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追求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目标之后，民众的幸福便成为政府一个重大的职责，也成为一个对政府的评判标准。但民众需要的幸福是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衡量，如何真正实现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让最大多数人共享到幸福，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威廉·戴维斯著的《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精)》从上述问题出发，对当前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对如何实现公平、政府和企业如何为民众创造福祉提出了建议。

从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目标开始，政府和企业便积极关注人们的内心感受，着迷于对“幸福”的研究。西方政府投入了上万亿资金来支持对人类大脑的各种研究，“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总值”成为继GDP之后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时髦指标；大企业纷纷开始雇佣所谓的“首席幸福官”，甚至连身披袈裟的佛教僧人都站到了精英云集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为困扰全球的问题建言献策。结果，我们的情感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买卖资源，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专家们一直源源不断地发明着新的交易理论和方法。

斯坦福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布莱恩·科诺森发现，与购买某物有关的快乐主要发生在想要得到它的阶段。

美国心理学家蒂姆·卡塞尔的研究表明，围绕金钱、地位和权力的“成功学”价值观，与更高的抑郁症风险和更低的“自我实现感”成正相关；竞争文化本身也能引发抑郁，它不光给“失败者”带来痛苦，也折磨着“成功者”。

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劳动力中只有13％的员工是“敬业的”，在北美和欧洲地区，有20％左右的员工“非常不敬业”，美国每年因员工不敬业、不幸福而蒙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1/4的员工缺勤并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常见的工作倦怠。

通过讲述历史上这些极具趣味性又让人大开眼界的研究，作者揭示了关于我们的“幸福感”的诸多真相，展现了政府和大企业为了自身的目的向我们兜售幸福所使用的各种高明技巧。威廉·戴维斯著的《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精)》启发我们思考生活、工作、内在感受等各种个人问题，以及政府和企业行为方面的公共话题；它让我们质疑：我们的“幸福感”究竟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还是只是受政府与企业操纵的结果？

它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信仰——幸福——最令人震惊、最充满智慧的警告。

前言

第一章 了解你的感受

 幸福的科学

 如何测量

 莱比锡城的举重实验

 身体的民主

 幸福是可见的吗

第二章 快乐的代价

 数学的

 天平一样的市场

 购买快乐

 回顾测量方法

 经济帝国主义

 回归到杰文斯？

第三章 买买买

 在哲学与身体之间

 研究迁移的方法

 关于人类行为的发明

 消费动物

 民主一览

 待价而沽的反资本主义

第四章 病态的上班族

 幸福训练营

 榨取努力

 心理学初见成效

 有益于健康的管理

 工作中的全人和幸福感

 泰勒的回归

第五章 的危机

 从“更好”到“更多”

 边沁在芝加哥

 用芝加哥的方式击败芝加哥

 对资本家的同情

 抑郁的科学

 重建精神病学

 相对不快乐

 竞争性抑郁

第六章 社会优化

 拜金的“社交”

 社交的医学原理

 假扮上帝

 友情的数学

 社交成瘾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

第七章 活在实验室中

 建立新的实验室

 幸福的真相？

 选择的真相？

 幸福乌托邦

第八章 批判性动物

 理解不幸福

 科学轨道

 神秘的诱惑

 “我理解你的感受”

 还能怎样认识人类？

 反对心理控制

致谢

第一章了解你的感受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坐在伦敦霍尔本的哈珀咖啡馆里高喊着“我找到了！”。他的呼喊并不像阿基米德洗澡时那名垂千古的呼喊那样源自内心某个智慧火花的灵光一闪，而是源自英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论政府》一书中的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的：

“国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国家的大部分国民的利益与幸福，是与该国相关的任何事物之必然而重大的终极评价准则。”

那是1776年，边沁十八岁。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他秉持普利斯特里的观点，并将之改造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政府学说：功利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能够给全民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

事实上，边沁高呼“找到了”的那一刻，在智慧上并没有特别新颖独到之处。当然，他也未曾自称是哲学先锋。除了受到普利斯特里的影响之外，边沁也乐于承认他关于人性与动机的理论借鉴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思想。他对创造新理论或者撰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没什么兴趣，而且他也从来不怎么享受写作。按照边沁的想法，在我们考虑人类政治和社会改良之类的问题时，任何想法或文字所能达到的成果都是有限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当是政治与道德标准的目标，仅仅只是这么想并没有什么用处；除非能够设计出一系列的工具、技术和方法，将这一信念落实为政府的基本原则。

人们通常认为边沁半是哲学家半是技术专家，而非一位抽象的思想家，许多矛盾之处由此而生。他是知识分子，却有着英国人对于知性主义一脉相承的厌恶。他是法学专家，却认为法律的基石大部分都是彻头彻尾的废话。他是启蒙运动的拥戴者和现代化的推进者，却对任何天赋人权以及自由权利的观点嗤之以鼻。他是享乐主义的拥护者，却神经质地坚持任何快乐都应当被论证。他的个性在各种记录中相去甚远，有些记录呈现出一个充满热情而谦逊的人，另外一些则让我们看到一个自负而傲慢的人。

与父亲的关系给边沁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是个柔弱、羞涩还经常郁郁寡欢的孩子。从他五岁起，他父亲就坚持教授他拉丁文和希腊文，所以，他似乎是在父亲的逼迫下才成了一个天才儿童。他去西敏公学读书，作为那里年纪最小的男孩生活得苦不堪言。十二岁的时候，边沁到牛津读书，对化学和生物产生了兴趣。如果说跟之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大学过得比在公学还不开心。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对自然科学都很有兴趣。如果父亲不是那么霸道的话，这无疑会给他那数学家的头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而这恰恰也是他所追寻的。但是，他做律师的父亲坚持要求他追随自己的脚步，好能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在父亲的威压之下，边沁成为伦敦林肯法律协会的一名律师。

法律工作和父亲的不断影响都让边沁无法快乐。他的羞怯让他惧怕站在法庭上发言。也许，他仍在渴望自己建造的化学实验室，当然，他也渴望情感与肉体上的亲密关系。但是，当他在二十几岁坠人爱河之时，又是父亲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反对这段关系的理由是，边沁所爱的女孩不够富有。在这场爱情和金钱的较量中，金钱至上的一方战胜了感情至上的一方。此后，边沁成为性自由的公开拥护者(包括支持同性恋)，他认为，这是人类幸福最大化不可或缺的要素。

从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协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是两种力量之间的妥协：一方面是其父施加的专业和道德管制，另一方面则是他内心对科学和政治的渴求。他在法律界确实有名，但却从来不是以他父亲期望的方式有名。相反，他开始批判法律，嘲笑法律使用的语言，要求以更为理性的语言代替它；他还设计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工具，以帮助政府最终摆脱那些在哲理上毫无意义的抽象的道德准则。这种行为没能让边沁变得富有，他在经济上始终依靠父亲定期给予的津贴，他父亲则一直因为自己失败的律师儿子而感到沮丧。P1-3

自1971年首次会议以来，每年于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趋势的一个有效指针。该年会在一月下旬举行，为期数日，企业高管、资深政客、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一些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就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发表谈话，决策者们对此也非常关注。

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还被称为“欧洲管理论坛”。当时，它的首要关注点是欧洲生产率增速下降的问题。到了80年代，其最重要的议题变成了市场监管。90年代，创新和互联网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到了21世纪初期，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伴随着“9．11”之后对于安全问题的显著关注，论坛开始涵盖一系列更加“社会化”的议题。在2008年银行业危机之后的五年里，达沃斯会议最关注的是如何引导银行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在2014年的年会上，与亿万富翁、明星及各国总统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位出人意料的来客。他是一位佛教僧侣，每天早晨在会议议程开始之前，参会代表都有机会与他一起冥想，并学习放松技能。这位僧侣身穿红黄两色的长袍，手上拿着一台平板电脑，对他的听众们说：“你不是自己思想的奴隶”，“一种方法是，你可以静静地关注它们，就像一位牧羊人坐在草地上守望他的羊群一样”。如果他的听众脑海里也是一片草场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漫步其问的。就是众多有关股票投资组合或者向高官们违规赠送礼品的想法。

按照达沃斯组织者的竞争性商业原则，他们本是不会邀请一位僧侣的。但他是僧侣中真正的精英，以前是一位法国生物学家，名叫马修·李卡德。他曾在TED演讲中就幸福这一话题发表过演讲，本身已小有名气。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而也是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参与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神经系统科学研究。该研究试图找到并理解不同程度的幸福会在大脑中留下哪些痕迹以及会被如何表现出来。每次实验耗时三小时，被试者需要在头部粘贴256个传感器，他们的感受通常处于从痛苦(+O-3)到狂喜(-0．3)的范围之内，而李卡德的得分是-0．45。研究者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形。现在，李卡德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保留了一份神经系统学家给出的评分表，他的名字令人自豪地排列在最幸福的位置。

李卡德出现在2014年达沃斯年会上表明，人们的关注重点与几年前相比有了更全面的转变。论坛上与“专注力’’(由一系列积极心理学组合而成的放松技能)、佛教、认知行为疗法以及神经系统科学相关的发言随处可见。此次大会上总计有25个以身心健康为主题的会议，比2008年的两倍还要多。

“改写大脑”等会议向参会者介绍了能够提升大脑机能的最新技术。“健康即财富”探讨了可以将较高的幸福水平转化为更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各种方法。会上有很多公司的营销展，兜售各种工具、应用和建议，来帮助人们过上更为“专注’’或者说压力更小的生活。考虑到这是一个集全球重量级决策者于一堂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这点不足为奇。

以上这些内容似乎已经够用心了，但是大会所准备的可不只是各种谈话。每位参会代表都领到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装置，它会持续地将佩戴者的活动信息同步到其智能手机上，并评估其近期活动的健康度。在步行过少或者睡眠不足时，它会将信息反馈给佩戴者。达沃斯的参会者可以借此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新的了解。此外，这也给了他们一窥未来的机会：到那时，所有活动对身心的影响都可以被评估。那些过去只有实验室和医院一类的专业机构才能获得的信息，现在只要到达沃斯参加为期四日的论坛就可以获得。

如今，全球的精英人物都为此着迷。幸福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它不再是赚钱这一重要事业的有益补充，也不再是一些有闲暇的潮人才会关心的事情。它是一种可测量、可观察、可改进的存在，已经打入了全球经济管理的重要堡垒。过去，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在指引我们，如果它仍将继续指引我们，那么资本主义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战胜压力、痛苦和疾病并代之以放松和幸福的能力。当下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已经能够达到要求，并逐渐渗透到了工作场所、商区、家庭和人们的身体中。

在过去数年间，这件事情的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座瑞士雪峰。实际上，它已经逐渐引起了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注意。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多国官方统计机构都会定期发布与“国民幸福”水平有关的报告。有一些城市，例如加州的圣莫妮卡，已经开始研究适合于本地的方案。积极心理学运动正在推广一些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日常生活幸福水平的技术和口号，倡导……

对幸福的关注暴增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有些令人困扰，它与科技有关。直到不久前，大部分想了解和操纵他人感受的科学探索，记录的都是人们在正式的、可被辨认的场所(如心理学实验室、医院、办公室、小组访谈会或其他类似地点)中的感受。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2014年7月，脸书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描述了它是如何通过操纵用户的新闻推送来改变无数用户的情绪的。这种操作是在私下进行的，因而招来了一片反对之声。但是，当尘埃落定之后，人们的愤怒变成了焦虑：脸书未来还会费力不讨好地发布此类文章吗？还是他们仍会继续做这样的实验，只是不再公开？

监控我们的情绪和情感正在成为实体环境的一个功能。2014年，英国航空公司开始试用“幸福毛毯”，它能通过监控神经系统来反映乘客的满意程度。当乘客逐渐放松下来时，毯子会从红色变成蓝色，告诉空乘人员乘客被照顾得很周到。现在，市场上有一系列用于测量和分析消费者幸福程度的技术，从腕表、智能手机到Vessyl智能水杯(一种通过监控人体的液体摄入量来评估保健效果的“智能”杯子)。

新自由主义支持市场的基本依据之一在于，市场是一个能够捕获无数个人需求、观点和价值观的巨大感知器，并且能将它们转化为价格。也许，我们正处于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里，市场不再是捕获大众情感的首要工具。一旦幸福监控工具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他比市场更能深入我们生活的、对情感进行实时量化的手段就会随之涌现。

自由主义者看重隐私，一直都将之视为需要与安全之间相互平衡的一个因素。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技术在帮助我们提升健康、幸福、满意度和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监视着我们。不管这些监视背后隐藏着什么动机，如果我们认为生活可被操纵的程度应有一个界限，那么我们想要达到的心理和身体积极性也应该有一个界限。任何反对无所不在的监控的观点，都必然会反对冒着损失健康、快乐和财富的风险去追求幸福的最大化。

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这股潮流，其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指明抵抗和改变它的方法。但是，这确实能够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将批评的关注点转向外部世界，而不是向内指向情感、大脑和行为。人们常说，抑郁是“愤怒内化的结果”。尽管积极心理学家“注意到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但是，幸福科学在许多方面还是在“将批评内化”。一味沉迷于各种主观感受的数量指标只可能使批判的注意力从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偏离开来。比起改变我们的情感，现在更是一个将那些已经被我们内化的东西再重新指向外部的好时机。开始行动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幸福测量本身的发展历史保持怀疑。

研究深入透彻，论证简洁明了，戴维斯的作品是对当下众多半科学性的有关幸福的图书的有效匡正，这些图书在商业圈和管理圈非常盛行，却没有在意识层面上对工作场合中的幸福感做出任何更深层次的回应。

——《纽约杂志》

一部开阔视野、启发思维的著作。戴维斯揭露了当下流行的学术项目企图通过“科学”理解以及操控人类来让人们更加幸福并以此改良社会的错误本质。

——张夏准，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威廉·戴维斯揭露了企业的诡计——把我们当成失败者，却想让我们保持幸福。析精剖微，内涵深刻，骇人又不忘给人以希望。《幸福乌托邦》将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联系到一起，向我们解释了为何我们的感觉是错误的。

——丹尼·多林，牛津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作品，是对有关幸福的理论空想及其对专注力和幸福感造成的恐慌的有力控告。戴维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幸福产业的现状：作为资本主义的新阵地，幸福产业已经成功地将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给了测量技术、监控技术以及控制技术。针对当下资本主义对内在情感、大脑和行为的探究，戴维斯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匡正：将批判的关注点转向外部世界。

——西蒙·克里奇利，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