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闲时习画，现居北京。
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于米兰国际戏剧节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多部作品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
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存《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

最早对死刑问题的关注，是1997年看过基耶斯
洛夫斯基的《十诫——关于杀人的短片》之后。基
氏是我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无论是《
三色》还是《十诫》，都与我心目中对电影的要求
靠得很近。《关于杀人的短片》，在我看来是《十
诫》中最好的一部，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代表国家的杀人究竟是否意味着正义？
我的思考正是由此开始的。在我读过一些中外
刑罚学者关于死刑的著述之后，我产生了写一部关
于死刑小说的念头。死刑的存废，一直是国际法学
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近百年的事实表明，
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尽管这
一天对中国而言还相当遥远，那么，对死刑的严格
限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让我欣慰的是，中国对
死刑问题的重视已经不再是几个法学家的专业研讨
，司法实践也在进步。我曾经在网上注意到这样的
一条消息，从2001年4月到2003年3月，仅是北京市
高级法院就对三十五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改
判为死缓。
但那个时候我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坐在电脑
面前。两年前，我母亲被诊断出身患癌症，紧接着
在北京和合肥接受了两次大手术和十八次的化疗。
那些日子，我和年迈的父亲奔波在北京、合肥两地
的医院之间。我的父母，却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支
持我，他们希望我从目下的阴影中走出来，回到自
己的专业上，我这才有了写作这部书的可能。
在访病求医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刑警出身的朋
友，她原是一位刑侦物证专业的工程师，而她的父
亲，则担任过基层的公安局长。偶尔的几次交谈，
却意外地打开了我想写作《死刑报告》的窗口，让
我豁然开朗。有一次我问她：你去过刑场吗？她说
去过，那是她的工作之一。我继续问道：当你看见
一个死囚被执行枪决的瞬间，你的感受怎样？她迟
疑地说：很复杂。几乎每一个死囚手里都有一笔令
人发指的血债，你无法不恨他们。但是，当他们像
牲口一样跪倒在冰冷的枪口之下，你的内心还是产
生了一种怜悯，一种同情。然后，她就对我讲述了
一段亲身经历。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同事，因为婚
外情，便与她的弟弟策划实施了一起谋杀，最后双
双被处死刑。临行前，她曾去监狱探视过这个女人
，并为其捎去了一些生活用品。几天后，这一对姐
弟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她说：我请假了
，没有去刑场。但我后来还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仔细看完了执行现场的录像……说到这里，朋友
流下了眼泪，说不下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
成为本书中沈蓉案件的原型。而书中的女主角，无
疑带有我这位朋友的身影。
2003年3月17日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
让我震惊不已，也使《死刑报告》的写作加快了步
伐——这部书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那些天
，我不断收到海内外朋友的电子邮件，对人权的尊
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又一次如此强烈地激荡在我的
脑海里。在写作《死刑报告》的日子里，我时常半
夜起床，键盘的敲击声仿佛心的跳动，等一节写完
，曙色已经涂满北京的城郭。对我而言，这部小说
的写作，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死刑报告》将先由《花城》杂志2003年第六
期全文发表，现在，我把它交给一贯与我合作的人
民文学出版社，并且，这一次我亲自设计了封面。
潘军
2003年10月19日，夜半，北京寓所

新版自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附录一 《死刑报告》初版后记
附录二 关于《死刑报告》——答《北京晚报》记者问

正如事先陈晖所预料的，随后几天的所谓研讨是相当松散的，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场都没有。与会者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也有几个加州的所谓汉学家。除了参观游览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和好莱坞，大部分的活动都在一位慕容先生的家中客厅里举行，大家随便交谈，喝着从大陆带来的乌龙茶和青岛啤酒。王可担任现场翻译并负责录音整理工作。那时陈晖刚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于是他的发言大都带有这本书的印象，有的几乎就是援引了刘先生的观点。譬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作家，譬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乃至鲁迅，都是在自身经历过一些磨难之后，才去歌颂那种貌似超脱的自由精神；而西方的作家，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却一直是在逆境中继续歌唱着神性的拯救精神。拯救与逍遥，是中西方最为根本性的精神品质差异。在中国精神中，怡然自得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上帝重修旧好是最高的境界。尽管这些观点陈晖本人也不是完全苟同，但是像刘先生的这样一种诗意般的归纳却还是足以引起与会者的重视的。
6月14日，在洛杉矶是一个阴晦的天气。这天会议没有什么安排，于是王可就来旅馆陪陈晖聊天。那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旅馆，由一个华人经营，这个人也是本次研讨会的赞助商之一，免费提供食宿。但他的兴趣是大陆什么时候发行B股，大陆的B股有没有可能到华尔街来挂牌上市。对这些问题陈晖很茫然，他只说，回去好好打听一下。幸好这时王可来了，陈晖才得以摆脱窘境。这两个人掩上门一直从下午聊到天黑，陈晖像是患上了倾诉病，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但样子还很从容。陈晖说：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幸好现在是夏天，也算是自然降温了。
王可说：你现在一个人倒也简单，依我看你干脆过这边来算了。咱俩也有个伴。
陈晖说：我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语言这关过不了，我到这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怎么过？语言这东西，连毛泽东都说，非下苦功不可呢。
王可说：其实语言需要的不是苦功，而是环境。你要是真想过来，我就帮你想想办法。至于托福这一关，也还是有辙的。我就曾经办妥了两个。
陈晖笑着说：又是作弊吧？可我就算是这么过来了，也适应不了啊。我现在不想再搞专业了，也不想再接什么狗屁案子，就随心所欲地写点那种准风月谈，聊以糊口。
王可说：这可不像你陈晖啊，当年在我们班，你可是最有锋芒的一个。你的毕业论文对刑罚，特别是对死刑的研究很让人刮目相看，怎么没几年工夫就这模样了？
陈晖说：人是会变的。再过几年，我恐怕变得连你都认不得了。
说着，就随手把电视打开，里面正播着五花八门的广告。陈晖说：你看，我连广告也看不明白，怎么讨生活？美国也没什么好玩的，过几天我还是回我的北京吧。
P4-5

潘军为皖籍当代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创新求变的写作一直为文坛瞩目，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此次收入的作品，皆是潘军三十多年创作生涯的精选之作。
书画一直是潘军先生的热爱，近年来更是将颇多精力投入其中，并颇有所获。此次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潘军小说典藏》系列中每卷均有潘军先生的绘画作品作为插图，精心呈现书画版典藏，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该系列之一的《死刑报告》将“辛普森案件”纳入其中，使作品有了一种观照，也就构成了中西方刑罚观念的一种比较与参照，让非法学界的读者将大有收益。
这是一部很有深度、很有力度的长篇小说。小说所写的是死刑案，但字里行间充满的是人性的关怀，作家所呼吁的是，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尊严，而刑罚的本质不是要让罪犯受辱，更不是对罪犯实施肉体上的折磨，去追求那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复仇效果，而是要引起罪犯内心的忏悔，使之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
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
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
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
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
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
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
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
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
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
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
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
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
。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
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
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
，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
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
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
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
，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
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
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
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
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
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
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
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
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
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
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
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
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
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
”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
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
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
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
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
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
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
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
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
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
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
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
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
，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
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
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
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
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
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
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
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
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
部作品的品质。
……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
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
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
。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
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
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
，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
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
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
，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
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
，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
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
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
》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
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
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
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
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
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
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
》，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
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
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
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
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
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
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
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
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
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
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
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
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
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死刑报告》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关注死刑的小说。小说通过对一个叫落城的地方几宗死刑案件的解析，对当代中国的死刑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文学的方式第一次近距离地探讨死刑问题。作家潘军娴熟的叙述方式，使作品洋溢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显示出的思辨色彩和独特视角，更让人心灵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