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借助于老照片，真实生动地回顾了中国几段现代历史，如：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下放东北的日子，再看北京老照片、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等等。有着老照片做佐证，大大增强了该书历史的可靠性。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邢文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

  一位普通的部队宣传干事，被临时调任“中央文革记者”后的非凡经历

张光渝 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身为富家子弟、范筑先女婿的张维翰坎坷而传奇的人生道路

王炳毅 杨西光的家世和经历

胡剑杨 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

范 泓 金融实业家束云章其人与事

刘汉忠 张发奎片影

郑广江 辗转白山黑水间

苏仲湘 下放东北的日子

  在饥肠辘辘中，依然保持昂扬的“政治”斗志，构成了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

冯印谱 一张毕业合影

朱新地 童年的风景

黄正德 我的画友同学

胡大进 父亲

张祚臣 伯父的故事

史耀增 充满忧郁的眼睛

  照片上那双忧郁的眼睛，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

章开元 再看北京老照片

  昔日的北京城，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而驻足

徐宗懋 《镇江沦陷记》之影像版

陈希贤 时隔五天的两张照片

刘巍峰 刘公岛上的石碾

冯克力 《中国》，中国

“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

总政的借调通知

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

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

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

“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

看大字报被扣留

集训和学习结束，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住南京军区。禹福春是医院政委，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南京记者站负责人。

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并亲自陪同我们，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在朝鲜，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AB大楼”，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外面有会客厅，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话，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

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钱，每餐四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

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我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无法向他解释，只能告诉他，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

经过“导演”的常委会

早在我们这些“记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将有“中央文革记者”列席党委常委会。

到达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听得出来，他们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还代表省委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多指导。

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中央文革记者”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张平化说，他们也得到了通知。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天机”，原来，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事先都经过“导演”，是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

现在的我，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革命警惕”，力争了解真实情况。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派性黑手”，本想紧跟“中央文革”，却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看来，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

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不久，他被调回部队，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时间长了，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

乘“子爵号”专机

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和整风。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红总”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

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要求他们“就地闹革命”。但是，“红总”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把江苏饭店砸了。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形势一时严峻起来。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听说南京发生“一·三事件”，周总理派“子爵号”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

当天早上，我们赶到机场，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我和许家屯熟悉，许家屯在南京，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一次他被学生围困，我曾到场帮助解围。

回到南京，我立即找到“红总”，有人激动地对我说，“一’三事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然而，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

得知我们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说：“邢记者啊，请你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我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江渭清听了我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

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许世友对“文革”不满，而且毫不隐讳，但不管怎样，许司令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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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

冯克力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在国外播放不久，即遭中国方面举国批判，被斥为“反华”大毒草。由于该片从未在中国公开放映过，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安东尼奥尼到底拍了些什么。

前些时候，我在一家音像制品店里，偶然买到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光盘，花了四个多小时，把这部曾备受争议的影片一口气看完。出于职业的偏好，我固然要庆幸安东尼奥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十分宝贵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三十多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但更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中国在举国声讨安东尼奥尼之后没几年，便选择了向封闭与贫穷告别，走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面对安东尼奥尼留下的那些比如隔世的影像，抚今追昔，不能不由衷地感慨：中国人到底还是幸运的。

上个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目睹地壳能量聚集爆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同时，无疑也感受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能量的一次空前聚集与爆发。而更今世人刮目的则是，整个救灾过程的空前透明、对国外救援的开放，以及政府破天荒地为遇难的普通民众降半旗致哀……种种举措，无不显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人类普适价值的接纳与认同。

据介绍，当年在遭到中国猛烈批判后，安东尼奥尼曾一度十分苦闷，以致连续几年不再执导任何影片。改革开放后，据说中国有关方面曾有意邀请安东尼奥尼再来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被他婉言谢绝。而今，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友好感情的电影大师了：此中国，已非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