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惠：我知道点儿祖宗的事也都是听老人们讲的，还有些传说，真真假假。○二年不是孟家坟地迁坟50周年吗，孟氏家族就商量修坟的事，是我弟弟孟昭贵发起的，结果他从那开始就中了迷似的研究起老祖宗的历史，弄清了好多我们过去根本没听说过的事，他手里掌握不少资料，反正我们觉得挺珍贵。
孟昭贵：这些年我去了不少地方，查了好多资料，搞清了一些疑问。哎，就算给老孟家做点儿事吧，要不这段历史就更说不清了。
反正有关老祖宗的事，多去了，不知你想听哪些？喔，那就是想了解他的身世。
都说孟家坟地、孟家坟地，可多少年来谁也说不清孟大人到底叫嘛，曾经听老人说他叫“孟怀远”。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为嘛这么叫呢？是因为祖坟的墓碑上有这么一溜字：“皇清诰封怀远将军孟公之墓”。叫“孟怀远”也不算错，但“怀远”是皇上给他的封号，而正式名字一直是个谜。为这事我到过山东邹县，就是孟子的老家，查阅了家谱和其他有记载的材料，尤其是在墓地发现的那两块墓志铭石碑帮了大忙，最有说服力地印证了孟家坟地的主人，他叫：孟宗轲。
接下来又倒出孟宗轲的哥哥叫孟宗舜，他们的父亲叫孟应夏(都司)，正四品，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孟宗轲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死的，死后被封为“待赠承务郎”，到了康熙四十四年的时候，又加封为“怀远大将军”，至于为嘛死了二十二年后才追加封号，没有任何记载。经过我这几年听的、见的，瞎推测啊，不一定准：康熙年间孟宗轲在天津负责通过水陆押运粮食，据说有一年受灾，沿岸百姓民不聊生，他就擅自做主纳粮给穷苦百姓，这下可犯了大忌，于是皇上砍了他的头。可是他毕竟是为了老百姓啊，皇上可能也知道错杀了，但又不可能更正，怎么办呢？于是晃荡了二十多年又想起了这个人，追加吧，也算是对孟宗轲的一种补偿。
孟宗轲没有脑袋这事一直传了上百年，甚至有人说迁坟的时候，打开棺椁看见过，是配的金脑袋，那是没影儿的事，他的棺材压根就没打开过。
孟家坟地后来改叫孟家树林，因为坟地整个被茂密的树林遮盖，杨树、柏树、槐树，又高又大几乎看不见天，坟地有多大？我给你找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贰拾亩陆厘，长七十四弓，宽六十七弓。”这是从碑上抄的。传说林子里有过一匹金马驹，一到特定的时辰就出来饮水、晒太阳，周围百姓都不到林子去打扰，后来家族里出了个抽大烟的，不断地砍树卖钱，就把风水给破了。
孟家坟地是在五二年九月迁走的，好家伙，人山人海啊！当时我们俩还小，但也钻进去看了，真开眼啊，嘛型号的棺材都有，好一点的就用草绳一圈圈地缠，然后整体移走；棺材糟了的就把骨尸收起来装进坛子，写上名字码在一块儿，带椁的棺材都是用倒链倒上来的，大约迁了几百座家族坟墓。为了记载这次迁坟经过，政府还拟了几句碑文，刻在了老墓碑的反面。我把它拓下来了，没关系，我给你念，你记：“我市为了响应政府的经济号召，将本市河北堤头村下坡孟家树林旧茔地借给政府建设工人新村使用，蒙准于一九五二年九月移至淀北赵庄子新茔地。谨记先祖孟三公讳宗轲和元配于夫人继配张夫人迁坟留念。”现在？这块碑在○三年时又埋在了地底下，便于保护。
咱接着说……墓迁走以后，推土机就开始填坑，正巧我的一个长辈路过那里，看见有两块石头在土里翻翻着，就找人给搬回家了，也没看上面写的嘛，就字儿朝下垫在了自己家的小煤屋里(长项胡同)，几十年来谁也没再管它。这次大伙在商量修坟的时候，有人想起了这两块石头，结果刨出来一看，都惊了！一块上面刻着这么几个大字：“皇清待赠承务郎淑叟孟公暨元配于孺人合葬墓志铭。”另一块记载了孟宗轲的简历。太珍贵了，然后经过家族研究，一致决定捐给国家，就这么着，○五年捐给了天津博物馆。
修坟这事是我发起的。2002年3月7日，我在祖宗墓碑上贴了张倡议书，当时正是清明扫墓高峰，所以就起了作用。然后，城里的、河东的、竹林村的、堤头的都联系上了，最后集了两万三千二(元)，后来又有人拿了一万五(元)，铺了地面，修了护栏，了却了一件心事。P38-41
抢救与行动
本集开篇所访问的范贵林先生，今年5月初飘然仙去，享年105岁。笔者因考察马家店(王襄确认甲骨文之地)的关系，曾两次采访老人，在此谨表示深切的悼念。随着城市旧有居住格局的迅速打破，以及这些见证历史的老人相继离世，针对某个社区的口述历史资料采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这类资料抢救之重要。早已成为多方的共识。但问题之关键却是，共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更应付诸于行动。这一点，张建先生的《走近铃铛阁》，无疑再次给我们树立了样板，一个非常优秀的样板。
2011年8月3日
(按：张建先生的《走近铃铛阁》，2011年在《天津记忆》第89期以内部交流形式推出过。本文为编者杜鱼当时撰写的编后记，今原文移置于此，仍作“编后记”也。)
让人肃然起敬的“手工作坊”
姜维群
这年头，我们尤其青睐大，大企业、大集团，于是建设了那么多的大马路、大商场、大高楼。我们都在“抓大放小”。
在英国，光顾了一个小作坊，门脸很小，人很少。里面毫无现代化的气息，颇似几十年前我们的绱鞋铺，然而，来这里订制鞋的从国家元首到沙特富豪，应有尽有。这里“私人定制”要一个脚趾一个脚趾地量，尺寸精致到零点几毫米，制作一双鞋的工期在半年左右。精确、精致加上精美，这种无与伦比就是“手工作坊”的无可替代，当然，也必然是无可替代。
张建的《口述津沽》就像这样的小作坊，就是这样的手工作坊。
除了手中的相机，张建就如同作坊里的主人公，一丝不苟地用最原始也是最笨拙的方法“缝缀”城市非主流的平民历史(家史)。
纵观我们的《二十四史》基本是一部政权史，纵观我们的城市史基本是一本建筑建设史。而张建已经完成的《“老南市”忆往》《最后的南市》以及堤头和铃铛阁地区的口述史料，较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间语境下的已经消逝了的城市街区的原貌。这种小作坊式的个人的手工“操作”，还原出城市的“老味道”。
手工作坊不是工业化生产，所以它的生产方式就是时间加精力和技艺。我们现在都在喊“慢生活”，许多人认为是放缓放慢速度，非也。实际上，“慢”需要眼睛目不交睫地“盯”，需要心慢条斯理的“品”，最需要手精雕细镂的“做”。他们与时间匀速，不与时间速跑；他们和日升日恒相仿，准确恒定地升降；他们和时尚绝缘，按自己的节拍去做和潮流毫不相干的事。
张建“做”得很慢。他为某地区一条街道一条街道、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拍照、绘制；然后去一家家敲门、访谈。有的人配合，有的人抵触，于是他要想方设法慢慢“撬开”人家的嘴，让人家打开话匣子。
手工作坊的魅力在于极有耐心地不厌其烦，极其认真地不计工本，极端负责地不离不弃。所以，这里制作出的产品已然脱离了价格规律，其价值已非金钱能计算，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品、收藏品。
张建的手工作坊在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着真正的“私人定制”，《口述津沽》就是完成了城市历史最让人忽略，经常被一带而过的部分。正如学者杜鱼在《告别堤头》跋语中说的：“堤头的口述实录，在社会学之外，同时则又跨入了史学的领域。张建通过生动的影像和口述资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宏阔的堤头历史和民俗画卷。堤头一带半岛式的封闭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其兴衰起伏的发展变迁，与天津城市的整体进程并不相侔。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由于文史工作者对堤头有意无意地遗忘，因此使得张建的工作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张建的小作坊很小很小，其产品在城市大生产的喧嚣中音微声弱，但是这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像一个杠杆，找到了城市空白的支点，由此撬动了一段段别人遗忘及至丢弃的历史。
钱塘江大潮骇浪惊天动人心魄，然而小溪的潺潺每日涌动着新鲜清澈更能拨人心弦。张建以几十年的不急不缓、不声不响为城市历史填补着缺失的链环，钩挂起永远的消逝，这种不图名利的义务奉献，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吗？
这个时代不缺少轰轰烈烈和粗制滥造，唯独缺少踏踏实实的“手工作坊”，从这个层面说，张建的《口述津沽》付出的心血辛劳和它的价值，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2014年9月15日
《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堤头与铃铛阁)》是以原住民口述的形式，原汁原味且生动真切地记录了天津市河北区堤头一带和红桥区铃铛阁一带，鲜为人知的历史和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作者张建通过田野调查，在2009年6月至7月间访问了20位老堤头人，又于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间，访问了20位铃铛阁原住民，这两部分内容，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不仅涉及繁衍生息的自然进程，而且展现了原始、淳朴的民俗民风；不仅触碰大事件，更多的是讲述小故事，娓娓道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今，这两处老区都已消失，原住民各奔东西，留下的只有这些“乡音”。
除了手中的相机，张建就如同作坊里的主人公，一丝不苟地用最原始也是最笨拙的方法“缝缀”城市非主流的平民历史(家史)。
《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堤头与铃铛阁)》中张建通过生动的影像和口述资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宏阔的堤头历史和民俗画卷。堤头一带半岛式的封闭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其兴衰起伏的发展变迁，与天津城市的整体进程并不相侔。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由于文史工作者对堤头有意无意地遗忘，因此使得张建的工作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