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那羡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羡，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题，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道。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媛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愀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媛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媛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早饭过后，■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媛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
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人。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这一夜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P2-9
新注本“三言”题记
吴小如
即将出版的冯梦龙纂辑的“三言”新注本，是由北大校友陈熙中、吴书荫、张明高三位同志分别进行注释的。熙中等在北大中文系肄业时，都听过我讲课，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有过从。我既痴长几岁，他们因而很希望我把这次的新注本初稿审读一遍，我也乐于先睹为快。我先后读了熙中注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和书荫注的《警世通言》前二十回，并分别提出一些意见；而明高注的《醒世恒言》全稿还未及拜读，我就因突患脑病而无法系统地仔细地认真读书了，只抽样似地翻了几回。这样，审读工作也自然半途而废，这是应向他们三位深切致歉的。但他们三位和出版社责编同志仍希望我能为这一套新注本写点什么，借以留个纪念。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于是有此《题记》之作。
自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应该说，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自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筚路蓝缕以发其端，确不愧为开山之作。同时有马廉(隅卿)、郑振铎(西谛)诸家，以治小说版本之学著称，且大力进行了搜奇抉秘的收藏工作。稍后更有孙楷第治小说书目，傅芸子、王古鲁自东瀛广求孤本，阿英则致力于晚清稗史，赵景深、李家瑞等更把研究范围旁及其它通俗文学，以与古典小说相印证。这些专门家为古典小说研究确实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后人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研究古典小说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绩，同上述这些提供原始资料和研究线索的专门家的耕耘收集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妨称他们所治的学问为小说文献学。当然，这种学问仍属于史料学或考据学范畴，同后来治古典小说者着重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以为，这两个方面却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照我个人的体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功绩，不仅在于对《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几部章回体的鸿篇伟著的阐析研讨，还在于确定了宋元以来话本和平话的历史价值与枢纽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宋元话本与平话，那么从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发展成明清时期的长篇章回小说的线索和脉络，我们便无从理清头绪，真正找到它们的因果源流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解，鲁迅的著作固然彪炳千秋，而冯梦龙所纂辑的“三言”则为我们在原始资料(我指的是话本小说具体作品)方面提供了十分丰饶的财富和坚实可信的凭藉。
近十余年来，在研究宋元话本这一课题方面，海内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鲁迅所提出的“话本”、“拟话本”等专门名词，曾进行过商榷性的探讨。如美国俄亥俄大学华裔教授李田意先生，即不甚同意用“拟话本”这样的提法。八十年代中期，田意先生访问北京大学，曾就此问题同笔者长谈。我个人认为，把“三言”中属于“宋元话本”部分的作品看成当时“说话人”的底本，是不大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反，这一批作品同其它被认作明代的“拟话本”一样，都是根据说话人底本加工改写而成，是再创作的书面文学，而非粗糙的民问口头文学的简陋记录。因此，把可断定为宋元之作的称为“话本”，而把晚于宋元即可断定为写定于明代的一些故事另称之为“拟话本”，硬把两者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窃以为是不够谨严，不够科学的。不如一律称之为“话本小说”，反而更醒目、更概括。换个角度说，即使是可确认为明代人写定的作品，如抱瓮老人收入《今古奇观》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味其故事来源，恐怕同样属于民间艺人世代相传从而保存下来的供“说话”用的素材，无论从文风或体制上看，它们与所谓宋元话本的《崔待诏生死冤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等，在性质上并无二致。总之，把这一百二十篇故事(即“三言”的全部内容)一定分成“话本”和“拟话本”两大门类，我以为是不必要的。
除上述有关“话本”、“拟话本”的问题外，近年来首先由西方学者发难，继而国内学人也纷纷响应，认为自缪荃荪提出并由他与叶德辉予以梓行间世的一批所谓《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乃是出于缪氏的作伪。时贤们认为，在明代根本不存在什么“京本通俗小说”，缪氏只是把“三言”中几篇属于宋元时期的作品挑选出来，巧立名目，梓行以炫世而已。我对这一纯属考证性的问题不想发表意见，因为谁也无法确认在明代到底有没有《京本通俗小说》这部小说总集。不过我倒认为缪氏这一做法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点儿具体好处，即他启发我们应当如何识别“三言”中哪些是宋元话本，哪些不是。自缪氏的书行世以来，人们给《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几篇作品找到了下限，正如抱瓮老人编选了《今古奇观》，给书中所收除见于“二拍”的故事外的其它二十几篇作品找到了上限一样，其功绩还是不可泯灭的。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究竟有或无，我以为其本身并不重要。
四十年前，在我刚刚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摸索探讨之初，我就发表过一种意见，即不宜把“三言”这一类的话本小说与西方的短篇小说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这些话本小说所不同于长篇章回小说者，只在于篇幅上的长短互异，却无本质上的严格区别。盖每一篇话本小说都是有开头结尾的，尽管情节离奇曲折，故事性却相当完整。这一点同我国的长篇章回小说的间架结构基本相同。而西方的短篇小说则往往只截取事物的一个剖面，或把现实社会的生活帷幕只拉开一角，让你无须窥得全豹，不像中国的话本小说那样，总是从头到尾把人物和情节的来龙去脉一一交代清楚。我们不妨套用鲁迅评《儒林外史》的话而反言之：“虽为短制，实等长篇。”而《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却往往东鳞西爪，有始无终，更接近西方的短篇。这一点看似平常，我倒觉得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特别是研究话本小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五四”以后，亚东书局出版了大量古典小说的新式标点本，当时已被视为“新潮”了。至于为古典小说作注释，则一直未被提上日程。正式为古典小说作注，这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的新事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们组织了专家学者，不仅为几部长篇章回小说加了注释，还由严敦易先生注《警世通言》，顾学颉先生注《醒世恒言》(皆于1956年初版)，最后更邀请了我已故的好友许政扬先生注释了《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1958年出版)。由于这同样是筚路蓝缕的创始之作，我们首先应肯定他们为读者服务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所获得的劳动成果。但当时的客观条件，一不允许注释者们精雕细刻，出版社总希望注释本愈早同读者见面愈好，因此注释的条目难免失之粗疏简略；二则由于兹事体大，又属“自我作古”，既无前车可以倚傍借鉴，于是注释成果也很难尽善尽美。这本不足为奇。事隔多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不仅读者的眼界高了，连出版社本身也感到原有的注本已不能餍饫读者的要求。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的新注本，继而四川又出版了《三国》、《水浒》和《西游》的新注本；而今天，又推出了“三言”的新注本。这是从读者需要出发，也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新注本“三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比原来严、顾、许三位先生的旧注本条目增多了，尽管三位注者对注释文字主观上力求简括，但内容毕竟比旧注本详尽多了。当然，既要重新注释，除增加新条目外，总该另有一番新面貌，不能率由旧章，陈陈相因，于是凡原注欠详审者则补足充实之，原注有粗疏纰缪处则匡正修订之，原书版本有误植讹字以致注文有歧义误解者则校改勘定之。这纯粹是后来人应当做的工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绝对不等于说严、顾、许三位先生的学识素养不逮今天从事新注的三位中年学者。如果我们从质量上看到新注本确有“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的地方，我想这乃是应该为学术界庆幸后继有人的事。
下面我想仅就自己审读与抽样般选读过的一些条目分别举几个例子以说明新注本的特色。一、补旧注之不足者。如“瘦马”条，新注本补引了张岱《陶庵梦忆》，为旧注做了补充；又如“司农白行简”条，旧本只注唐代有司农寺，而未检《新唐书·白行简传》，新注也予以补引。二、匡订旧注之疏漏者。如“三节还乡挂锦衣”条，旧注但云“古代制度，皇帝召臣下，用三节”，而1991年重排本更加上了“唐宋问仪卫随从，都分为三节”云云，与前注及本文均不合。此处是写五代吴越王钱谬，他一身兼任镇海军、镇东军及淮南三节度使，故云“三节”。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此已曾指出，旧注失之。又如“破分”条，新注释为“拨付”、“支拨”，是对的；旧注误释为“花一份，支一份”。三、原书正文有讹误字，旧注或误释，或未深究，而新注加以校正勘定者。如“鹿迷秦相应难辨”条，从“三言”中找到内证，“秦”当为“郑”字之误，典出《列子·周穆王》，乃“蕉鹿梦”故事，旧注或未加诠释，或误引赵高指鹿为马事，皆未洽。又如“贩盐百般，至临安发卖”条，旧注已疑“般”为“船”字之讹，新注则据《西湖游览志余》、《坚瓠甲集》等所引文字，定为“艘”字之误。又如“欲叩末曲”条，“曲”字费解，经参上下文勘定，当是“由”字。“欲叩末由”者，欲问天而无从之意，旧注未加诠解，盖失于勘正误字也。
至于新增加的条目，则依然是筚路蓝缕性质，因为数太多，不再举例。但由于前无倚傍，又乏经验，则错误肯定是难免的。匡谬正讹，是有待于来哲。我和熙中等皆企予望之。
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于北京。
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是“三言”的第一部，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种。它首次刊行时，名《古今小说》，扉页上有书坊主天许斋的识语：“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目录又题“古今小说一刻总目”，可见这“古今小说”是“三言”的总名。后衍庆堂重刻时，才题名《喻世明言》。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明代刊行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它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三言”，是冯梦龙经过谨慎的去芜取菁的遴选，编纂的宋元明话本一百二十篇小说总集，历来被誉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库。
《喻世明言》有作品40篇，包括三部分：一是宋元说话人的话本，二是明人的话本和拟话本，三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