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美媒体交锋的四次变革
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起，中美两国就开始了逐渐深入的合作和了解。
从最初的不平等条约到“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从拿出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办清华大学到和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从朝鲜战争上兵戎相见到尼克松访华那“改变世界的一周”；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辩论到习近平和奥巴马加州庄园相会……中美百年，是合作的百年，是斗争的百年，更是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互加深了解的百年。
在这段斗争与合作并存、血泪与友谊同在的历史中，媒体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总而言之，媒体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增进了解、传递信息和影响决策等三大作用。
首先，是媒体让中美两国增进了相互了解。
中美两国，可谓泾渭分明。一个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是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一个被儒家社会的中庸之道浸淫了数千年，一个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崇尚竞争。如今，他们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习俗，如此迥异的两个国度，无论如何加强交流，也只是少数人直接交流，大多数人通过媒体了解对方。
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媒体塑造着对方的国家形象，也在塑造着对方的国民形象。赛珍珠笔下勤劳、自私的中国人，林语堂笔下的士大夫形象，斯诺笔下延安的理想主义者，都使中国人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形象的传播，通过大众媒体，通过流行书籍，也通过好莱坞电影。其中，大众传媒日复一日地传播信息，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传递信息是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方式。
外交关系，有时需要一些细微的操作，利用媒体传递信息。战时，通过宣传战、舆论战可以打击对方士气；敌对时，可以通过媒体放风，探测对方的反应，捕捉可能的和谈机遇，毛泽东是运用这一策略的高手；和平时期，通过媒体释放的信号，让自身处于有利位置，或是让自己多一些牌可打。
最后，媒体的报道可以影响决策，进而影响双边关系。
伊朗学者莫拉纳认为，新闻媒体作为作用力的一方可以对政府的外交决策进程产生影响；相应地，作为另一方，政府也利用新闻界来促成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在“媒体外交”中，“媒体一直被政府利用为一个论坛，以便帮助其设定外交事务的基调、形式甚至是内容本身。”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是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渠道，它们的报道态度和报道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所言，美国的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然后传送给美国民众。
更进一步地说，美国人对中国的复杂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美国主流媒体造就的。对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的评价是，“带有偏见的、不完整的中国形象部分源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部分源于政客的操作。”
当然，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到底是政治外交关系改变了媒体的报道，还是媒体的报道影响了外交政治关系，这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无法量化。但无论是传播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美国派记者到中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那一年。
P5-7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
看到这句，请不要因为它可能晦涩艰深而离开，我保证，这可能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论文之一，但肯定是最可读的论文之一。答辩的时候，好几位老师都说，选题挺好，逻辑框架挺好，但就是写得太像小说了。
我个人觉得，论文像小说，不是批评，而是赞扬。这，正是我所追求的；这，也是写作的动力之源。
这本书创作的起点。在2012年10月。
当时，刚刚结束在澳大利亚和前总理陆克文的对话，返程的飞机上，和我的好朋友、留德博士杨佩昌谈起写论文的事儿。他给了我十分中肯的建议。
杨博士对我说，你在国际政治和媒体两个领域都有特长，你应该把这两个特长结合起来，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做一篇有思想、有深度的文章。
此话惊醒梦中人，犹如醍醐灌顸般推翻了我之前纠结于细节、数据的传统思路。然而，如何结合起来还不容易。
凑巧的是，这期间陆续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的一些研讨会，和业界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讨论，终于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具体而言，就是结合自己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实践，结合国际政治和传播学的交叉点，写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品。
这样还不够具体，因为国际政治和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著作早已是汗牛充栋，泛泛地谈这件事儿不够聚焦。于是，再度研究，最终决定把研究方向定位在新媒体对中关关系的影响。
凡事知易行难，真要做起来并不容易。
找资料的过程中，吴晶晶、周鑫宇给了我指点。
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罗以澄教授悉心指导，这篇论文的框架，正是罗老师指导下行程的。罗老师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世，都是我的楷模：王珏和我互相支持、互相扶助，可谓患难与共，最终一起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
能最终完成论文，还要感谢许多老师、同学、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不一一列举，唯恐漏下哪位，凡是收到我寄出的这本书的朋友，都是我要感谢的人。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为我的付出。
这本书，记录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美利用媒体进行交锋的刀光剑影，正如副题所言，我所关注的是中美第四权力背后的较量。
那为什么说这是“第五次变革”呢？如果顺着时间轴看一下，或许能看出端倪。
第一次变革，是从中共成立到1949年。这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利用媒体，展开对美外交。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国内媒体；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接触美国记者，改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选题和报道方向。在此之前，中国在应对国外媒体时，是被动的、消极的、缺乏策略的。这段时间，周恩来在武汉定期风度翩翩地邀请美国记者聚会，为中共赢取好感和支持；蒋介石却因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而逐渐失去美国媒体的认可和支持。
第二次变革，是1949～1978年。这段时间，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互相视为敌人，媒体也互相攻击。但不要认为中美媒体就老死不相往来。这期间美国记者哭着喊着要来中国采访，有人还因为访问中国回美国后被“修理”。
第三次变革，是1978～1989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蜜月期”。双方的媒体都报道对方的变化，言辞语调充满善意。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中国人开始跳迪斯科，中国年轻人开始穿牛仔裤；而中国媒体对美国总统里根、美国生活方式的关注，也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大洋彼岸的国度。
第四次变革，是1989～2000年。中美两国谨慎地调整着外交关系，中美媒体也犹疑地报道对方。一会儿是妖魔化，一会儿是威胁论。中美开始了是友非友、是敌非敌的复杂关系，而媒体也循着这个轨迹，进行自身的定位。
之后，便是第五次变革。
因为新媒体时代，一切规则都要改写。
新媒体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从过去的“极点化”变成“节点化”，国际社会的结构也从过去尊卑分明的“层级结构”，开始转变为更为平等的“网格结构”。
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美传播技术差距更大；第二个层面，技术的落后导致全面落后，中美的舆论角力，中方由以前的互有攻守，转为全面防守，攻击乏力；第三个层面，从内容到技术，美方占有全面优势，网络争夺战可能让中美陷入新型冷战。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中国该怎么办？
我想，首先在理念上要拥抱开放的新媒体，强调和世界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在管理上要放开，要自信地面对外界的不同声音，积极回应，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在操作上要走出去，和一些主要国家的精英阶层互动、沟通。甚至可以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拆掉“网络防火墙”，把谷歌、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请进来，依法管理。
具体而言，有这么几招。第一，领导带头，部委协调；第二，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第三，用人不疑，责权明晰；第四，自信从容，打通内外；第五，入乡随俗，敢于使用当地人才；第六，量化指标，严禁造假。
这些，书中都有详细描述，不赘述。
未来会如何？
2012年9月，英特尔研究院的未来学家布瑞恩预测：“未来一件衣服、一张桌子或者一支笔，都会成为电脑。”
谷歌工程总监雷?库茨韦尔描绘了一幕场景：“人们走在大街上，你和对方相遇，谷歌眼镜就会把他的名字、身高等信息告诉你，你自己根本不用动脑子。”
新媒体外交，Twitter很重要，Facebook也很重要，但它们都是新媒体阵营中的匆匆过客。有预言家曾说，2022年博客彻底消失，2049年谷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媒体形态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无论何种媒体，它的核心依旧是信息；无论电脑多么智能，制造信息的还是人。内容为王，媒介只是渠道；而生产内容的永远是能独立思考的人。
也就是说，人是核心；也就是说，变革刚刚开始。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在交往过程中既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也尝试利用新媒体推进外交工作，维护国家利益。王冲的这本《第五次变革(第四权力的中美较量)》首次提出新媒体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这一重大课题，在借鉴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从技术、历史、传播、国际关系等多角度进入了深入研究。书中以详实的案例对美国新媒体外交给予深入解读，对中美在新媒体领域的交锋进行剖析，提出了中国利用新媒体发展中美关系的具体思路和建议，并对中国新媒体的管理方式、新媒体外交的理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这本《第五次变革(第四权力的中美较量)》由王冲著。
作为“第四权力”，媒体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入信息时代后，新媒体迅速发展，改变了传播方式。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在交往过程中既受到新媒体的>中击，也尝试利用新媒体推进外交工作，维护国家利益。
新媒体未来不可估量，而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充满变数。中美之间，是同床异梦的夫妻？亦敌亦友？非敌非友？新媒体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