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久前去世。她在二月一个天寒地冻的星期天清晨把我们抛下了。死亡，突然降临时，真是奇怪；一连串短促的吹气，仿佛在绝望地大口吸氧，仿佛试图在挽留黑夜、白天与生命，然后，猛然刹住。不再吹气，不再有白天黑夜，不再有生命。这粗鲁，暴烈，就像在腹部挨上一拳头，心里还在思忖着“这就是死亡吗？”，一切都已经结束。妈妈走了。大家叫呀，吼呀，还没有哭，眼泪要待以后才往外流，大家试图做出从没人教过我们的手势动作，给她闭上眼睛，在这张她六个月没离开过的床上把她的身子伸直，大家觉得或者想象灵魂、实体、个性——我也说不清——飘然而去了。她在这里无所事事，她远离眼泪和痛苦。这都已与她无关。她完成了自己的那份工作，可以休息了。
她叫米莱依，是个女战士，同时也是个自由女性。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她会同丈夫雅克和四个孩子，不久就来到了这个人家说是我们的，然而我们从没见过的国家。她为了重建家园，在尊严中抚育孩子，要让他们受教育，成为有自尊心的公民进行了奋斗。父亲没有闲着，还很辛苦。我至今还记得他逐渐失去视力，每天走在上班路上，默默计算他必须乘几站地铁，换几次车，走几条过道。经过多次误算后，他不再弄错，没有人会有一秒钟猜疑他竟是个什么也看不清的人。二十年前，他过完劳碌的一生，终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母亲抬起了头，继续她的战斗，必须让孩子衣食无忧，生活得比她好。她很快明白她可以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旅行、他们的晋升，心情激动仿佛是她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她就是这样间接周游世界好几次，得到各种祝贺，都对她声称她的孩子肯定是地球上最美的、最聪敏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自由女性，渴求新知识，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对政治正确或北非洲传统会毫不犹豫提出有欠尊重的意见。有一天，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对类似地中海彼岸烩什锦似的一盆云豆羹吃得津津有味，远远地对她说了一句自以为是的恭维话：“女人的位子只有在厨房里，不在其他地方，才会烧出这样的好菜！”她在冒气的锅子前一下子呆住了，不声不响看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对这一点是同意的，一个女人应该是养育全家的奶妈，但是还应该毫不犹豫在菜里放上毒药来喂养你这样的大男子主义。”全桌掌声雷动。这个可怜的亲戚只有对着盘子低下鼻子。母亲容光焕发又摆出安达卢西亚人的高傲姿态——这也可从她乌黑头发、一对杏眼和乳白色皮肤看出她的出身。她体现了养育众人的奶妈，这是真的，为了把孩子们聚集在身边，不停地在菜肴上翻花样。此外，厨房成为她真正的王国，她的总部，她在里面听广播，看电视，回应全世界关注的事。在她的炉灶与冰箱之间，她驾驭宇宙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巴黎第二十区圣法尔若路与亨利·庞加莱路之间的一块街区。 在我离开她前还有两个形象。首先是她站在六层楼的窗前窥伺我回来的人影，或者当我从家里外出时她向我做个手势。她目送我直到我走出她的视线，仿佛她的眼睛含有一种全球保护力量，可以一路陪伴我在人间奔波。她去世后一年，我每次经过她的那条路，禁不住要对她的窗子看上一眼。护窗板是关闭的，但是我继续感觉到她的存在，以及我离她的公寓而去时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背上。
第二个形象，是母亲穿了一件日本和服，这是阿尔及利亚年代的幸存之物，每逢赎罪日穿上觉得挺风光。她欢迎我们，体弱，慈爱，但是度过白天的守斋面容憔悴，手里是一调羹她自制的木瓜蜜饯，递给我们，希望来年像蜜汁那么甜美。她接着把我们拥抱在怀里，她身高一米六十，把我们紧紧搂住，仿佛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度过了一世纪似的。即使今天我还在嘴唇上感觉到她皮肤的纹理，闻到她爱用的香草香水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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