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说明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怎样搁浅的及其补救措施。很显然，一体化进程应该修正。欧盟有时被比作一块珊瑚礁，其生长方式只有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理解，并且在不彻底摧毁的情况下是无法修整、削掉或减小的。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欧盟更像一台大材小用的“机器”，即杀鸡用牛刀。然而，小题大做、杀鸡用牛刀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欧盟再不能这样了。不过，欧盟可以有步骤地拆除，也可以灵活地重新组装，以便有更令人满意的表现。目前需要的不是工程施工的英雄壮举，而是一项新的建设原则——民主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

本书要说明的是，欧盟患了什么“病”？为什么现在的“药物”可能使其“病情”加重？怎样才能再找到其文明使命？作者的目的是要拯救一体化进程，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通过放弃欧盟机构，在新的平台上重建与之不同的东西，民主才会扎根于未来欧洲的新美景中。这样一个建议一年前似乎还是激进的，现在则是必需的。

本书不仅涉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怎样搁浅的，而且涉及这个进程怎样才能得到修正。很显然，一体化进程应该修正。欧洲不断向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发展，取得了两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一个横跨欧洲大陆的单一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利益惠及全体；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欧盟在民主制度存在的地方巩固了民主制度，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帮助建立了民主制度。

本书的观点尖锐激烈，语言幽默诙谐。对现在已患上“功能障碍”症的欧盟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试图表明，欧盟在怎样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削弱着成员国政府的活力，破坏着竞争；解释了试图通过把欧盟变成研发的排头兵而复兴欧盟的努力，只会事与愿违；最后证明，只有让在历史上遭受压制的东欧正在进行的自由化改革的浪潮席卷繁荣而骄傲自满的西欧，欧洲在政治经济联盟方面的伟大试验才能成功。到那时欧盟才会向世人证明，没有辜负肩负的巨大责任，并且恢复了不断追求进步的欧洲精神。

约翰·吉林汉姆是圣路易斯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他的前期著作有《欧洲一体化(1950～2003年)》(剑桥，2003年)、《煤、钢和欧洲的新生(1945～1955年)》(剑桥，1991年)，后者被评为当年出版的欧洲国际化历史的最佳书籍，并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译者序

导言 开始的结束

第一章 治理

尴尬的处境

悲哀的局面

秘密打造帝国

混浊的水

功能紊乱的体制

自命不凡的宪法

第二章 经济

多极世界秩序

拯救欧元

废除欧洲共同市场行政体制

疑难杂症之一：德国

疑难杂症之二：法国

疑难杂症之三：意大利

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第三章 创新

食品战及其后果

政策清理

转基因食品博士走向世界

转基因食品博士的实验室

第四章 民主

英国的轮值主席国任期

预算失败

退役

在大门口

“独立广场”的意义

“针眼”

“穿针引线”

既不喝彩亦无怨言

结语 既不是超级大国也不是新市场经济

鸣谢

译后记

第一章 治理

欧盟当前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可能部分是由于人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人的愚蠢的结果，但问题的核心是结构性崩塌。数十年来，欧洲人出于信任，没注意到欧盟专家政治的横暴和挥霍无度的方式，认为尽管有许多问题，长期以来欧盟毕竟是发展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发动机。公众对《欧盟宪法》的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自信。尽管断然否定了，有趣的是，这仅是病情的征兆。再不应该把欧盟看作一个患上“乳牙期”问题的新生的政治机构：它不健康，面临解体。欧盟设计就有缺陷，这部“机器”需要大修了，缺乏协调。在其主要机构——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或在这些机构和它们的附属权力机构，如欧盟法院和欧盟中央银行——之间，没有清晰的权责划分。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的关系划分同样不清晰，这两个领域都影响政策制定。密如蛛网般的超国家机构把25个成员国紧紧地“捆绑”到布鲁塞尔，从而在中央权力和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造成无休止的管辖冲突。没有人知道谁或什么能代表欧洲说话、做事。混乱和混乱所构成的威胁随处可见，成为欧洲特有的通病。

欧盟一贯的目标过高，已经巨额亏空。勃勃的雄心远远超过了有限的财力。短期内这种状况不可能会改变：贡献多的成员不愿再给公共基金多拿钱，受益者拿得少了不满意，正如欧盟的胃口也不断增长一样。结果，欧盟要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正变得困难起来。欧盟信息反馈不畅通，不能及时修正错误。欧盟在跟踪资金的去向方面有困难，对制止腐败几乎没作多少努力。难以摆脱尴尬处境：欧盟机构的运作方式不透明，难以捉摸，并且既没有财务检查也没有收支平衡，完全失控。

欧盟机构创设于五十年前，当时的欧洲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只得从上至下重新建立起来。原制度设计几乎既没有为开放的市场发展作准备，也几乎没有为自治作铺垫。机构奠基者的时代早已逝去——不无讽刺的是，部分原因就在于一体化自身。许多政治家、官僚主义者和政策专家在过去构造了欧洲，将来还会这样做，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的做法现在过时了，违背了生产力的发展：弱化了代议制政府，削弱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过多的规则束缚了手脚。这些做法备受责备，因为造成了欧洲的许多政府现在不得人心，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乏力，整个欧洲现在普遍经受着煎熬。欧洲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逐渐恢复。

治愈的办法只有在民众的论坛上才能找到。治愈欧盟机构“疾病的处方”就是：民主、分权和开放市场，即未来的欧盟必须依靠民众，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坚持辅助性原则，促进竞争经济的发展。只有那样，欧洲才能拥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现在经受煎熬的那种独特的统治形式。“治理”是欧盟标准时髦的专用词，代指由命令和法令、指示和规则、行政法令和司法解释汇编成的令人费解的“迷宫”，即构成了据说很神圣而不能取消的法律和行政许可大全——《共同体法律》(ncquz’s communautaire)，欧盟试图依靠它统治欧洲。必须破解了，人们才能弄懂那部法规大全。

这不容易。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机敏的专栏作家查理曼(Charlemagne)曾经谈到的，布鲁塞尔官方是一个“俱乐部”——形成了排斥局外人的东西——倾向于采用圈内人行话。在行政和政府团体、机构之间，在创造不必要的只取首字母的缩写词、用数字代替文字以及用场所指代事件的模糊艺术方面，欧盟的确处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印象：通过密电码机搅乱这一切防止“解码”。果如其然，这种语言的滥用给透明造成了障碍。许多学者感染上了欧盟这种“病毒”。该是打开窗户说亮话的时候了！

欧盟的确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应该是欧盟领导者的欧盟委员会不能这样下去了。在过去几年里，欧盟内的权力没有依法行使——或者说没有在已达成的协议或谅解的框架内行使。欧盟的权力被非法攫取了，直到最近，仍由法国从幕后不负责任地操纵着，这是一个决意要在世界舞台上施展权力的国家。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统治机器一如既往地“轰鸣”着，依特有的浪费和非理性的方式运行着，主要对当权者有益。欧盟既强大又脆弱，剩余的唯一权力资源就是支撑它幸存下来的神话了。已破碎的合法性的丧失，可能证明对它是致命的，除非能找到新的理论依据或赋予旧理论以新的生命力。欧盟怎么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

现在的问题溯源于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试验，他是1985～1995年欧盟委员会主席。他的目的是要把一个欧洲标准的社会主义引进建立起来，像他以前在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内阁做经济部长时曾做过而没有做成的那样。德洛尔是从让。莫内(Jean Monnet)以来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抱负与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完全不同的目标相冲突。

她把欧洲勾画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一项妥协折中物——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SEA)——产生于他们之间无数次的交锋。这项法案清除了国内贸易的障碍，也赋予了欧盟委员会以新的权力。但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未来的欧盟是通过市场竞争水平地组织起来，还是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垂直领导。

德洛尔把他的新权力行使到了极限，其结果就是现在的欧盟结构。首先，他调解促成了一笔交易，凭此交易，欧盟最大的项目——共同农业政策(GAP)被从总预算的四分之三减到大约一半。余数进入了所谓的“区域基金”(regional funds)，用这些基金培育了地中海沿岸新成员国的忠诚。他还开辟了编制七年期预算的惯例，这以损害新生的欧盟议会(EP)为代价加强了行政执行权。德洛尔还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催生婆”，这个联盟是为通向联邦制的“超级大国”而设计的东西。他担心如果没有货币联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会损害“欧洲社会模式”。

欧洲货币联盟是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成果，德洛尔在这次会议上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会议签署的条约包括为另外两项大的新“权力”(管辖权)作出规定，其中之一，“第二支柱”是关于国内事务(司法和内务合作)，另外一个，“第三支柱”涉及安全和外交政策(外交和防务)。然而，这些支柱是“空心的”，将来有可能变成“实心的”。只有“第一支柱”——《单一欧洲法案》不管怎样说，取得了一些结果。这“三大支柱”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条约文本中没有详细说明。源自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会使欧盟多年前进的步伐逆转，并将导致两派具有不同主张的人的冲突升级。比如德洛尔，决意要“深化”欧盟机构，而另一派，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寻求吸收新成员以“扩大”欧盟。欧盟要取得真正的进步，首先必须解决好德洛尔的“遗产”问题。

欧盟问题的严重性首次在2000年的尼斯峰会上表现出来。这次峰会召开的目的是要调整欧盟机构，以适应日益迫近的增加10个新成员的需要，其中8个来自东欧。由于当时担任欧盟理事会半年轮值国主席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专横跋扈，这次会议蜕变成了一次大混战。毫无警觉的民众第一次目睹了权力高端人物之间存在的强烈憎恨。尼斯会议也产生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拼凑条约，该条约使本已经“吱吱”作响的统治机器不堪重负，使每个人都不舒服，并且具有变化无常的迹象。不到一个月，设计一部能使欧盟更像一个国家一样运转的新宪法，以取代以往乱糟糟的条约和协议的运动起步了。众多的赞成者与反对者对宪法草案讨论了很多，但几乎没人认识到，现在的批准程序比草案本身更有价值。这次运动第一次推动公众进入了政策制定的论坛。欧盟的官员和政客们再不能把欧盟看作“私有”财产了。

P4-7

开始的结束

几乎注定会发生。在法国和荷兰人民否决了欧盟宪法草案后，到2005年夏初，整个欧洲爆发的这场危机已经酝酿多年了。危机表明，欧盟不知何故已经失掉了合法性，没有人能救得了它。欧盟从来不是民主政体，一直是由一帮精英操纵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不断地凭借成效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就够了。公众一直相信，欧盟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组织，除此别无选择。公众接受了这样的主张：历史已经赋予这个独特的机构以特殊的责任，指导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会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巩固欧洲一体化。这个令人难以信服的目的论就是欧盟存在的基础。为了挽救欧盟，人们必须反思一体化的整个过程。

往日的“不可逆转”听起来就是不真实的，因为欧盟早就搁浅了。颓势已充分显露。欧洲人的外交已退化成各自为政，回想旧怨，重新点燃昔日的敌意，污染了政治气氛。随之，文明举止不见了。即使在很简单的事情上，合作已变得非常困难。美欧友谊也遭受重创。在大西洋两岸，花言巧语蛊惑公众的情况的升级以及具有破坏性的假文学作品的流行，强化了这种荒谬的印象：美国人和欧洲人属于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文明。这种喋喋不休现在事实上巳变得令人作呕。敌对的“吼声”既具有恶性，又具有传染性。

欧盟的问题比大多数专家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无效率、浪费或政策不好，而是整体设计问题。故障重重的欧盟机构现在失控了。很像一部让人盲目崇拜而又慢悠悠的旧式车，持续减缓经济增长，侵占(因而削弱)成员国的权力，大规模地误导资源，设定相互矛盾的重点项目，制定不现实的政策。欧盟甚至在被自身的形式主义窒息着，也阻碍着它目标的实现。结果，欧盟无法应对今天的挑战。如果不维修或替换欧盟这台“机器”，将使一体化进程终止——或者情况会更糟，如果没有替代方案的话。

本书说明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怎样搁浅的及其补救措施。很显然，一体化进程应该修正。欧盟有时被比作一块珊瑚礁，其生长方式只有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理解，并且在不彻底摧毁的情况下是无法修整、削掉或减小的。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欧盟更像一台大材小用的“机器”，即杀鸡用牛刀。然而，小题大做、杀鸡用牛刀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欧盟再不能这样了。不过，欧盟可以有步骤地拆除，也可以灵活地重新组装，以便有更令人满意的表现。目前需要的不是工程施工的英雄壮举，而是一项新的建设原则——民主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

欧洲长期向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发展，取得了两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一个横跨欧洲大陆的单一市场经济，取得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情况是否还会如此？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欧盟在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巩固了民主制度，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帮助建立了民主制度。这是对和平、繁荣和人的尊严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其价值与日俱增。

我们生活在重新发现了自由的时代，这是最大的幸事。欧盟代表的理想，在常常受到轻视和曲意描绘的现代欧洲选区内，在像你我一样的人们之间，也在欧盟周围那些长期管理不当、贪污腐化的国家里依然鲜活、健康。欧洲不仅要通过促进这些邻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人类作贡献，而且也要丰富、更新自身的精神内容。

欧盟宪法公决失败已成定论。欧洲公众现在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扮演了主角。虚弱、不灵活却固执地过度扩张，欧盟已经“筋疲力尽”，必须彻底革新才能生存下去。这不是选择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忘记过时的教条吧！欧洲一体化这个巨大工程已经功能失常，失掉了民心。拯救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归还给成员国，恢复经济增长，并加强欧盟内部和欧洲周边的民主政治。今天，顺其自然可能会导致欧盟的逐渐衰落，然而，这未必就是坏事，无所作为也可能引发恐慌。该是设计新欧洲的时候了。  本书要说明的是，欧盟患了什么“病”？为什么现在的“药物”可能使其“病情”加重？怎样才能再找到其文明使命？作者的目的是要拯救一体化进程，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通过放弃欧盟机构，在新的平台上重建与之不同的东西，民主才会扎根于未来欧洲的新美景中。这样一个建议一年前似乎还是激进的，现在则是必需的。

对于一个曾经是英语专业并多年从事过英语教学的语言工作者来说，能从事翻译工作是我多年的心愿，但由于过去既没有这个条件又没有必要翻译什么材料，因而直到现在，翻译才走入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翻译的艰辛，常为自己语言功力不逮、相关知识贫乏而苦恼。译海无边，因而译作大概只能是与原作无限接近的一个过程。

2006年10月，我参加了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在山东省章丘市召开的关于欧盟问题的学术会议，引起了我对欧洲问题的兴趣。会后经过查找，在网上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材料，经过半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劳作，翻译出了这本书的初稿。2007年10月，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我把书的内容用英文作了介绍。尽管中外学者对书中的观点有争议，但该书还是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这刺激了我进一步修改书稿并尽快付梓的努力。

在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山东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孔令栋教授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译稿编审黄福武和谭学秋同志对书稿的修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令我感动。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的领导，还有我的同事袁景华教授、张志安教授、段文阁教授、铁省林教授、刘慧芳副教授等也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多的关心。我的同事房德玖副教授为我查找英文资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山东水利学院的辛凯副教授参与修订了译稿。我的妻子在我忙于翻译期间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儿子给我解决了很多电脑使用技术难题。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支持和指导，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衷心感谢他们！

王远河

2008年3月

这本书对欧盟近期发展作了非同寻常的阐述。吉林汉姆教授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作了再思考，就怎样重构一体化开出了有创见性的“处方”。他的《设计新欧洲》呼吁公民授权，把权力归还给成员国，对欧盟的机构和政策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放弃协调各国法律。这些工作在有关欧洲一体化未来进程的严肃讨论中应该被考虑进去。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1aus)

认真思考欧洲政治经济的未来时不我待，约翰·吉林汉姆对欧盟现在的病症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诊断，并开出了富有挑战性的“处方”。这些“处方”理应得到欧洲一体化支持者以及怀疑者一样的认真对待。欧盟在赞成一体化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却在原来非民主国家没有作任何努力推进和保持民主，吉林汉姆谴责官僚集中制使欧盟机构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推动裁减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机构，把一些责任移交给成员国并不一定要推翻欧盟，而是要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欧盟。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伦敦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前总编杰弗里·欧文(Geoffrey 0wen)爵士

通过把局外人的客观性与内部人的知识结合起来，吉林汉姆成功地描绘了宪法条约流产后一幅令人信服、引人入胜的欧盟画卷。这种富有洞察力的研究把欧洲的主要发展鲜活地呈现出来，并置于全球的视角之下。《设计新欧洲》流畅、生动地叙述了欧盟患了什么“病”以及如何诊治。这是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和怀疑者的必读书目。

——乌德勒支大学法学院汤姆·兹瓦特(Tom zwart)

约翰·吉林汉姆确立了自己是从三维空间读懂欧洲历史的罕见的评论家地位。他熟知欧洲历史，但又从没有被它控制，并且很赏识“老欧洲”的创造性。现在，他看到了奇怪的现象：欧洲为什么停滞了，为什么给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的机会比美国少得多。原因何在？部分原因是(布鲁塞尔)欧盟机构造成的，意思是20世纪50年代欧洲有效运行的制度设计现在成了枷锁。这是一本既有可读性又有知识性的佳作。

——土耳其安卡拉比尔肯特大学诺曼·斯通(Norman S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