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与李鸿章、沈葆桢、沈桂芬是“同年”。郭嵩焘身历四朝，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遭逢了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仕途偃蹇，生涯跌宕起伏。
本书以基本史料为基础，对郭嵩焘进行了全面解读。通过作者对郭嵩焘生平的解读，我们可以对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彷徨、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紧张、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具有戏剧性然而充满悲剧性的人生。

楔子
第一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水的隐喻
湘阴三郭
笑谈都与圣贤邻
第二章 鸣镝弯弓赴敌场
亲历鸦片战争
进士及第 视民如伤
如君父何 为天下计
江南行 洋泾浜
第三章 皇帝近臣
翰林院编修
南书房行走
第四章 官场情事
参赞僧王 两难心事
查税山东 事与愿违
卷怀以退
第五章 国变当前
庚申之变
“知幾”
第六章 封疆大吏
理财筹饷 众望交孚
巡抚广东 世途苦隘
交恶左宗棠 既伤且憾
第七章 赋闲长沙
感逝伤离万古情
天地气机正气歌
“发现”王船山
第八章 谤毁遍天下
奉诏入京
使英之命
众矢之的
进退失据
第九章 为国家任此艰苦
天眷 天恩
洋务 洋患
第十章 西洋镜
出使
奏请禁烟
“出洋相”
西洋之本
第十一章 国士之知
激赏严复
惺惺相惜
第十二章 出洋“十宗罪”
“中洋毒”
同室操戈
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
第十三章 不忍不谈洋务
吾辈之咎
琉球之失
伊犁事件
中法战争
第十四章 伟大的失败者
斯人独醒
天才的自信
附录一 “汉奸”或“先知”
附录二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附录三 郭嵩焘大事记
初版后记
增订版后记

最初知道郭嵩焘，是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正在
读研。湖南出版的“走向
世界丛书”里，收录了郭
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
》，我读下来，既怦然心
动，又瞠目结舌。
2007年，湖南教育电
视台开办《湖湘讲堂》，
请我讲一个湖南的历史人
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
嵩焘，此时我对郭嵩焘已
经有较多了解，惊讶他的
见识，同情他的遭遇。我
曾随电视台的编导去了郭
嵩焘老家，与左宗棠得到
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
他的老家湘阴汨罗，几乎
找不到“遗迹”。我跟当地
的朋友讲，五十年之后，
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
棠，朋友不敢置信。我为
什么这么说？我当然也喜
欢左宗棠，多有能耐的一
个人，英雄。但是，我想
告诉诸位，这种英雄哪朝
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
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
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
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
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
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
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
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
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
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
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
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
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
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
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
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
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
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
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
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
。通过郭嵩焘，我们会看
到，近代中国，也许有着
不止一种可能的方向与命
运，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
为晚清社会的主流思想，
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焘的见
识去调整自我、面对西方
，会怎么样呢？这虽然有
点“事后诸葛亮”，但正本
清源，返回历史的现场，
正是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
有的一种能力，也是不应
该逃避的责任和使命。
一、郭嵩焘生平大概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
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
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
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
。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
，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
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
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
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
，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
，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
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
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
上诗》，说他们“笑谈都
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
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
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
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
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
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
，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
“中外关系”，撰著《绥边
征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
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
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
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
场。大约在1856年初，
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
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
。根据《南京条约》，五
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
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
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
年，已经经营得有模有样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
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
及，传说中的“红毛”“鬼
佬”，居然长得很漂亮，
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
居然窗明几净，洋酒——
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
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
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
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
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
久，入值南书房。其时，
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
，要求更多门户开放，要
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
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
，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
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
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
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
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
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
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
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
僧王，而僧王却获得了庚
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
的最大胜利，举朝欢呼。
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
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
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
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
。接下来，郭嵩焘受命作
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
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
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
焘请求回籍，他以身体为
由的反复告假，连皇帝也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
1860年9月18日，郭嵩焘
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
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
，咸丰帝逃往热河——号
称“驾幸”。郭嵩焘“为废
寝食”“痛悼不已”，事情
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
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
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
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
之罪，岂复可逭哉！”“僧
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
！”他开列出“洋务四凶”
，包括琦善、耆英、叶名
琛、僧格林沁。他解释，
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
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
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
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
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
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
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
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
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
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
巡抚。1866年，因为左
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
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
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
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
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
，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
更多忧患。1874年，郭
嵩焘五十七岁，朝廷诏命
他

1.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透过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2.锁线精装，采用进口纯质纸，印刷精美。阅读收藏皆宜，阅读体验良好。
3.内附精美插图，直观展现郭嵩焘及其时代。书末附《郭嵩焘大事记》，郭嵩焘生平经历一目了然。
4.随书附赠宣纸印刷郭嵩焘致曾国藩函手迹，极具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

2007年，湖南教育电
视台新创办的《湖湘讲堂
》栏目，邀请我作关于郭
嵩焘的讲座，本书初版差
不多就是这个讲座的实录
。转眼之间，十多年过去
了。
时光催人老，却并没
有让作者曾经浅薄蒙昧的
心智，变得成熟清明，满
世界动荡不宁的心灵，处
处沸血的伤痛，也并没有
平复。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
发生了改变。譬如，人们
现在谈论晚清大变局中的
当事诸公时，逐渐愿意讲
讲郭嵩焘孤独的忧患和超
越的见识。湖南人习惯挂
在嘴上的湖湘近代英雄谱
系中，慢慢可以找到郭嵩
焘的名字和他的事迹，说
他是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是
可以与曾国藩、左宗棠并
列于晚清的大人物，其思
想甚至接轨了维新运动乃
至“五四”新文化思潮。而
郭嵩焘的故乡，湖南湘阴
县、汨罗市（汨罗原属湘
阴），在前此完全找不到
郭嵩焘踪迹的冷清寂寞之
后（2007年，雨水丰沛
的春夏之交，我和《湖湘
讲堂》的编导余学用前往
湘阴、汨罗，试图为关于
郭嵩焘的讲座拍一点影像
素材，几乎无所获，只好
在湘阴县城猛拍了一阵潇
湘八景之一的“远浦归帆”
和当时破败不堪的文庙）
，终于在郭嵩焘200周年
诞辰的2018年，分别召
开了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
会，建了郭嵩焘广场，立
了郭嵩焘雕像，布置了郭
嵩焘纪念馆，成立了郭嵩
焘研究会，在汨罗飘峰的
郭嵩焘墓园，也整修一新
。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于自身及其历史，
因此拥有了足够健康的理
l生，可以一劳永逸地掌
握眼前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的命运。
1895年2月，阿克顿爵
士在就职剑桥大学的演讲
《谈历史研究》中说：“
近代史是一段针对我们自
己的叙事，是对我们自己
的生活、对尚未停息的努
力的记录，也是对那些仍
旧裹足不前、心烦意乱的
问题的记录。近代史的每
一部分都包含许多无价的
教训，在一个与我们的生
活环境极为相似的社会里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从
榜样和先辈的教导中获益
，就必须花很大代价从经
验中得到教训。”是的，
人文学术从来不止是一种
单纯的文献学，何况事关
激越的近代历史。对于历
史的理性，显著地呈现在
我们当下的精神现实与生
存状态中，证明着我们心
底隐约的期待和向往。
本书以《独醒之累：
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为
名，对初版进行了全方位
的修订，增加了差不多三
分之一的篇幅，对于有关
史事的描述与分析，更细
致，更确切，也更加强调
和彰显了郭嵩焘置身“三
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执着和刻
苦。修订过程中，颇多踌
躇，而且煞费苦心。我希
望通过这本书，让身边的
人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杰
出的芬芳悱恻的性灵，正
视他有些异端和特殊的思
想，认同他赤子般的纯洁
、认真、清澈和理想主义
。在一个曾经激昂的未必
理性的年代，在一个常常
因为当局者的颟顸而不免
举世昏迷的地方，像郭嵩
焘这样无可奈何地把自己
做成了孤独的“逆流”和“
反派”，不仅需要勇气，
更需要清明的见识和“野
蛮”的真诚，这正是我觉
得郭嵩焘不同寻常的伟大
之处——滔滔者天下皆是
，如一士之谔谔何！在某
种意义上，郭嵩焘的所思
所言，不仅对他所置身的
王朝有违碍，对他所栖身
的文化也有违碍，他自然
是深爱他所置身的王朝与
文化的，所以，他常常怃
然，常常流泪痛哭。
自然，我更期望自己
，能够写成一部比现在的
样子更冷静理性、更公允
大方的郭嵩焘传记，但一
旦下笔，却不能不陷入郭
嵩焘所经历的是非，陷入
那些是非所酝酿出的痛苦
和激愤之中。好心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领域卓有建
树的学者提醒我，郭嵩焘
过于自负，过于自恋，以
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不懂
得变通，和任何人都搞不
来，可是，世界上的聪明
人不止一个．其实人家也
不错。我当然知道，世界
上的聪明人不止一个，在
中国文化水土里，尤其不
缺聪明伶俐、人情练达、
出神入化的通达之士。可
是，在郭嵩焘的时代，我
分明看到，只有郭嵩焘当
了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
的天真孩子，其他人或者
认为郭嵩焘纯属胡说八道
，或者嗫嚅着不敢发声，
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而郭
嵩焘，他如果懂得变通，
他如果试图把自己的仕途
经营得左右逢源，他会放
弃对于当局者的批评，牺
牲他对于天下大势的洞见
吗？郭嵩焘说过，自己“
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
此理而已，不顾人喜怨，
非敢为倔强也，性自定尔
”！还说什么呢？郭嵩焘
无法改变自己对于“此心
此理”的信任与坚持，我
也无法改变自己对于郭嵩
焘的情感倾斜而变得更客
观、公允一些，那就这样
吧。
世道流转，云谲波诡
。在今天看来，书中对于
郭嵩焘以及他身边的有些
人、有些问题的观照，依
然可以范围在时代的重大
主题之中，依然可以激发
我们热烈或者冷静的回顾
和省思，我们的历史，我
“广漠美丽之中国兮”，依
然可以而且需要接纳郭嵩
焘芬芳悱恻的性灵，接纳
他锐利的思想和高亢的精
神。
光绪十二年（1886）
九月初一，郭嵩焘和他的
朋友在长沙城内的曾国藩
祠堂致祭王船山，郭嵩焘

光绪十五年（1889），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开始撰写回忆录性质的《玉池老人自叙》。写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他行将去世的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日，才于病中收笔。
最初的用意，似乎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说，自己年逾七十，精力衰耗已极。疾病颠连，累月逾时，自度无长生久视之理。而诸子诸孙，幼弱不谙人事，恐一旦委沟壑，一切应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所以，趁自己年之未尽，预为之程式安排。届时，让他们可以有所循守。
郭嵩焘交代了自己死后入殓的装束，所含碎玉，所用朝珠、棺具，棺具内他认可的饰物，报丧的范围，以及应该遵行的祭奠礼仪。他说：吾素寡酬应，年来朋旧凋落，往来知好尤少，学行声名，无关时俗轻重，无庸讣告亲友，以滋唁问之烦。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徒使诸老辈奔走来临，相与叹息，以重吾心之咎。他要求“删除一切繁文”，以“情所宜尽，义所应为”为准，而“不必尽依世《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册，755页，岳麓书社2012年。后引或不再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日期。
俗通行之礼”。他告诫家人，不准延僧诵经，他深不喜释氏“福田利益之说”，禁用“争奇斗巧，烦费无谓”的纸扎，等等。
写着写着，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关于自己生平的回首和反思，谓“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后又经兵乱，出入军幕，蒙被国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国计民生，而尤以抱道自重为心，未尝敢稍自贬损”。又谓“吾自通籍后，连丁父母忧，又值粤匪之乱，遂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如此，种种事迹与心迹，“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他决定把“区区一生行谊”记录下来，以稍存崖略。
“未尝敢稍自贬损”，这是郭嵩焘置身于衰颓之世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许可；“无敢稍释于心”，这是郭嵩焘自觉对于天下家国的抱负和使命。他确实是在这样的自命和自许中度过自己并不平顺的一生的，为此，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智和热情。然而，所到之处，总不免荆棘丛生，“耿耿此心，自喻之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他自承：生平自信没有害人之心，没有忌刻人之心，也没有一意自私自利之心。自处不敢宽假，而论人则常从恕道。常谓廉者，君子所以自责，不宜以责人。惠者，君子所以自尽，不宜以望于人。至于生平的学问文章，算是勉强可以“自效”，但自己皆不甚属意，只是想以自己之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虽然力有所不能逮也，然而，志气不为稍衰。王少鹤通政归粤西，在长沙小住，曾经对他说：“吾辈已近暮年，急须料检生平志业，内毖之心，求所以信今而传后。而观君心志所属，仍在用世、兴事、立功，与希荣计利之心发用不同，而为心之累同也。”郭嵩焘悚然惊惧于王少鹤之所言，说中了自己“要害”。但是，自己始终不能对于那一种“用世、兴事、立功”的热衷有所克治。在自己见闻所及的范围之内，只要是稍关天下利病得失，必定反复推求其实，下至民间奸巧利弊，挟私求逞，无不引以为世道人心之忧患。为此，常至拊膺感愤，结塞于心，“此用世之一念，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自然感触而莫能自喻者也”。
能够“自喻”并且“自勉”的，是自己不避困窘的用世之心；不能“自喻”的，也是自己的“用世之一念”——对于家国天下、世道人心的忧患，连自己也想不明白，拊膺感愤，结塞于心，一何至此。他曾经在信中告诉曾国藩：“吾人生世，要为天下不可少之人，才算全德；要为一家所可少之人，才算全福。”他知道，此种“全德”“全福”之人，只有曾文正公足以当之，自己则恰恰相反。他还说，死生变幻，本难把捉，“于吾生则亦无多遗憾，当与草木之荣落，逆旅之去来，等量齐观，不必多生悲感，过事铺张。……以我一生，了我一生应尽之责而已”。
他的自述，充满确定无疑的自信与自负，也充满无可讳言的委屈和失望；充满明朗的激情和坦然的骄傲，也充满幽微的隐痛和伤情。他的大半生涯，正是在他所知清明的自我分解、自我省思、自我分辨中展开的，抱道自重，谠言直行，刻苦自励，缱绻悲悯。 回首前尘，他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慷慨、激愤和悲凉，他其实深深懂得：“夫圣贤，汲汲天下之利病，非自侈其知之能谋，力之能任也，其心有不得已者焉。”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