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的父亲，本为富豪子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也是《大国之魂/邓贤抗战纪实系列》的主角之一。由于家族的因素，邓贤编著的《大国之魂/邓贤抗战纪实系列》成为介绍远征军难得的纪实文学。三年远征路，十万将士血，中国远征军铁马金戈，决战滇印缅，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腾冲之围……这段几经湮没的历史功绩，这段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一段彪炳千秋的光辉业绩，第一次在邓贤的笔下复活。《大国之魂/邓贤抗战纪实系列》由此成为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第一书、抗战纪实的经典作品，一本了解抗战历史的必读书。

三年远征路，十万将士血，中国远征军铁马金戈决战滇印缅，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腾冲之围……这段几经湮没的历史功绩，这段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彪炳千秋的光辉业绩，第一次在邓贤的笔下复活。邓贤编著的《大国之魂/邓贤抗战纪实系列》由此成为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第一书、抗战纪实的经典作品，一本了解抗战历史的必读书。

邓贤的父亲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关于抗战史，他占有大量的一手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采访。邓贤的抗战史带着家族血肉，独讨一帜、无可替代……

引子 历史的坚果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第二章 仰光陷落

 第三章 金戈铁马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第五章 大崩溃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第七章 孤旅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第九章 迷雾人生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尾声 天祭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

第六章上帝的声音

……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画脚，不可一世……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

史迪威逃到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败的遮羞布……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

——摘自杜聿明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1

缅甸盟军的堤坝不可挽回地崩溃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傍晚，也就是日军攻陷畹町的当天，一架被盟军飞行员戏称为“信天翁”的DC—3型运输机在缅甸中部一片甘蔗园里颠颠簸簸地着陆了。

飞机上跳下来两个神气十足的美国飞行员。他们嘴里衔着雪茄烟，肩上佩戴上校军衔，高个叫罗伯特·斯科特，稍矮的叫凯莱布·海恩斯。他们奉美国总统之命，专程从印度飞往缅甸瑞冒接应史迪威脱险。

但是当他们被领进一座用作临时司令部的庄园时，两位上校吃惊地发现将军手下只有几十名士兵，而将军本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写日记。将军头戴上次世界大战时的旧式战斗帽，没有佩戴军衔和领章。只有那头花白的短发和威严的气派使人对这个瘦老头的身份不敢轻视。斯科特用一种大大咧咧的口气提醒这位穷途末路的总司令：“嗨，先生，总统派我们搭救您来啦！”

史迪威抬起头，愣了几秒钟。经过这段呕心沥血的日子，他变得面容憔悴，身体虚弱，眼睛布满血丝。但是他的目光仍然十分严厉。当他弄明白飞行员的使命时，便断然谢绝了总统的关心。

“不，先生，还是让我自己来对付这里的麻烦好了。”他朝飞行员挥挥手，然后又埋下头来继续写作。

飞行员愣住了。他们不得不打断将军的思路，再三向他解释，在离这座庄园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已经发现了日本人的坦克。

“我说过，他们会来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将军厉声说道。他站起来，向两位飞行员下了逐客令：“你们马上回去，把文件带走。请转告总统，我的事还没有做完。我会走到印度去，在那里重新收拾残局。那时我会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他。”

将军的固执使飞行员十分尴尬，他们不知道眼下还有什么事情比安全撤退更重要。对于冒着危险专程飞来执行总统命令的飞行员来说，面前这位性情古怪的将军简直不可思议：他在敌人坦克就要开到的时候居然拒绝援助。他们甚至疑心史迪威是不是受了刺激或者神经不大正常。

斯科特上校用一种惊慌不安的语调结结巴巴地说：“将军，请原谅，倘若因为我刚才对您有所冒犯，那么我……向您道歉。请您跟我们走吧。”

史迪威突然大为光火。他拧着眉头训斥他们：“你以为我会计较你们的态度吗？你这个傻瓜！我是指挥官，我有我的职责和任务。你们难道没看见，我的那些中国军队正在前面逃跑吗？日本人要撵上并且消灭他们，我得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带到印度，训练他们，把他们变成第一流的军队。可是现在他们都怕日本人，你们懂吗？”由于激动，将军的嘴角微微颤抖。

“请允许我问一句，将军，”海恩斯上校插言道，“您能追得上中国人吗？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到了一百英里外的科林。”

“在我确信无法赶上他们之前，我决不会放弃他们。”史迪威断然说。

“那么您打算走到印度去？”

“我想在日本人打断我的双腿之前，我还是有这个信心的。”将军回答。

飞行员只好悻悻地退出来。他们虽然坚持认为史迪威在干一件得不偿失的傻事，但是将军的意志和品格却使他们感到钦佩。

“凯迪，把飞机摇起来。”斯科特说。摇飞机是飞行员的行话，相当于轮船鸣笛或者军队鸣礼炮，表示致敬和祝福的意思。

“信天翁”飞起来。飞机带走了多余的文件，也带走地面人们的最后一线希望。将军走出屋门，目送这只钢铁大鸟掠过屋顶，掠过庄园，摇着翅膀在空中翱翔一周，然后迎着残破的夕阳朝西北天边飞去。马达声渐渐消失，大地重归宁静，天空一片空旷。黑暗的潮水从森林和房屋四周渐渐渗出来，慢慢挤压着人的心。史迪威感到一丝淡淡的孤独和惆怅。他深恐感伤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信心和意志力，就深深地吸进一口潮湿的夜空气，然后回到屋子里继续写日记。

夜幕降临，庄园里到处燃起篝火。值日军官传达将军命令：准备转移，半夜登车出发。现在史迪威指挥的队伍一共还剩四十个人，包括十八名美国军官，六名美国士兵，一个中国警卫班，一名传教士和一名美国新闻记者。

这天晚上，史迪威给华盛顿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发去一份急电，报告自己的去向和方位。电报首次提到在印度建立基地训练中国军和反攻缅甸的设想。这个设想后来经过进一步补充完善，正式定名为“X—Y计划”（即“人猿泰山”计划），呈报白宫。美国总统批准于当年执行。于是后来才有了著名的兰姆伽训练基地，有了十万学生大从军和气壮山河的缅甸大反攻。

当然，这份计划也是后来被人斥为“一纸废文”的东西。  P84-86

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大国之魂》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写作于1989年春，完稿于次年秋天，算得上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吧。很多读者问，当时你还是个青年，又没有当兵打仗，你是怎么写出这部与你个人经历毫无关系的抗战作品来的呢？

说毫无关系当然不确切，我父亲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中的普通一员，以不到十八岁的年龄投笔从戎远赴印度，他们那一代青年是以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抗日战争的悲壮凯歌的。惭愧的是，当父辈的热血尚未冷却，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扭曲变形，我这个不肖子孙居然不知道我的老父亲曾在中、印、缅浴血奋战！“文革”年代，父亲的历史成了问题，我们家庭注定无法逃脱没顶之灾。当我在边疆年复一年当知青，个人前途屡屡受到挫折，心里没少抱怨父亲，诅咒那段给我们家庭带来厄运的“黑色历史”。

尽管我不断向组织表态同父亲划清界限，然而我对父亲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历史厚重的帷幕突然掀起一角，在中国滇西怒江西岸的一处被荒草淹没的旧战场遗址上，当地人对我讲述了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的故事。面对暗夜如晦的茫茫长空，面对长眠地下的无数抗战将士的白骨和他们被践踏的灵魂，我跪倒在地，泪如雨下。不肖子孙的愚昧、麻木、疯狂和偏见像铁锈一样壅塞了我的心灵。

后来我终于独自走遍怒江西岸的山山水水，进行首次千里大采访，祭奠被遗忘的抗日战场，我想我至此获得新生。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之旅，一次精神与灵魂的再生。是历史本身（不是书本或其他）引导我走向历史彼岸，走向我的精神家园，我相信，我的写作与人生至此开始。

我的唯一心愿是，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我年迈而苦难的父亲，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活着或者死去，有名或无名的普通抗战士兵。

还需要提及一句，这部书的写作过程，由我太太周晓蔚负责业余誊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仅有一间陋室，没有电脑，暑无空调，寒无暖气，抄写常在工作之余的夜间进行，四稿耗时一年又四个月，逾一百数十万字。那是怎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呀，个中甘苦只有我知她知。

值此《大国之魂》重印之际，心生感慨，权作再版前言。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元一九九。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于秘密地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终于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国方面婉拒。

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像保护游客，倒像押解j巳人。

时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跨江水泥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儿自卑。因为当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上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是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人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见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士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纪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画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颤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坏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见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民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忌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曾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岐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至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岐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的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吗?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记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