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1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委员会通报决定，将永久编号为6741的小行以李元的名字命名，李元的通报中，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文学家普及工作者，在北京天文馆于1957年建成过程中，他起着重要作用，为中国天文事业的带人，他编著译校的包括天文学在内的50多种科学图书，他也曾不懈地为国内外科普出版工作出有益的贡献。
本书是关于其的访谈录。

小序
引言
第一章 走上天文之路
家庭的影响
逃难与看星
18岁的中国天文学会永久会员
第二章 我的大学：紫金山天文台
图书管理员 绘图员 观测员
参加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
《科学世界》和“中国青年天文联谊会
正式考入紫金山天文台
十科学团体联合年会
在上海迎接解放
大众天文社
第三章 在北京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的筹建与开幕
《到宇宙去旅行》
《天文爱好者》杂志的诞生
“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文馆
北京古观象台的接收和开放
第四章 在科普研究所
“文革”之后
调入中国科普研究所
引进国外优秀科普读物和开展国际交流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国家地理》
美国科普文化之旅
对日本科普工作的调研
第五章 名挂太空：中国科普人的骄傲
命名申报和批准的过程
做科普也有此殊荣
科普写作与科教影视
开拓“太空美术”事业
第六章 接待国家领导人
紫金山上聆听毛泽东“谈天”论古今
天文馆里陪同周恩来仰望星空
中南海里的科普座谈会
第七章 难忘岁月中的良师益友
科学前辈的引导
国内外的挚友
附录
李元年表
李元主要著述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
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地访问一
些当事入，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回忆口
述，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
贵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
的支持。
口述历史很重要。《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一前
479)的著作，而是口述。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
470一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那个时代学者们还
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由
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
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
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
流传两千多年，一字值千金。我们当代人的所见、所闻、
所历，不能与之相比，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贡献
出来，流传下去，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司马迁著《史记》，上古部分文献太少，主要根据“
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即口述、口述、再
口述)，准确的年代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
这不仅给年代学留下了一个空当，因而有今日的“夏商周
断代工程”，还给后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辛亥革命前后
，国内外出现了疑古思潮，提出“东周以前无史”论，企
图把中国文明史砍去一半。幸而这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
了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及《续考》，指出甲骨文中发现的殷商王室的世系，
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相吻合，《殷本纪》中的口述
记载只有个别错误。这就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东
周上推了近千年。由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
能不加以肯定。”他又于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第11
卷第6期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
指出中国历代出现的新学问大都是由于新的发现。他举了
很多例子，最重要的是汉代曲阜孔壁中古文和西晋汲冢竹
书的发现，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
胡适于1928年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写了一篇《治学的
方法与材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是要找埋在地下的
古书，更重要的是要面向自然界找实物材料。他说：“材
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
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他用1600年到1645年间的一段历史，进行中西对比，指出
所用材料不同，成绩便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中国
正是顾炎武(1613一1682)、阎若璩(1636—1704)这些大师
们活动的时代，他们做学问也走上了新的道路，站在证据
上求证明。顾炎武为了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做“逼
”，竟然找出了162个例证，真可谓小心求证。但是，他们
所用的材料是从书本到书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则
大不相同，像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列文虎克、哈维、
波义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仅是书本，更重
要的是自然界的东西。哈维在他的《血液循环论·自序》
中说：“我学解剖学和教授解剖学，都不是从书本上来的
，是从实际解剖来的；不是从哲学家的学说上来的，是从
自然界的条理上来的。”结果是，他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
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呢，只有两部《
皇清经解》做我们300年来的学术成绩。
1915年《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标志着
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落地、扎根，但成长、壮大、开花和
结果，还有待于努力。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究院
(1929年)、中央工业试验所(1929年)、中央农业试验所
(1931年)等国家科研机构的相继建立，《大学组织法》
(1929年)、《大学规程》(1929年)和《学位授予法》
(1934年)等的颁布，都为科学的进二步发展提供了必要条
件。至1949年，全国已有700多位科学家在200余所高等院
校、60多个科研机构、40多个学术团体中工作。用卢嘉锡
半开玩笑的话来说，“这是一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队
伍”。李约瑟把他记述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工作的一本书
，取名《科学前哨》 (ScienceOutpost)。他在序中说：
“书名似乎应当稍加解释。并不是我们中英科学合作馆的
英籍同事远在中国而以科学前哨自居。我所指的是我们全
体，不论英国人或中国人，构成中国西部的前哨。”“这
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
录(虽然不甚充分)……看到中国这一代科学家们所具有的
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我们以和他们在
一起为荣，今天的前哨就将成为明天的中心和司令部。”
李约瑟的预言不久便实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956
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通过十几个重大项目、几十个重点研究任务、几百个中心
课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科学和尖端技术都涵盖
于其中，下决心，攀高峰。据杨振宁搜集起来的10项产品
的年代比照，我们的赶超速度是很快的。从原子弹到氢弹
，我们所花费的时间最少：法国8年，美国7年，英国5年，
苏联4年，中国3年，爆炸在法国之前。还要注意一点，别
的国家的科学家，是全力以赴搞科学，中国科学家要政治
学习、劳动锻炼、下乡“四清”，至于“文化大革命”那
样的干扰，更是史无前例，就连“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
也不能幸免。1978年以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才
把书桌子放稳，安下心来搞科研，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也有新的问题。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科学
家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科学事业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都
有时代的烙印。与过去300年相比，科学在20世纪的中国，
特别是后5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这段历史经
验，对于21世纪科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这项工
作国内有许多人在做。
湖南教育出版社邀请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编委会，派人
准备从人物(包括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者)、学科、事件等方
面进行访谈和旧籍整理，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形式。口述历
史虽然是历史学的最初形态，但那时没有录音、摄像等设
备，也没有现在的严密组织准备，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
，我相信，这套书一定能成功，故为之序。
2007年10月于北京

《李元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忆述李元的亲历亲闻：18岁的中国天文学会永久会员，“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文馆，中南海里的科普座谈会，北京古观象台的接收和开放，命名申报和批准的过程，开拓“太空美术”事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李元访谈录》一书终于告
罄。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不仅对中国天文科普事业的
发展沿革有了些许了解，更重要的是，深深感受到以李元
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们严谨治学、求实奋进、
不计回报、只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
人最欠缺的，令我受益终生。
我的硕士论文主题与北京天文馆相关，北京天文馆正
是李元先生一生中投入心血最多、最引为自豪的事业。在
论文写作阶段，通过访谈和文献阅读，我对百年来为中国
天文科普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文学家和科普人有了更深
的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清贫的，科研环境是艰苦的，
我时常在想，是怎样的动力激励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科
普事业中去?为什么在战争频仍、颠沛流离的年代，他们没
有放弃，即使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他们也依然坚持对
理想的矢志追求?我们这代年轻人会像他们那样，即使身在
艰苦条件中，也能毫无畏惧、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吗?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终于可以同李元先生长时间地坐
在一起，听他讲述60年漫漫科普路，探讨老一辈科普工作
者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感悟。李元先生以过人的记忆，回
顾了他和同行们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
当每一次访谈结束，整理稿件时，我再次认真思考李
元先生谈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一次被老一辈科学
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们对事业的执着深深打动。可以说，
新中国初建时期，科学和科普事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
，却从未考虑过回报。当政治运动风暴刮起时，他们遭受
到太多不白之冤，身心巨创，但丝毫没有沉湎于抱怨，而
是继续尽最大努力为科普事业做出贡献。我在想，支撑他
们行动的，是精神世界的至纯至真和对理想的坚定执着，
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极为欠缺、应当反思的。感谢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启示和思考，从李元老师身上、从老科
学工作者身上，我学到了终生受用的东西。
书稿承卞毓麟先生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陈曦
2009年4月

走上天天艺路
家庭的影响
访：李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天文科普专家，开创了中国天文科普界的许多个第一。能说说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天文学道路的吗?
李：这要从我的童年谈起。1925年，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老家在位于长城以北、雁门关外的山西朔州，家庭环境为我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的父亲叫李尚仁(1884一1968)，1902年被县里保送到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毕业后，又于1905年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经纬学堂。这期间他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3年又以公费考入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1915年毕业回国后到了山西，当过农业学校的编译员。从1918年开始担任山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将近20年。当时的太原城，农业专科学校在东城，工业专科学校在西城。工专是专门培养工业技术人员的，既搞教学又搞生产，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大都从事过创办工厂等技术方面的工作，有的还成为山西省乃至华北、西北地区工业方面的专家。父亲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对我的影响很大；而他后来担任政府官员的经历对我的学业及以后从事科普工作影响不大。
当时，阎锡山创办了西北实业公司，性质类似于蒋介石办的中央资源委员会。阎锡山在山西办了好多工厂，连兵工厂都有，我父亲的许多学生就分散在这些厂里。工业学校所设专业门类齐全，冶炼设备、电器、皮革、纺织、化工、照相制版等都有，我当时年龄小，对此十分好奇，经常去工厂看看。这些工作让我意识到实业能救国。
我父亲有许多藏书。在他的藏书中，有很多科学书籍，比方说《汉译科学大纲》。阅读这套书的时候，我会将书中讲到的知识与我在父亲工厂看到的实物进行对照，譬如体验化学药品的味道啦，观察冶炼钢铁的过程和制革的过程等。当时，窑业部在山西出产的瓷器很有名，质量很好，销量也很好，在书中读到与此有关的知识，也就特别用心。虽然父亲也教我念古文诗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汉译科学大纲》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兼科普作家约翰·阿瑟·汤姆生爵士(John Anhur’Fhomson，1861—1933)主编的四卷本科普著作。汤姆生一生从事生物学研究，并以进行科普演讲和写作驰名。我国早期的著名科学家任鸿隽②对此书大为称赞，并在1923年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中，详细介绍了该书的内容①。我国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1922年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当即聘请多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分别担任《汉译科学大纲》各章的翻译。这套书后来作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一于1930年编人《万有文库》②第一辑。它是当时最豪华的科学读物，精装版，非常漂亮，我可以在我父亲的书房里随便翻阅。虽然那时我大概仅有10岁，但是书中精美的插图已经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激发了我对科学的爱好。
这套丛书第一本讲的就是天文学，概括地介绍了天体系统，插图很好看，我印象很深刻，比如北极光啊，太阳的火焰啊，月亮环形山啊，等等。举个例子，它的第一幅插图就是太阳的火焰——日珥的图片，并在第一章里详细介绍了太阳系，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对天文学和天文知识有了初步认识。书中还有月亮形成的图解，讲解月亮是怎么产生、怎么形成的，非常生动。这些图解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一直搜寻这套书的原版，也总算买到了，“文革”抄家时丢过一次，之后在旧书店又如逢故人。我自己的那套后来就送人了。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