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上海码头,那条去台湾的大船,圆了儿时的乘船梦,却隔绝了一生的父子情,分离五十年后,万里寻父,三线布局,群策群力,再续情缘。
在娘的九十寿宴上,岳母林海音低声严肃地说:“两岸开放了,你们怎么就不设法找老太爷呀!”一句话,点醒了我的责任;一句话,开始了天南海北的搜寻;一句话,接续了我和爹的缘分。
追诉出两岸六十年的离乱史、隔不断的骨肉情……
《镜中爹》一文发表后,获得了世界华文文学奖。这是一部个人与历史和解,血肉与血泪和解的书。一个怀抱历史悲怨的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一个不能温柔透视历史的人,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一个没有赤子情怀的人,更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六十年前,他与父亲挥手作别。那条去台湾的大船圆了他儿时的乘船梦,却隔绝了一生的父子情。只能填写“我爸在大陆,失去联络”的台北童年,看着褪色的家书,眺望对岸的大陆,无限感慨:爹怎么没来台湾呢?点点滴滴的生活呈现出的是台湾当时真实的社会境况。分离五十年后,岳母林海音的一句提醒,作者从澳大利亚到江南寻父,踟蹰在外滩,捕捉童年的温情。一张老旧照片是他的“镜中爹”;一则寻人广告燃起无穷希望;一通国际电话如同春雷乍惊。从一点点蛛丝马迹,靠着如许缘悭一面的人的相助,天南地北搜寻一名老汉,追诉出两岸六十年的离乱史,再现出两岸隔不断的骨肉情。
我生长在江南,家中仍按老北平习俗,称父亲为爹,母亲为娘。
文学作品或电视影剧,有些刻意用“爹娘”代替“爸妈”,不只为表明时代或地域背景,也是为加强亲情意味,“亲娘淌下泪水”就是与“母亲在流眼泪”不同。这儿不谈文学,因为爹娘在我实际人生中,远非文学能比。
七岁以前,是个久远的年代,我的生活与一般孩童没有两样。
每逢爹娘带领两个姐姐和我,晚上散步到南京的新街口新开张的首都戏院看电影,我总盼望能在电影院吃到什么。哪怕回家的路上会走酸了腿,被他们拉着拖着,因为我已阖上了眼,而他们却起劲地谈着白杨、周璇什么的。
爹画图一流,每次应我所求,紧握住我的小手,教我画卡车、飞机、轮船。事隔半世纪,每忆及此,我仍能感受他手心的温暖。
爹还会折纸船,有篷的、没篷的、单篷的、双篷的。正方形纸折出来的船身宽,长方形纸折出的船身窄。爹甚至能用一张纸折出船边晾晒的衣服,然后像变魔术般,把衣服拆开,竟变成另一条船,依附在原先这条船上,令我吃惊不已,爹说这叫“双身船”。
每次折纸船总花不少时间,我却乐此不疲,憧憬着有天真去乘船的滋味。当时哪里知道,我与爹的欢乐竞这么短暂,甚至后来连他的容貌都模糊了,即使我一生都谨记折好双身船的要领。多年后,每当教自己的孩子折双身船时,就温习一遍,也重温一遍。
一九四九年初,爹不再跟我折纸船了,那段日子全家天天出门抢购米面油盐。上午抢,免得下午涨价。最后我们到了南京的长江码头下关,乘江轮去上海。江轮会叫,会冒烟,一夜船下来,令我兴奋无比,圆了折纸船的梦。
我们住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大旅馆,姐姐天天带我到江边,等待更大的船,会漂洋过海、去台湾的船。我们也在码头找真的双身船,可是我却始终没见过。
对于上海,很清晰地记得一件事,就是天天央求姐姐,带我在旅馆上下楼坐电梯,从不嫌烦。那电梯有两道门,其中一道有铁条格子,姐姐说手伸进去会轧断。
我们终于搭上一条轮船,大得不得了,但是人挤人。后来回想,爹一定对娘及我们姐弟说了许多话,他们之中还一定有人含着泪。因为,爹没有登船,留在岸上。
爹和我们只通了两三封信,每封都寥寥数语,寄信的地址也不一样。爹在信中强调共产党来了后,生活很好,但是嘱咐我们没事不要通信,要通信也要由南京秦状元巷一位不认识的李先生转交,不是直接寄到我们住的丰富路。爹当时近五十岁,被通知又进了“大学”,还天天打篮球。娘保留着爹最后一封信。
我们不敢常去信,怕给爹找麻烦。隔了些时日,忍不住按地址去信,却一封封的没有回音。
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
老实说,小学时对于失去父亲,日子久了渐渐习以为常,记忆里不便的是参加作文比赛填表,父亲职业栏不知如何下笔。娘教了我, “陷大陆,失去联络”。
这七个简短坚定的字,虽是写给别人看的,但是却明示我,没什么指望了。
四十几年后,一九九二年秋天,满怀希望,我终于又踏上大陆。所不同的,这次是搭飞机,是由我移居的澳洲飞去的。
南京新街口的晚上,依然挤满人,挤满车,挤满树,也挤满嘈杂。那家首都戏院还在,门前也依然有爹娘拖着小男孩,进去看电影。黑压压的人群中,我不断闪躲走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也看不清年纪,五十,七十,还是九十?忽然有人拉住我,问要不要以美金换人民币,我摇摇头。就在想捕捉这人的面容时,他已隐入人群。
我忽然领会,自己仅是十二亿分之一。
回头看看这黑压压的一大片,爹真在里面吗?
十二亿人里,像我这种遭遇的,又有多少呢?
有人调查过吗?
有人统计过吗?P003-005
永不消失的晨光
《镜中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二○○五年五月,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版本,一个是现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令人敬重的三民书局发行人刘振强先生,二○○五年选了《镜中爹》,代表三民丛书,参加竞逐次年的台湾图书金鼎奖。
大陆出来的朋友看了《镜中爹》,反映非常好,不少人流泪。然而,他们热切希望多知道点,我小时在台湾的生活点滴,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如何在老母扶养下长大,内心的感受如何?他们也希望了解,那种在成天高喊“反攻大陆”口号下的台湾社会,是什么面貌?此外,他们更想多知道些,我在大陆千辛万苦寻爹,遇到许多贵人相助的详细过程。大陆旅澳文友王平、徐家祯等如同许多人一样热心催我,赶快重写,在大陆发表,出版。
于是,有了现在三联书店的《镜中爹》大陆版。我删去了台湾版本中,以小说方式描写父亲在大陆生活的忆想部分,增加了读者希望多知道的真实细节。同时也加入许多珍贵照片,萼芬姐的来信,以及我们父子的年代对照表,使读者可以对照着看。三联书店慎重地新版发行《镜中爹》,使我更加吐露儿时一切,真是件快事。
台湾版《镜中爹》里有两篇序,一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前年去世的夏祖烃先生写的《离乱亲情,苍天可鉴》,另一篇是台湾女作家季季写的《一艘双身船,多少侦探事》。
夏祖蝰的序中说:
“父母在,不远游”是沉重的古训。然而中国由地大物博下滑到地脊民贫的过程,在匆匆百年里已走到极致,“游必远方”成了被强调的另一面。战乱及环境恶化促使人们迁徙,实质上体现了异民族文化的“追逐幸福”的信条。扶老携幼挥手而去的人可能遇到艰辛与荼毒,而望着离去者的背影忧心忡忡,留下的人的日子也不那么省心惬意。有时读到受戕害者的泣血叙述,真是令人惊悚,要问一声:“我们的骨肉手足有什么过错,要受这样的惩处?
祖蝰的序里还说:
单是说“落叶归根”,“狐死首丘”,不足以确切描述国人的乡土之恋。曾看到南方的大榕树,从厚实的主干上生出茁壮的旁枝,又从枝桠上垂下气根。气根顽强地向下探索,扎入沃土,又自成长为大树,就这样干枝叶根生生不了,密切相连,众多旁根相将主干,围包扶持,以独木而成林,虽台风狂澜不能摇撼。目前居外的华人并不是蒲公英的种子般随风飞散,不知所终,而是像榕树的气根般立定脚跟,不独安身立命,还要护卫主干,因为只要主干安稳,就有了依托,有了尊严与自豪。
祖蝰的序最后说:
世事如枰,身处枰上为他人棋子,既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又不能揣摩全局,预见走势。我们在恼恼惶惶的过去,对另一边的骨肉弟兄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互不相知。这就需要有《镜中爹》这样的诚实的稗官野史来互通所闻,留下记载,庶几不致迷失前路,更不至于好了疮疤忘了痛,穿着新鞋走老路。历经劫数,疮痍满目,当今之事,和合为贵,这本书所说的事,是不容,希望也不会重演的了。
我和夏祖蝰教授只在北京见过一次面,他是祖丽的堂兄,年龄比我们大许多,是个儒雅温厚、思想先进的学者。我们一见如故,后来隔着半个地球,通了不少电话,他的谈吐很使人钦敬,他的去世让我难过而怀念。祖蝰说得对,“单是说‘落叶归根’,‘狐死首丘’,不足以确切描述国人的乡土之恋。”所以迁居海外的人,不管他是住在多么进步的国家,他的心境不是没离开过乡土的人能想象的。但是就像祖蝰说的,身处异域的人也该有“安身立命”的胸怀。 祖蝰说得很对,澳洲的英联邦文学奖得主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有次应我邀请来演讲文化移植的问题,他说:“To be displaced is in place,to be in eXile is at home.”(错置就是正位,流落海外就是回归家园。)西方人也有这样四海一家的思想。
季季女士序文的开头写道:
这是一部个人与历史和解,血肉与血泪和解的书。
一个怀抱历史悲怨的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一个不能温柔透视历史的人,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一个没有赤子情怀的人,更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感激她对我的心境的描述,那是真的,我虽未必有能耐透视历史,但是我真的没有怀抱历史恩怨,相反的,我希望一切都能和解。
然而季季似乎对“双身船”情有独钟,序中多次提到,像:
双身船在书中影影绰绰,仿佛作者父亲的化身;魂魄常相左右,引领作者灵思,让他在特定的时间,遇到特定的人,发现特定的历史密辛。
双身船出现在全数的篇章其实不多,着墨之处甚至不足千字,然而作者以曲笔淡墨书写,影像美学贯穿全书。既涵盖了父子亲情流动的意象,也象征了家庭离散的悲凉。前后遥相呼应,悠缓凄凉之中却能让人感受一种温暖的热度;仿佛一块微微的炭火在我们心里明灭闪烁。
我每次翻阅两人的序,内心就悸动一次,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涵养,也是因为他们的序文中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邃情感。
然而,正如季季的序文最后说的,“五十年光阴在那清明的晨光中是宇宙的一瞬,然而记录那个当下,以及回顾那段历史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