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著作和评论但凡提到阿城的《棋王》，无一不是称道其中中国文化的复归和基于道家哲学的生命关照。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作者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王一生对棋的痴迷不悟以至到最后几臻化境令人赞赏，更为拾垃圾的神秘老头，象棋高人所吸引。是的，在那样一个不可抗拒的时代中，人总需要有某种爱好，某种“道家”哲学观去应对世事，王一生正是一个超越时代和环境的不公，在内心寻找平衡和至善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一生提供了一种存在方式，成为知青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一个脱俗的，以内在卓绝的精神力量超越了自我和时代的人物。

本书介绍作家阿城的小说集共11篇。阿城，原名钟阿城。祖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肄业。1968年至1978年在山西，内蒙古插队，又在江南农场做林业工人。1979年回北京，曾任《世界图书》杂志编辑。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棋王》。另有中篇小说《树王》、《孩子王》，短篇小说系列《遍地风流》等。

一、自序

二、棋王

三、树王

四、孩子王

五、会餐

六、节日

七、炊烟

八、傻子

九、卧铺

十、树桩

十一、周转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笼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笼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些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盘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名手，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笼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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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

《棋王》、《树王》、《孩子王》，念起来有节奏，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一个顺序。

《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的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当时给一个叫俞康宁的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我讨论莫札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的地方。我说第二乐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撒娇式的抒情。这一瞬间，我倒明白了《树王》不对劲的地方。俞康宁后来患肾炎，从云南坐火车回北京，到站后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来，再后来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门做拍摄灾情的工作。我后来想到我们在乡下茅草房里讨论莫札特，莫札特真是又远又近，但无疑很奢侈。幸亏艺术就是奢侈，可供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挥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区去见奥米先生。奥米先生是意大利电影导演，我在纽约看过他的经典之作《木鞋树》，深为折服。奥米先生提出拍《树王》，说叫我来导，我后来不知道怎样拒绝。《树王》怎么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后来又是我发表经验上的一个心病。《棋王》发表后，约稿紧促，就把《树王》递出了，窘的当然是我自己。

《树王》之后是《棋王》的阶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我的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

《孩子王》是我自认成熟期的一个短篇，写得很快，快得好像是在抄书。小说写到这种状态，容易渐渐流于油滑。写过几篇之后，感到像习草书，久写笔下开始难收，要习汉碑来约束。这也是我翻检我的小说之后，觉得三个时期各有一篇，足够了。其它的，重复了，不应该再发，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讲近视眼的，连我自己再看过之后都生厌恶之心，有何资格去麻烦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出版的黑暗时期，所以从习作开始，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的良好习惯，此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直到现在，一直困扰我。

此次重新出版旧作，新在恢复了《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去的部分，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过《树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国作家》清理掉了。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月发那么多的小说，真是不祥，一个文学刊物，实在要清理一下仓库。现在就正常多了，小说的发表量和小说的阅读人口，比例适中。

一九九八年年底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