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通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76年10月，作者以随员身份，随中央工作组(领导人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进入上海，从事清查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工作。

本书是作者在上海工作4年的所见所闻，是“发生在那个几乎丧失了理智和人性的年代的事实”。

真历史比假小说更有趣，也更残酷十倍。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年代”。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今天人人都谈论“四人帮”，可是对“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深入的理解，久而久之恐怕有人连“四人帮”是怎么一回事，也搞不清楚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记牢记许多不应当忘记的事情，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第1章 从南京到上海

　“应征”东去时心情复杂

　派出苏倪彭是中央深思熟虑之举

　锦江饭店南楼

　中央的方针

　宴会厅第一次见面

　欢乐的群众，革命的海洋

　斗争的复杂性

第2章 余党的末日

　一群热锅上的蚂蚁

　“我娘心肌梗塞”

　徐景贤下手令

　“捍一”和“方二”

　“把头挂在裤腰带上”对着干

　文痞也要暴动

　马天水突击发枪

　武装叛乱阴谋的破产

　一次如丧考妣的常委会

第3章 “四人帮”的一匹好马

　假象种种

　出卖灵魂的交易

　“改朝换代”之剑

　手伸向中央和全国

　马天水出卖邓小平

　“吹”和“拍”

　灵魂卖了，剩下什么？

　出卖灵魂者的下场

第4章 丁学雷和罗思鼎

　“徐老三”造反

　若问关系有多深

　“三·五”、“三·二五”事件真相

　《红旗》杂志组稿小组

　江青三呼“罗思鼎”

　“特使”的秘密使命

　肖木其人_

　帮刊《学习与批判》_

第5章 “工总司”的老头头

　造反起于安亭

　自认是造反派的“老头子”

　讨论党章时的闹剧

　点心店里的笑话奇谈

　一个权势颇大的小人物

　帮规、帮法、帮风、帮气

第6章 有权时无所不为

 鸡·犬·奴才

 如此“社会调查”

 缝纫机和碎布

 上班六件事

 步步升级的“补助”

 “马头”的保密室清单

 从姚文元吃火锅说起

 三十七种法西斯酷刑

 一个地下党员的血泪控诉

第7章 五位知名人士之死

 学者的痛苦抉择

 星的坠落

 “风雨晴时君不见”

 《海瑞上疏》以后

 鲜血洒在教学楼前

简短的结语

附录：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

急派中央工作组，叶帅谆谆嘱咐

余党蠢蠢欲动，并非摧枯拉朽

艰巨复杂中见领导艺术和团队精神

发动起来的群众汇成革命的海洋

上海的清查为审判“四人帮”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在一团乱丝中落实人的政策最不易

宝山钢铁厂上马与大治河开工

负重任于历史大转折之际，辉煌还是平淡，都属

往事而已——姑作尾声

1976年秋天的南京，花园般的美丽。

她没有北京那样的风沙，没有上海那样的浓烟，城外有山，城内有湖，山明水秀，风景如画。

紫金山龙蟠于东南之隅，蜿蜒起伏，郁郁苍苍。每当早晨和傍晚，金色的阳光照在位于紫金山腰的中山陵墓顶上，蓝光闪闪，烟雾蒙蒙；微风吹来，松涛阵阵，大自然的各种香味一齐送到你的鼻中。江南秋色，何止可以入画，本身就是一幅图画。

滚滚而来的扬子江，环抱着南京的西半部，烟波浩渺，奔腾不息。雄伟的长江大桥横跨南北，桥面上汽车川流不息，桥中间火车隆隆而过，桥洞下巨轮汽笛声声，江面上白帆片片，别有一番生气勃勃的景象。

石头城内大树成荫，绿叶如云。从鼓楼广场伸展出来的五条林荫大道层次分明地种植着成千上万棵有高有矮的常绿树，像十几条绿色巨龙一般飞舞于南京城的东西南北中。

玄武湖、莫愁湖、白鹭洲……碧波千顷，鸟语花香。明孝陵、灵谷寺、栖霞山……六朝古都的名胜古迹，引人入胜。中山陵、雨花台、梅园新村、廖(仲恺)何(香凝)之墓……每每使得前来凭吊的人们低首徘徊，流连忘返。

1976年秋天的南京，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南京，更加美丽得令人心醉。然而，我却要离开她了。

“应征”东去时心情复杂

1976年10月25日下午，在江苏省计划委员会的二楼会议室，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主持会议的是汪海粟主任。这位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做过多年南京工学院院长，白发童颜，满面红光，侧身靠在藤椅子上，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边，眉头微微皱着，显然对前面几个发言不太满意。因为一切还是老一套，手拿稿子，照本宣科，语言干瘪。可是也难怪，粉碎“四人帮”才十几天嘛，改变十年形成的“文革”腔不是容易的。

“老朱，你讲，不许念稿子！”汪老对着我喊过来，微微笑着。

“可以！”我摸出一张小卡片。我本来准备发言，也本来准备不念稿子，在卡片上列了几个剥江青画皮的题目。在当时来说，这些题目是比较大胆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吗？江青搞样板戏是有功还是有罪？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该不该“粉碎”？我认为，真正要理解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必须谈这些问题，而当时有不少人是视若禁区，回避这些问题的。

我发言甫毕，汪老频频点头，看来对我的发言比较满意。我刚端起茶杯想喝一口水，觉得有一只嘴巴伸向我的耳边：“5点钟，彭冲书记要你到他家里去一下。”我回头一看，是李勇，同我在一个处工作的好朋友，是彭冲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老秘书，他习惯于用手挡住嘴巴说话。我已经得到消息，彭冲书记奉中央之命，将于明天动身去上海，以中央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去“接收”上海。值此十分紧张的时刻，向江苏省委移交工作，同更多的重要人物接触，尚嫌时间不够，何来余暇同我这等人物闲谈？因此，从会场出来，我急于问李勇：“找我有什么事？”“大概是惜别之意吧！”李勇一本正经地说。老实人有时也会掉“花枪”、放“噱头”的。

我遵约于5点钟到了琅琊路14号。彭冲书记不在，他的夫人骆大姐在。一到就开门见山：“老朱，一起去上海！”

这对我来说，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几个想法一起涌上脑海：现在进入上海这个地方，工作是极端艰苦的；土生土长在江苏，这一去还能回来不能？……于是，我沉住气，不开口，不答话，只是笑眯眯地听。这时，彭家的几个孩子，当年还都只是中学生，有的正在当兵，一起围过来为他们妈妈帮腔，七嘴八舌，大有非去不可之势。  再不开口不行了，我以进为退，放了一个高姿态，说：“有朝一日，中央派彭冲书记去解放台湾，我就跟得去！”

这么说，也是有所根据的。我曾听说过，1949年初，中央即有派他去台湾工作之决定，并曾被召进中南海住下待命。后因故取消此行。

骆大姐不愧是新四军的老兵，接口极快地说：“这次去等于是解放台湾！应该去！”

于是，我没有话可说了。

一经决定，我就要赶快回家告诉妻子和孩子，她们比我更没有思想准备。还要抓紧整理行装和必要的材料，向机关办点必要的移交；还要向几位老朋友辞行，听听意见。

这一夜过得很快。没有睡多少觉。

第二天上午，即1976年10月26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同志一行的专机到了，他们是从北京飞来的。

对苏、倪二位，我都是第一次见面。苏振华同志，圆脸方口，明眸皓齿，一头白发，气色很好，穿着海军便服，举止稳重，老军人的风度确是不凡。倪志福同志，颀长的身材，朴素的衣着，和颜悦色，一口川沙音很重的普通话，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这两位领导同志虽属初次见面，却觉得很容易接近。

6天以前，即1976年10月20日，中央工作组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已经到过一趟上海。在上海住了5天，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且提出了解决上海问题的几点意见。

今天，他们就是带着中央的指示，带着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再次飞赴上海的。

中央的决定如下：

为了加强上海市委的领导，中央决定：

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彭冲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对苏、倪、彭三位，中央任命都用了“兼任”的字眼，因为当时苏振华任海军政治委员，倪志福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冲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改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重要决定，顺利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群众运动、彻底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决定。

上海的一场激烈战斗就要打响了！

临上飞机，我始终没有摆脱“应征”的突兀情绪。在机场上，我对那天到机场来送行的许家屯(中央已决定由他主持江苏省委的工作)说：“我的户口还在江苏呢，请多多关照。”许家屯哈哈大笑，连连说：“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到了上海，就会紧张得把什么都丢诸脑后了！”P1-4

我这里写的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我写的都是事实——发生在那个几乎丧失了理智和人性的年代的事实，有些是目睹，有些是耳闻，有些是根据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

1976年10月以后，从中央工作组到市委机关，我在上海工作了整整四年，其中有两年左右是做清查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实际工作。在此期间，我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参加了全市性的所有揭批大会以及一部分中会、小会，尽可能地认识一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以留下具体印象。

我为有机会在上海亲身经历这场清查“四人帮”的运动而高兴，这无疑是我30年来参加政治运动中最有意义、最有声有色的一场政治运动。从此以后我国结束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运动，从而转入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四年的所见所闻，接触到的各类人物和重要事件，实在不应该让人们忘掉；否则，若干年后真会难以置信，在我国的60年代和70年代，竟会出现过这么一些人和事。

在中国，这场浩劫带来的伤痛，令人难忘，人们不可能忘记这场浩劫。

我不能辜负这些材料，而让它们湮没无闻。

我认为，把这些分散的然而是重要的资料，集中起来和记录下来，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如果有人对于这些材料的存在有点不高兴，那就让他不高兴吧。也许，这些材料就是为了让有的人不高兴而存在着吧？

我没有能力和修养把这场运动升华为文学作品，所以对提到的人和事都没有任何艺术夸张和文学描写。希望读者在读它时了解这一点。

“我这里写的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我写的都是事实，发生在那个几乎丧失了理智和人性的年代的事实……”

——作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