理论、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独特而生动的史料支撑和文献积累。在信息新技术的浪潮激活新媒体、多媒体竞发的今天，新闻事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新闻前辈的勤奋敬业和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践，依然值得后辈学习和传承。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出面为《安岗新闻论集》申报了社科院老年学者科研成果出版基金，得到院老干部局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社钱江同志提供了安岗同志的历史照片，经济日报社离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也派专人拍摄了安岗的相关图片资料；95岁高龄的新闻老战士鲁兮撰写长文，回忆安岗在《胜利报》时期的战斗岁月。有50余位同仁写有记述安岗的文章，因篇幅有限，只选辑了一部分，甚歉。对于在工作上给予安岗以关怀的朋友们、同事们（包括所有著文及没著文的），樊亢同志特嘱乘出书之机，深表感激。特别要感谢当年太行山的“小鬼”孟祥祯同志，为安岗晚年整理文稿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编务工作，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本书编辑工作中的疏漏差错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陈崇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陈日浓（原《今日中国》副总编辑）

2014年7月1日

《我是一名新闻记者》为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樊亢主编的文集，记叙了我院新闻所原所长安岗先生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奋斗的一生。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最初的新闻事业1935-1936，是安岗先生初入新闻界的历史，访问了当初与安岗先生有过合作的一批专家；第二部分，在根据地办报办通讯社；第三部分记叙了安岗在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的经历；第四部分同行笔下的安岗。

《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收入安岗一生从事办报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他在不同年代采写的新闻作品。为使读者对安岗有深切的了解，本书精选了新闻界部分同仁对安岗的记忆评述。安岗写下的新闻佳作名篇及精心策划的重要报道，都真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安岗为新闻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党党报艰难发展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