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起著的《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的主要内容如下：万里茶道主要是由晋商和俄罗斯商人共同开辟、是连接中蒙俄（欧洲）的一条重要商道；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以及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中湖北省所体现出的历史厚度，说明贯穿两湖地区的“宜红古茶道”与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存在密切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这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世纪工程”，是中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刘再起（1967-），湖南衡阳人，留俄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俄罗斯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兼职教授，武汉商学院客座教授。
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远东问题》、《政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研究》、《学术前沿》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70篇，出版专著2部、教材2部、译著6部。近10年，主持并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参与国家和教育部重大课题3项，二次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全球化视野下的《湖北与万里茶道》
前言
第一章 “世纪动脉”万里茶道
从东方刮来的饮茶之风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发展
“伟大的茶叶之路”的始末
第二章 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
源远流长的湖北茶文化
湖北省是中俄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
近代洋务运动下的湖北茶业变革
第三章 俄国史料中的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
俄国人与茶叶的结识
茶叶贸易的恰克图时代
海上的中俄茶叶贸易
俄罗斯学者对中俄早期茶贸的研究
第四章 东方茶叶港——汉口
走向繁荣的近代汉口
近代汉口的中国茶商
汉口江汉关的历史变迁
早期与英国的海上茶叶贸易
汉口的俄商与茶叶贸易
在汉口的俄居民、领事馆和租界
俄国皇室成员出访汉口
万里茶道在汉口的遗址遗迹
第五章 万里茶道的青砖茶与红茶茶源地之一——赤壁
幕阜山脉怀抱中的小镇
羊楼洞与茶
砖茶与万里茶道
羊楼洞的茶商们
万里茶道在赤壁的历史遗存
第六章 万里茶道“宜红”茶源地与核心产区——五峰
鄂西南的边陲小县
茶话五峰
鄂西南一枝独秀的五峰“宜红”茶
因茶而兴的“小汉口”渔洋关
万里茶道上的五峰茶
五峰的万里茶道历史遗存
第七章 宜都是万里茶道和宜红古茶道的结合点
宜红古茶道的形成
顾彩与湘鄂古茶道
宜红古茶道的产生
宜都老城区是宜红茶的转运枢纽
唯一的峡江风貌宜都老城区是宜红茶转运的枢纽
民国期间宜都有专营宜红茶的机构
宜都红茶厂是宜红茶的加工集散中心
宜都成为宜红茶最大收购加工出口基地的原因
宜红茶的新成果
第八章 万里茶道的水陆中枢——襄阳
历史名城襄阳
名人笔墨下的襄阳茶
水陆中枢襄阳
探寻万里茶道在襄阳的遗踪
第九章 万里茶道的当代价值
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
湖北在万里茶道的角色定位
附录
宜都红茶厂档案中的宜红
宜红是“万里茶道”罕见的“外贸茶”
实物期货贸易贷款是宜红茶生产的调节方式
宜红古茶道是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
宜红生产线是中国茶叶精制加工的活态遗产
后记

前言
弗·达旗升
田园 陈佳译
万里茶道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它对
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
为近年来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划时代事件。这一倡
议旨在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要实
现这一倡议，就必须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全
面深入的研究。“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费迪南·
李希霍芬对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路的简称。19世纪的
历史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都表明，跨欧亚贸
易路线并不限于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本身。例
如17-20世纪，跨亚欧大陆的一条主要商道途经西伯
利亚，其繁荣发展的历史与18-19世纪的中俄恰克图
茶叶贸易密切相关。
万里茶道作为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主要跨欧亚交
流通道，形成于17世纪。其路线形成的基础是俄罗
斯人为了征服西伯利亚而获得的地理成就，这也是
欧洲地理大发现的组成部分。沿着万里茶道，具有
欧亚陆上贸易传统的中亚土耳其穆斯林商人将贸易
路线扩展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随后，在俄罗斯政
府的支持下，西伯利亚贸易开始由俄罗斯商人主掌
。再后来，中国商人也沿着这条路线翻越国境，向
西进发，开展贸易活动。
俄罗斯地理大发现的最关键事件当属1618年，
第一支俄罗斯考察团经陆路抵达北京。传统认为，
这也是俄罗斯人认识茶叶的开端。茶商们声称，毫
无疑问：“1618年，中国使团首次赠给沙皇米哈伊
尔·费奥多罗维奇几俄磅茶叶……”之后，俄罗斯
人对茶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有赖于俄罗斯驻华
使团的活动。1654-1657年驻华使团在专题文件中记
载，中方在迎接使团进入北京城时：“上茶，与黄
油、牛乳同烹……但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婉拒道
：此乃我基督教斋期。”②中国官员还用茶款待了
杰出的俄罗斯外交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密列斯库
）。他的记录如下：“茶叶分装在黄色的木制茶罐
里。茶叶同黄油和牛奶一起煮，上的是鞑靼茶，而
不是中国茶。”由此可见，在17世纪，中国人是用
加奶的砖茶来招待俄罗斯人的。这也证明了早在17
世纪，万里茶道的中国段就已经存在，该路线从湖
北省北上，向西伯利亚方向延伸。
起初，经由西伯利亚的“丝绸之路”新路线并
不是一条真正的茶道，主要进行其他商品的贸易。
但茶叶也是最早开始运输的商品之一。例如，早在
1654年，托木斯克市的海关文件中就记载了茶叶的
贸易情况。1657年，托博尔斯克海关文件中也出现
了茶叶字样。《叶尼塞县年史简编》中记
载：“1672年，西伯利辖区负责管理貂皮收购的商
人齐里耶夫，向官吏们详细打听西伯利亚的茶叶价
格。他们回答说，在伊尔库茨克买一罐茶要花4-6卢
布。”（垒）西伯利亚的中国茶最早是由那些经由
中亚进行中西方贸易的商人带来的。著名的斯拉夫
天主教社会活动家克里扎尼奇在1661-1676年发配西
伯利亚期间写道，“不过，那些布哈拉商人也运来
茶叶，茶叶和咖啡用途相同，只是植物种类不同。
”最早把茶叶运到伊尔库茨克的是一支布哈拉商队
，于1684年与卫拉特使团一同抵达。17世纪，土耳
其的穆斯林商人通过西伯利亚运输的茶叶量很大。
例如，1686年在西伯利亚南部，来自当地少数民族
的劫匪抢劫了商人们数吨茶叶。
来自中原的商人驼队则是经过蒙古地区到达俄
罗斯边境。17世纪末，最安全和便捷的路线是从北
京出发，途经呼伦贝尔和外贝加尔。其中外贝加尔
是俄罗斯驼队最早行走的路线。18世纪初，俄罗斯
人又开发了经由喀尔喀蒙古的路线。茶叶大量输入
俄罗斯，与中俄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密切相关。1727
年，俄国与大清帝国在刚刚划定的边界上签署了《
恰克图条约》。
18世纪跨欧亚商路上茶叶贸易的发展基于以下
几个因素：（1）在自然气候条件严酷的西伯利亚，
茶叶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而有益的饮料；
（2）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各种商品，获得的收入可用
于购买昂贵的中国商品；（3）中俄政府都有意保持
长期贸易关系，这有助于维护两国间政治关系的稳
定；（4）茶叶贸易已成为西伯利亚商人，即西伯利
亚贫困城市的主要投资者和赞助人积累原始资本重
要来源；（5）商品的运输使北京至莫斯科的漫长道
路（途经蒙古和西伯利亚人口稀少、人迹罕至的地
区）保持了良好的路况，为茶道沿线居民创造了工
作机会。
在17世纪，跨欧亚西伯利亚商道主要是一条水
路。从中国边境至莫斯科，商品通过河流和湖泊运
输，整条路线上只有两节很短的陆路通道（叶尼塞
斯克附近商道和乌拉尔山商道）。18世纪上半叶，
建成了一条途经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托木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的陆路通道。万里茶道就形
成了两条路线——陆上通道和水上通道。1818年的
《叶尼塞县年史简编》中记载，在安加拉河的一个
村庄里：“特列季亚科夫的4艘船在此停泊，每艘船
装载有5100普特的茶叶”。但大部分茶叶是通过陆
路运输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命运多舛，湖北茶叶
占领俄罗斯市场也并非一蹴而就。可以说，湖北茶
叶在中俄茶叶贸易中份额的增长促成了跨欧亚西伯
利亚商路向万里茶道的转变。
……
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约定，驻京特
使巴柳泽克于1862年2月在北京与清政府签署《中俄
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试行3年”，共包括22项
条款。1869年4月，特使弗兰加利在北京签订新的《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这些条约确定了俄罗斯人向
恰克图运输茶叶的唯一途径：经过张家口、通州或
天津至恰克图。
西伯利亚的万里茶道最终难以抵抗海路运输的
竞争。为保护恰克图贸易，降低了恰克图茶叶进口
税率。为了降低经由万里茶道运输的茶叶价格，俄
罗斯商人还自己组织茶叶生产。
19世纪下半叶茶叶贸易仍是整个俄中关系体系
的基础之一。《外交部部长笔记》中记载：“中国
驻京代表的最主要使命，就是维持几个世纪以来经
恰克图的俄中贸易往来……恰克图贸易的衰落可能
导致中国对我们的疏远。”
19世纪末，茶叶在俄中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开始
下降。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竣工后，蒙古和
恰克图段的商路失去了意义。西伯利亚商人曾主张
首先建造从北京经喀尔喀蒙古至恰克图的铁路，但
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湖北茶叶仍然
经过各个陆上口岸进入俄罗斯，但其数量仅能满足
当地需求。可以说，西伯利亚段的万里茶道不仅没
有消失，而且也没有失去其最重要意义。西伯利亚
的外贝加尔仍然是茶叶运输的必经之路，只不过大
部分茶叶现在不经过恰克图，而是从满洲里入境。
20世纪初，茶叶仍然是俄中贸易的主要商品。
十月革命只是偶尔影响了万里茶道铁路段的运行。
1925年，通过东西伯利亚进口到苏联的中国商品中
，茶叶占75%。1929年的7个月内，苏联从中国进口
商品总值为1050万卢布，其中900万卢布是茶叶。由
于日本入侵中国以及对各地的掠夺破坏，同时由于
从湖北到苏联没有直达铁路，万里茶道最终不复存
在。而西伯利亚大铁路仍作为万里茶道的遗存之一
，直到21世纪初，仍然是欧亚交流的主要通道。
要想在当今形势下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
就必须研究万里茶道的历史经验。近几年在俄罗斯
和中国，研究者不仅重新开始关注恰克图茶叶贸易
史，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综述性的著作。然而，我们
还需要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需要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翻译。我们必须研究档案资料，不仅是
中央档案库资料，而且还要研究整条万里茶道上的
档案资料。需要研究所有博物馆的收藏，如有可能
，还应包括个人和家庭收藏。在研究过程中，可能
还会发现珍稀的出版物、各地遗留的万里茶道的古
迹，并会探索万里茶道对当今社会的生活习惯、语
言、文化和对沿线民族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也
影响到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写作。困难无处不在
，例如，中国档案馆无法查阅俄语资料，可能是因
为缺少懂俄语的工作人员，无法整理和归档。可见
，万里茶道研究是一项综合工程，可以促进两国人
民在各领域的理解合作，帮助两国解决复杂的政治
和法律问题。
万里茶道研究领域广泛，湖北、山西、内外蒙
古和西伯利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尤其重要并且富有
成效。这些地方的学者都保留了那个光荣时代的传
统。我们如何复兴、传承和发展万里茶道的传统，
将为本地方的未来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刘再起教授的带领下，武汉大学俄罗斯学研
究团队对万里茶道进行了深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多年来，他们还与俄罗
斯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开展了密切合作。厚积薄发，
最终形成了一部新的学术著作，以飨中国读者。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部著作也能为广大俄罗斯读者
了解和借鉴。

刘再起著的《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先是系统地梳理了中俄万里茶道的发展始末，从中国的茶叶向俄罗斯传播说起，到恰克图边境茶叶贸易的蓬勃发展，再到中俄万里茶道的形成、发展与衰落，让读者能够对中俄万里茶道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作者分别介绍了万里茶道湖北段的四个重要节点城市——汉口、五峰、襄阳、赤壁，通过查找网络资料、实地调研、访问专家学者等渠道搜集了大量一手和二手的文献资料、纪实图片等，对这四个节点城市的茶叶经济、茶文化、万里茶道相关的遗址遗迹等方面做了比较详实的研究分析。

“万里茶道”在中国乃至在俄罗斯迅速成为一
门显学，是近几年的事。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在俄罗斯
著名的外交部国际关系大学发表演讲，首提“万里
茶道”是中俄间的世纪工程，在中俄历史上的经济
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从此，沿中俄万
里茶道的各省区纷纷挂出“万里茶道研究院”，进
而从民间到官方，从地方到中央，各种“万里茶道
”申遗活动此起彼伏。
更早些时候，中俄“万里茶道”则鲜为人知。
记得2003年12月，我应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
院长巴让诺夫教授邀请，在俄驻亚太地区国家部分
使节座谈会上作了（《中俄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的
演讲，提到中俄交往近400年，除了20世纪50年代的
中苏“蜜月”，中国与沙俄的交往也有温馨的一面
，那就是中俄历史上的茶叶贸易。著名的中俄万里
茶路，由中国山西商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商人共同
开辟，中国江南的茶叶及饮茶文化同俄罗斯的饮食
习惯较好地结合起来，掀开了两国交往史上辉煌的
一页。可惜的是，当时在座的俄罗斯人知道中俄万
里茶路的并不多，应者寥寥。那时，对于这条茶路
，中国知识界的情形并不比俄罗斯人强，大家几乎
都没有什么了解。
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后，中俄“万里茶道”
迅速进入两国人民的关注视野。我有亲身经历。
2014年7月，我应武汉市《名家讲坛》栏目邀请
，做《中俄关系两个新起点》讲座，提到两个新起
点。一是1861年汉口开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湖
北人民勤劳、智慧及包容之心，使汉口迅速成为著
名的“东方茶港”，成为中俄万里茶道新的伟大起
点，由“汉口一恰克图一圣彼得堡”构成的新的万
里茶道陆上线路形成，影响巨大。第二个新起点是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战败，中俄
迅速走近，于1896年签署了共同御敌的《中俄密约
》，开始了中俄第一次结盟。这次结盟的时间不长
，结局也不美（1900年俄军率先攻入紫禁城慈禧太
后的寝宫抢走条约原件），但客观上促进了中俄贸
易的发展。
2014年10月25日，在汉口举办“中蒙俄万里茶
道沿线市长峰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为武
汉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唐良智市长
和杰尼索夫大使亲自主持会议，国家文物局领导出
席。本人很荣幸作为特邀嘉宾发表《汉口在中俄万
里茶道的作用》的演讲，会议结束时中蒙俄万里茶
道沿线城市的市长们签署并发表《万里茶道申遗武
汉宣言》，宣布正式成立“武汉市申遗办”，武汉
市当仁不让成了“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城市，湖
北省成为“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省份。
2016年，湖北省社科联主办的“湖北省发展论
坛”在宜昌市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主题
是“万里茶道‘一带一路’与五峰茶”，由此开启
了五峰、鹤峰、宜都、石门的“宜红古茶道”参与
申遗的序幕。在湖北省文物主管部门、当地政府和
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宜红古茶道”是中俄万
里茶道的组成部分，逐步成为共识，上述地区成为
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茶源地。
湖北省、武汉市在中俄“万里茶道”中占有极
为重要的、特殊的地位。马克思提到“汉口—恰克
图”的茶叶贸易使得千里之外的中俄边境小镇恰克
图成为“沙漠上的威尼斯”。从地域上讲，湖北省
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长江流域产茶省份茶叶的
集散、加工、出口地，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申遗
点中有较多的节点入选，比如汉口、赤壁、五峰、
宜都、襄阳等地。湖北省还是“万里茶道”沿线各
省份中输俄（欧洲）茶叶的历史较长（时间跨度较
大）的一个省份。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
，中南局、湖北省特别整合“宜红”茶产区，在宜
都市成立专门的“宜红茶”生产厂家，把“宜红”
作为战略物资输出到苏联，直至60年代中苏关系彻
底破裂。
讲清楚“万里茶道”的中国故事，离不开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在“万里茶道”的研
究和申遗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使命。故此，写一部湖
北省与“万里茶道”关系的专著，就成了我们的使
命。
本书能与读者见面，首先要特别感谢一批老领
导、老专家对该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例如，叶金生
（原武汉市政协主席）、袁善腊（原武汉市常务副
市长）、李亚隆（原宜昌市政协主席）、刘经南院
士（原武汉大学校长）、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
授冯天瑜等老同志，他们既是热心支持者，也是研
究茶文化和“万里茶道”的专家。李亚隆同志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宜红古茶道”的执着精神，使得我
们不忍心抛开其大作，故特意将其收录在本书最后
，以表敬意。
非常感谢湖北省社科联、武汉市、宜昌市、五
峰县、宜都市、三峡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湖北省与中俄“万
里茶道”的研究将大为逊色。宜都市的曹绪勇先生
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中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陈华同志、县
长万红同志，县政协的文牧主席、李平副主席、县
文体局的张定乔局长；中共宜都市委书记罗联峰同
志、

第二章 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
源远流长的湖北茶文化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上游，覆盖东经108°30'至116°10'，北纬28°38'至33°20'的大部分区域。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垂直高差显著，从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5℃-17℃，年平均降水量为8001600毫米。土壤以微酸性的砂质壤土为主。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境内的茶树大都分布在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如鄂西宣恩县的“老茶溪”，建始县的“茶河”，利川县的“野茶坝”，兴山县的“大茶垭”“小茶垭”等。
湖北是中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圣”陆羽就出生在唐朝的竞陵（今湖北天门），后游历到江西上饶、浙江湖州等地，致力于茶叶研究，其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他本人也被尊称为“茶圣”。
据《茶经》记载，南方有嘉木，“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据考证，“巴山峡川”即现在的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学术界判定中国的西南地区为茶树原产地的重要依据就是原始大茶树，大体上包括指云、贵、川等省。湖北西部在地理上毗邻这一地区，而且气候及地势地貌也与之相仿。根据陆羽的这段描述，可以认定在唐朝的湖北境内也生长着原始茶树。又据庄晚芳研究：“照唐代度量衡标准，每尺等于现在的30厘米。数十尺一般是20尺以上到90尺之间，即几十尺。起码按照3尺为1米计算，树高当在10-30米之间，可见径围粗有2-3米。大茶树生长较缓慢，这样粗的大茶树按年轮估计，树龄当在千年左右。据此推算，这样的大茶树可能在公元前200-300年，也就是说起码在秦朝或之前已经在此地生长了。”
据《广雅》记载，三国时期，“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种制茶方法在今天依然可以寻到踪迹。在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的地方，人们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油茶汤，品之清香爽口，具有提神解渴的功效。今天的油茶汤可能就是古人“茗饮”的遗存。由此可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的饮茶历史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根据《湖北通志》卷二十二引，刘琨任并州刺史时，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当前已发现的可见产茶中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就是今天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地。这表明，安州在两晋时期已是茶产地。
《茶经·七之事》引《桐君录》中记载，在南北朝时，“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据考证，当时的西阳即今天的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地，武昌郡则为今天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地。《述异记》又记载：“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在《巴东县志》（清·光绪六年重刊本）得到印证：“真香茶旧名”，同时还提到：“海内今自变乱之后，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按今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里人于谷雨前采之，色味颇佳，长丰产者尤胜，惜难多得。”根据《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黄牛山位于宜昌以西，又称作黄牛峡。荆门山位于宜昌以东，与虎牙南北相对。女观山位于宜都县西北部。望州山位于宜昌县西北部，位于宜昌、宜都二地交界处。这表明，鄂东、鄂西、鄂南在南北朝时期都是茶产地，且安州干茶、巴东真香茗已经小有名气。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国富民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饮茶之风盛行。茶叶需求的增加，导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茶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制茶技术水平提高，一些名茶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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