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回忆录》内容介绍：回忆录描述的细致是令人惊奇的，事件过程的精确性有时不仅可以小时计，而且可以分钟计，具体形象的线条与色彩是那么准确、鲜明，甚至有时历史空间中的气息、味道也被描写出来了。几十年前已经逝去的时光能如此重新复活？这就不能不说有受到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的痕迹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确有意采用普鲁斯特向冥冥时序挑战的那种特殊的艺术方式。

《波伏瓦回忆录》内容介绍：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了一笔即使在整个法兰西民族文化史上亦堪称有分量的精神遗产，她以不朽者的身份进入自己的历史坐席，在世间赢得了一连串色彩缤纷的名声：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享有殊荣的小说家、圣西门式的散文作家、骇世惊俗的女才人、萨特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终身伴侣与战友、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瓦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大体上由七八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集、七八部理论著作、六七部散文作品、六七种回忆录与自传组成，如果要在这一大片文字海洋中指出几个突出于水面之上的陆屿顶峰的话，那么，我以为就要数她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杰作《名士风流》、她那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与她篇幅巨大的回忆录了。一起来分享《波伏瓦回忆录》吧！

序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附录

1908年1月9日早晨4点钟，我出生在一幢临拉斯帕耶大街的房子里，室内的家具全漆成白色。第二年夏天照的全家福上，只见几位穿着长袍、头戴饰鹅毛帽子的少妇，几位头戴扁平窄边草帽或巴拿马草帽的先生，全都笑眯眯地看着一个小宝宝：他们是我的父母、祖父、叔伯、姨婶们；小宝宝就是我。我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一岁，我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把相册翻一页：妈妈怀里抱着的一个婴儿不是我，而是我刚刚出生的妹妹。我穿一条褶裙，戴一顶贝雷帽，两岁半了。看上去我嫉妒妹妹，但为时很短。就记忆所及，我一直以作为长女、排行老大而自豪。头戴红色兜帽，手拎小篮子，里面装着烘饼、黄油什么的，我觉得比呆呆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有意思。有一个小妹妹，那个娃娃可不能与我同日而语。

对于我的幼年时代，我只保留着一种模糊的印象：一种红色、黑色和温暖的印象。家里那套房子是红色的，人造地毯、亨利二世式的餐厅、玻璃门上有凹凸花纹的绸帘子、爸爸书房里的绒布窗帘，全都是红色的；而这个神圣的房问里的梨木家具都已变黑。我钻进书桌下凹陷的地方，蜷缩在黑暗之中。那底下又黑又温暖，感觉人造地毯的红色刺眼睛。我的整个幼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又是看又是摸，在安乐窝里认识世界。

我平日里全靠路易丝照护。她早晨给我穿衣服，晚上为我脱衣服，和我睡同一个房间。她年轻但不漂亮，也没有秘密可言，因为至少我觉得，她仅仅是为照护我妹妹和我而存在的。她从来话不高声，从来不无端呵责。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堆沙堆，摇哄我的金发布娃娃布隆迪娜时，她平静的目光总是保护着我。我的布隆迪娜是在一个圣诞夜里从天上下凡的，还带着一上装有她的行装的箱子哩。夜色降临时，路易丝就坐在我身边，给我看图画，还一边讲故事。她的存在对我而言，像我脚下的土地一样自然存在且必不可少。

母亲对我反倒疏远一些，也更使性，她让我感受到的是慈爱之情：我常常坐在她的膝头上，钻在她幽香、温暖的怀里，在她那少妇的皮肤上印满吻；夜里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床边，像图画里的美人一样美丽，不是穿着绿色绒长袍，上面点缀着一朵淡紫色的花，就是穿一件黑得闪闪闪发光的长袍。她发脾气时，就“两眼瞪着我”；雷鸣电闪般的发怒，让她的脸显得难看，我挺害怕；我需要她的微笑。

至于我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每天早上去“宫”里，腋下夹个公文包，里面装满碰不得的东西，被称为资料。他既没有大胡子也没有小胡子，倒是那对蓝色眼睛里总是洋溢着欢乐。傍晚回来时，他总给妈妈带帕尔马紫罗兰，两个人相互拥抱欢笑。爸爸也对我笑，还让我唱歌：“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者“她有一条木头的假腿”。他还在我的鼻尖下变出一枚枚一百苏的硬币，惊得我目瞪口呆。他逗我玩、关心我、让我感到高兴，可是他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很明确。

路易丝和妈妈的主要职责是喂养我；她们的任务并非总那么容易完成。世界通过我的口进入我的体内，比通过眼睛和手进入我的体内要更亲密一些。我并不全盘接受。新鲜小麦做的糊糊、燕麦糊和面包汤，全都淡而无味，咽得我直流眼泪；腻人的油脂、黏糊糊的贝肉团，令我反胃。我又哭又叫又呕吐，那样反感又那样固执，她们只好放弃硬喂我吃了。相反，在孩子的心目中，美、华丽、幸福都是可以吃的。我热衷于利用小孩子的特权，常常站在瓦文街的糖果店前发愣，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蜜饯、闪着暗色的果酱和五颜六色、微酸的糖果，把我迷住了；绿、红、橙、紫这些颜色本身和它们可能带来的快感，都令我馋涎欲滴。我常常运气好，欣赏最终变成快乐的享受。妈妈在研钵里把糖衣杏仁研碎，将粒状的粉末掺进黄色的奶油，糖果的玫瑰色变浅了，成了各种美味的色调，我将小勺伸进一抹夕阳之中。晚上父母接待客人，在客厅里几面镜子的映照下，一盏水晶灯的灯光变成了好多灯光。妈妈坐在三角钢琴前面，一位穿珠罗纱裙的夫人拉小提琴，一位表兄弟拉大提琴。我将一枚糖衣干果放进嘴里一咬，只觉得一团光紧贴上腭一闪，带着一股山核桃或凤梨的味道：我拥有各种颜色、各种闪光，各种纱罗巾、钻石和花边；我拥有全部欢乐。流淌着奶和蜜的天堂从来不曾吸引过我，但是我羡慕达姆·塔尔蒂娜用松糕搭成的卧室。我们居住的世界如果整个儿能吃，我们对它将会施加多大的影响啊！长大之后，我恨不得吃开花的巴旦杏树，啃糖衣杏仁般的落日。纽约那些贴着天的霓虹灯，都像巨大的糖果，我为吃不着而感到失望。

吃不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征服，而且是我最严肃的责任。“吃妈妈一勺，吃奶奶一勺……你如果不吃，就长不大。”家里人让我背贴着门厅的墙站直，紧贴着我的头顶在墙上画一道，与前些时候画的一道一比较：我长高了两三公分。大家祝贺我，我昂首挺胸扬扬自得。不过，有时候我感到担心。阳光抚弄着打蜡的镶木地板和漆成白色的家具，我打量一眼妈妈坐的那把扶手椅，心里想：“我再也不能坐在她膝头上了。”未来蓦地呈现，它将把我变成另一个看似我而其实不再是我的女孩。我预感到喂养将停止，再没有人理、再没有人管，有的是接踵而来的种种痛苦。“吃爷爷一勺……”我仍然吃着，为自己不断长大而自豪；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娃娃。只有强烈地感受这种冲突，我才能这样细致地回忆起路易丝给我读的那本讲夏洛特故事的画册：一天早晨，夏洛特发现在她床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玫瑰色糖蛋。这个糖蛋很吸引我。它像肚子和摇篮那么大，然而是可以吃的。夏洛特不肯吃其他任何食物，她一天天变小，变得小小的，险些在一口平底锅里淹死了。厨娘不经意间把她倒进垃圾箱，被一只耗子拖走了。被人救了之后，夏洛特既后怕又懊悔，便贪馋地总是把自己塞得饱饱的，结果膨胀得像个气球。她母亲领着一个圆鼓隆咚的怪物又去看医生。我克制住馋欲，仔细看说明医生所规定的饮食制定的图画：一杯巧克力、一个带壳煮的溏心鸡蛋、一块焦黄的排骨。夏沼特恢复了正常体形。我呢，也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那时而让我变成胎儿、时而让我变成胖妇人的险境。P3-5

一份历史文化与自我 个性的真实纪录

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了一笔即使在整个法兰西民族文化史上亦堪称有分量的精神遗产，她以不朽者的身份进入自己的历史坐席，在世间赢得了一连串色彩缤纷的名声：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享有殊荣的小说家、圣西门式的散文作家、骇世惊俗的女才人、萨特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终身伴侣与战友、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瓦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大体上由七八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集、七八部理论著作、六七部散文作品、六七种回忆录与自传组成，如果要在这一大片文字海洋中指出几个突出于水面之上的陆屿顶峰的话，那么，我以为就要数她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杰作《名士风流》、她那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与她篇幅巨大的回忆录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主要有四部，即：《端方淑女》（1958）《岁月的力量》（1960）《事物的力量》（1963）与《归根到底》（1974）。此外，她的《安详辞世》（1964）与《老年》’（1972）以及《永别的仪式》（1981），也是回忆录或自传性的作品，而在此后三种之中，又以《永别的仪式》较为重要，它与前四大部回忆录构成了一个编年史般的整体。《端方淑女》记述了她童年时代与少女时代的生活，到她1928年完成高等教育为止。《岁月的力量》回顾了从她开始就业自立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直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经历，时间是从1929年到1945年。《事物的力量》是她自大战结束后到60年代初期的生活记录，也就是在以萨特与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风靡于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那个阶段里种种活动的实录。《归根到底》所叙述的时代，是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十年。这时，不论是萨特还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都已经度过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而进入了功成名就的晚年。《归根到底》自然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带有对自己的事业打句号之意味的回忆录。只是因为萨特的重要性与1980年他的逝世所引起的哀思，才使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81年又出版了一部新的回忆录《永别的仪式》。它集中记述了与萨特有关的一切，时间从1970年起，到1980年止，正好补充了《归根到底》之后的十年，而在《永别的仪式》出版之后五年，即198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与世长辞。这样，她一生七十八年的生活中，只有最后的五年是在她的回忆录记述之外。

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的四部主要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仍然无人出其右。这不仅仅是一个在此领域中有多大的写作规划、笔耕劳动量有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回忆素材有多大的储藏量以及这些素材具有多少社会价值的问题。写回忆录，首先要有“自我”的富矿，有可供回忆、值得回忆并且为世人感兴趣的生活经历。这种“富矿”，既不应该如我们所常见的那样是虚构装点出来的，也不应该是夸大膨胀而成的，而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有价值的社会存在。在这方面，西蒙娜·德·波伏瓦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她具有写回忆录的充分而为社会广泛承认的自我价值，她50岁写出第一部回忆录时，已经是一个具有好几种响亮名声的大人物了。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两个人。她与萨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而与她结为一体的这个人，既是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一个第一流大作家，又是标志着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中一特定阶段的里程碑。这两个人的精神价值珠联璧合，自然格外生辉，而由于他们又都是社会时势的热烈关心者，是时代重大事件自觉积极的介入者，他们在时代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足迹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就拥有了丰富的时代社会的现实内容。此外，他们是交游广阔的人，他们所交往的不仅有同时代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精英，而且也有周围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普通人物。前一类交往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后一类交往也颇具万花筒似的五光十色。所有这些，构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数十年生涯的“富矿”，构成了她写回忆录深厚富的生活基础，当她投入了她自己后期的主要精力把所有这一切记述下来之后，她这四部主要的回忆录，就以色彩缤纷的宏大景观、万钟齐鸣的协奏声势、百川汇合的浩荡气派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法国文人喜欢写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也许这是法国人爱自我表现的天性在文人身上升华为一种自我崇拜的特点使然，这种自我崇拜是如此自觉，甚至司汤达就把自己的自传性作品标题为《自我崇拜回忆录》。不少人都力图通过写回忆录来获得传世不朽的价值，或者通过回忆录来使自己已有的自我价值再度明确地凝现，要不然就是要通过回忆录来使自己已有的自我价值成倍地放大、并投射在历史的舞台上。这样，法国文学史上的回忆录与自传作品之多，几乎可以随手拈来。以较为著名的而言，16世纪有多比涅的《写给孩子们读的自传》，17世纪有布西伯爵的《回忆录》与雷兹红衣主教的《回忆录》，18世纪有圣西门伯爵的《回忆录》、博马舍的《备忘录》以及卢梭赫赫有名的《忏悔录》，19世纪有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维尼的《日记》、拉马丁的《回忆录》、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都德的《一个作家的回忆》与《巴黎三十年》、列那尔的《日记》、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到20世纪，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前，有罗曼·罗兰的《回忆录与日记片断》、莫里亚克的《内心回忆录》、萨特的《文字生涯》；与她大体同一时期的，有尤瑟纳尔的回忆录三部曲：《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以及后来的《世界迷宫》。在她之后的，则有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罗伯一葛利叶的《重现的镜子》；如果不拘泥于狭义的回忆录的界说，那么，在本世纪前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与后期杜拉斯的《悠悠此情》，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回忆录作品。因此，从法国文学史的背景来看，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回忆录作者，正是处于这一源远流长、声势浩大的川河之中，她从这源流中汲取了什么营养？观照了什么先例？从属于什么传统？

在法国文学史上这一声势浩大的回忆录创作的长河中，我们似可分辨出三个略有不同的传统：一是以追求所见所闻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二是以追求自我真实性与自我解析深度为目的的传统；三是以追求用艺术的方式来复活过去的时光与空间为目的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可以18世纪的圣西门的回忆录为代表。圣西门（1675—1755）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贵族，长期供职于宫廷，19岁起开始记录自己在贵族上层的所见所闻，65岁时动手写他的《回忆录》，记载与描述了从1691—1723年之间三十二年法国宫廷与上流社会中的事件、人物、逸闻、．趣事，回忆录共二十一卷，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前期贵族社会的一份内容丰富的形象实录，很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布西伯爵、雷兹红衣主教以及博马舍、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甚至后来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也可以归入这个传统，只不过龚古尔兄弟所记述的，主要是他们身处文坛的交往与见闻而已。这个传统无疑最为壮大，也最符合回忆录原本的严格涵义。

第二个传统的开创者非卢梭莫属，这位伟大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一生颠沛流离、经历坎坷、屡遭迫害，他满怀激情写下的《忏悔录》记述了自己感人的一生，既不乏为自己声辩的不平之鸣，又充满了袒露自我的诚实与勇气，成为了一部敢于暴露自己、严于剖析自己的奇书。要继承卢梭所开创的这个传统，在自传或回忆录里进行严格的卢梭式的自我精神分析殊非易事。这种方式似乎最与写回忆录为自我弘扬的目的背道而驰，似乎就是一种自我否定，在文学史上这个传统也是最势单力薄的，只有那种有大智大勇、完全能超越世俗之见、对自我的价值充满了信心的人物才敢进入这个行列，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终身伴侣萨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文字生涯》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

第三种传统是20世纪的产物，是十足现代性的方式，开创者是普鲁斯特（1871—1922），经典之作是他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也被视为长篇小说，然而就其内容基本上是作者的身边琐事与社交圈子里的所见所闻而言，却具有了回忆录的性质。作者的意图从标题中即可看出，那就是复活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光。这样一种奇思妙想，也就决定了作者那种“玛德莱娜点心”式的自由联想的方式，决定了作者将致力于使过去那些时光中种种色彩、声音、形象、事件、感受、印象全都复活再现，决定了作者写作方式的独特艺术。

这三种传统与方式，在法国散文领域中是如此明显而强大，任何一个从事回忆录或自传作品写作的人，都不可能不感到它们的存在，不可能不以它们为观照、奉它们为先例，不论写作者本人是否自觉。也许，在回忆录这个领域，只有马尔罗一人跳出了这三个传统，而以天马行空的方式来书写他的回忆，正因为如此，他把自己的回忆录题名为《反回忆录》。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显然是同时以追求时代历史的真实性、自我个性分析的真实性与时空环境、气氛细节的真实性为目的，这样，她的四部主要回忆录也就具有了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当自己时代历史的书记，这曾是巴尔扎克之后很多法国作家的宏愿梦想，如果通过艺术创作达到这一步是非常艰巨的话，那么通过回忆录来达到这一步则比较容易得多，当然也得要写回忆录的作者有此用心、有此自觉。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有此用心、有此自觉的。她在回忆录中以个人逐年的生活为经线，而在经线的周围编织出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衬景。她经常不忘记对历史发展简要地进行阶段性的综述；她决不遗漏地记下她所听到的那些重要广播与她所读到的报刊上的重大新闻；她很注意搜集那些像露珠映照在天空一样反映了时代特征的种种细节：市容、街景、街头发生的事件、告示、墙壁上的涂抹，等等；她像采风一样记载了她所听到的各种传闻、消息以及她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而遭遇到的这种悲剧或那种喜剧。既然她是身处于被称为“世界中心”的巴黎，她在回忆录中所做的这一切能构成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何况，她与萨特参加了那样多的世界性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从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到50、60年代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反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法共的同路人等等。此外，他们还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的旅行，足迹遍布了欧洲各国、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日本、中国……他们在政治社会活动中以及在世界各国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几乎都是以细致的笔触描述出来的。作者所有这些努力使得回忆录几乎成为了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法国以至欧洲的一部大事记、编年史，一幅视野广阔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这四部回忆录所具有的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这种历史社会的价值在20世纪是一般文学家的回忆录所难以提供的，而只有像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萨特这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介入者”的作家兼斗士才能提供的。从这四部书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找出欧洲20世纪中期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对社会主义思潮感兴趣的人，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对社会风习感兴趣的人，可以拾获某些生动的细节。  关心文学的人，则很容易就可以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看到本世纪中期西方文学发展的零星但却丰富的光影。她是一个时刻注视着当前文学进程的人，通过大量阅读文艺作品与经常观赏影剧，她紧紧地追踪着文学的最新动态。她在回忆录里几乎是逐年记载了她所有这些经久不懈地关注、阅读与艺术观赏。由此，回忆录也就构成了何年出现那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上演了哪些重要影剧、出现了何种倾向与时尚的一部“编年史”，构成了西方文学发展的某种侧影。而且，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好些国家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世界性大人物均有接触与交往，如美国的海明威、意大利的莫拉维亚、苏联的爱伦堡等等，这也大大增添了这部“编年史”的生动具体的历史内容。

对于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来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更是一份相当详尽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文坛掌故的一个“档案库”。在这里，作者与本时期几乎所有大作家、大艺术家交往以及对他们的种种见闻，都记录得很详尽。这些人物的性格品调也有生动的勾画与写照，诸如：加缪在各个时期的活动与表现、马尔罗的高傲、莫里亚克的保守、娜塔丽·萨洛特的独特、科莱特的健谈、毕加索的才气、科克托的风雅、阿隆的老练、日内的奇特、阿拉贡与特里奥莱的偏激、波里斯·维昂的感情用事等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应该说，作者对这些杰出人物的勾画是带有相当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这里固然有亲疏之故，也掺杂了个人的好恶，而主要原因往往是思想倾向、政治倾向的不同。作者与萨特对这种党派营垒性的不同与分歧的格外重视与执著，多少妨碍了他们摆脱固定褊狭的角度与一时性的立场观点，而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更超越的文化取值观来欣赏这些与他们比肩而立的杰出人物。这种宽宏大度的欠缺，不仅存在于对与自己政治倾向相左的莫里亚克、马尔罗的回忆上，而且对与作者、与萨特长期保持了亲近友谊、在为人上大有可取的加缪亦未能免。

四

当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最主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存在主义文学这一战后最重大的精神现象历史发展的一份最有权威的记载。这种曾经风靡世界、成为整整一代人的信仰的哲理，并非神圣的宗教，何况任何宗教在起源发轫的时候，也都会显露出其日后将被神圣外衣遮盖的难看的老底。说来颇有一点可笑，萨特建立自己存在主义哲理体系的最初第一步，是他对德国现象学哲理的着迷，而他这种兴趣又是来自这样一桩趣事：1933年的一天夜晚，蒙帕纳斯街上的煤气灯饭店，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与过去巴黎高师的老同学、当时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攻读胡塞尔哲学的雷蒙·阿隆一起共进晚餐，“阿隆指着他手里的那杯酒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你就可以对这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这里面搞出哲学来。’萨特听了，激动得脸色发白……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正是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论说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①在这次晚餐之后，萨特开始如饥似渴地读胡塞尔，并决定翌年补替阿隆的缺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迈出了他哲学历程的第一步。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不是对客观世界图景的描述与解析，而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强调，是对主体的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强调，其核心则是主体的自由；它并不是一种纯理论研究的结果，不是思辨逻辑的产物，不是意识形态体系的结晶，而主要是一种人生的主张、人生的信仰；它主要不是来自某种理论遗产的继承、某种基本原理的演绎与展拓，而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人生的体验与人生的意志。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第二章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一段颇具启发性的记载。那是在1945年，人们开始把存在主义的标签正式贴在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身上的时候：  这年夏天，在塞尔夫出版社，也就是说多米尼甘夫妇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萨特拒绝加布里埃尔·马尔塞把“存在主义”这个标签贴在他身上，他说：“我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此乃何物。”我跟萨特一样也对这个标签感到恼火，在我见到这个名词之前，我就写出了我那些小说，我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写小说的，但我们的抗议纯系徒劳，我们终于还是接受了人们用来专指我们的这个称号。②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出了两点，一是“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这点对于澄清人们对萨特哲理的模糊认识颇有意义。根据萨特对自己哲理的这一解释与我们对萨特、波伏瓦创作中思想内容的理解，“存在主义文学”应名为“存在文学”，亦即探讨人存在之意义的文学。另一个重要之点则是明确地指出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倾向来自“我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来自“理论体系”。为了对这一点有更具体的认识，我们不妨略多注意回忆录中关于作者与萨特在写出有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论著与作品以前即青年时期学业年代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记载。这个学业年代，从1929年作者认识萨特开始，到1937年萨特发表第一篇存在主义小说《墙》为止，我们可以把此阶段称为他们两人的自我选择、自己设计、自我塑造的时期，也是存在主义哲理开始形成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上自由自在，生活上自由不羁，处于一种意气风发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以自由选择的方式求知，对任何精神食粮，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反传统的，不论是精美佳肴还是粗糙的五谷杂粮，都自由选取，兼收并蓄；在两人的关系上，他们选择了保持相对性自由的契约式的伴侣关系；在现实生活里，他们什么都要试试，从与一些放浪形骸的人混在一起到萨特因“对梦、对朦胧的幻觉、对病态的错觉特别感兴趣”①而注射了引起精神病态的致幻针剂等等，总之，正如回忆录所说的，“我们毫不犹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唯一遵循的规则”②。不难看出，从这种自由选择式的生存状态上升到自由选择的哲理，就只有一步之差，就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了。

此种生存状态带有浓厚的世俗的尝试欲，如果把基于它的“自我选择”哲理称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其理由也是完全充足的。问题在于，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存在主义者，还不仅仅限于“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显然带有某种社会主义时代的色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映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光，像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一样。正如我们在回忆录中所看到的，青年时期的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就其经济生活地位来说，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们不时囊中羞涩，还厚着脸皮玩弄过小骗局吃白食，在这种地位上形成的政治、社会思想倾向只可能是“左”倾的：“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希望它完蛋，我们原则上同情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资产阶级的毛病，由于他们朴实粗糙的需求，他们为物质生活而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在自己的真理中充分地正视了人类的状况。”③这个基本观点形成以点，几乎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彻于这两个人一生的生活与斗争之中。

如果说这一基本立场观点在萨特的存在主义“自我选择”哲理体系中并没有明确表现的话，那么，在这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里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反映。我们不妨把1937年萨特发表《墙》到50年代初视为他们两人的第二阶段，即在文学上自我表露、自我大发扬的阶段，或者说是存在主义自我选择哲理的文学表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构成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支柱的一系列论著与作品都陆续问世：《墙》（1937）《恶心》（1938）《苍蝇》（1943）《存在与虚无》（1943）《禁闭》（1944）《自由之路》（1945）《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恭顺的妓女》（1946）《脏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戏剧家、殉道者圣热内》（1952）。在这个阶段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发表了她几乎所有重要的论著与小说：《女宾》（1943）《他人之血》（1945）《吃闲饭的嘴》（1945）《人都是要死的》（1946）《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1948）《第二性》（1949）。可以说，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文学业绩主要都创作于这一阶段，他们作为存在主义的名声大振于这一阶段，他们作为特定的精神文化的代表人物的本质获得于这一阶段。正是与此同时，他们青年时期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表现出来了，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的姿态显示出来了，在他们这一阶段的文学业绩中，除了纯粹哲理性的作品与以古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以外，几乎都贯彻了他们鲜明的倾向性的立场观点，几乎都具有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的揭示，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状况的批判、对反动政治势力如法西斯势力的暴露，即使是在《恶心》这样几乎是纯哲理性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荒诞感与恶心感，那种无可缓和的否定性的主观反应。

在现代社会两大对抗的阶级力量面前，这两位存在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偏向哪一方本是一清二楚，不言而喻的，但萨特的《脏手》一剧却引起了怀疑，在我国，甚至引起了谴责，被视为有反共的倾向。这里，存在着一个作家的主观动机与作品在复杂条件下的客观效果不一致的问题。对于前一个方面，人们不能完全无视，否则将陷入偏颇。关于萨特主观方面的意图与当时的客观情况，波伏瓦的回忆录作了这样的说明与解释：

托洛茨基被刺事件使他孕育了此剧的主题…-．．他虚构了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雨果，这个人物想通过一次行动来抹去他阶级出身的痕迹，但是，即使当了一次刺客，他付出的这一代价也未能摆脱自己的主体性……正如萨特在多次会见有关人士时所说，他根本不是想要写一出政治剧。《脏手》之所以成为了政治剧，是因为他把几个共产党员人物写成了主角。在我看来，此剧绝不是反共的。在剧中，共产党人被表现成反摄政王、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唯一可靠的力量。如果党内一个领导人为了抗敌的利益、为了自由、社会主义与群众的利益，把另一个领导入千掉了，那么我跟萨特一样，也认为这样做的领导人应该免受一切道德条规的谴责，因为这是战争，他是在进行战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是由凶手刺客组成的……在《脏手》中，萨特的同情是倾注在贺德雷这个人物身上。雨果之所以决定刺杀他，是要证明自己也能去杀人，其实他并不知道路易反对贺德雷是否有道理。而当他的党内同志要求他保持沉默时，他就对这次昏头昏脑的行动承担了责任。这个剧本到后来解冻时期能够在有的共产党国家上演，是萨特完全没有料到的。不过1948年它在巴黎上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巴黎上演后，资产阶级报刊并未立即表态，它在等着瞧共产党作何反应。共产党人发出了一片嘘声……于是，资产阶级就把鲜花盖在萨特身上。一天下午，在一家酒店的露天座，克洛德·鲁瓦走过来与我握手，他还没有让自己降低到对萨特也进行攻击的地步，我对他说：“真是太不幸了，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竟没有把《脏手》看做是你们自己的。”实际上，当时覆水难收，无法弥补，观众都为雨果说话，因此，剧本显得像反共。人们都把贺德雷被刺事件与情报局所犯的罪责等量齐观……党内的困难被展示在那些人面前，他们在党外怀着敌意来看待党。他们把一种实际上只对他们自己才存在的含义强加给剧本。正因为如此，萨特有好几次拒绝了在外国上演这个剧本。①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创作意图、他对人物的褒贬以及面对剧本在复杂条件下的客观效果所采取的态度，波伏瓦本人这段回忆鲜明的思想倾向与急于表白的语气也颇能说明问题。如果根据所有这些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中国的一些批判者对萨特、对存在主义文学也就大可不必“相煎何急”了。

我们把50年代初期以后直到萨特与波伏瓦的晚年规为他们的第三阶段，他们的大介入阶段，也就是存在主义自我选择哲理运用于社会斗争实践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并非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问世，但萨特除了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文字生涯》《福楼拜传》这几部力作外，其主要精力已经投向社会活动与政论的写作；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这个阶段主要只进行了几部回忆录的写作，她最重要的小说《名士风流》虽创作于这个阶段，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属于自传体小说的性质。他们的这个介入社会政治的阶段，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的灾难使萨特与波伏瓦改变了长期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介入现实斗争的立场。1941年，他们曾与梅洛一庞蒂等人成立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敌组织，只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才告流产，而萨特又不得不一心一意去写他的剧本，作为他唯一可以采取的抵抗方式。他们两人的“大介入”可以1952年要求释放亨利·马丁事件为标志。在这个事件中，萨特公开与法共站在一起，这定下了他日后整个历史时期中介入行动的基调。从此，他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之间，明显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抗议美国及其盟国的各种政策与所进行的战争，参加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各种活动，足迹遍及苏联、中国、古巴、东欧，会见过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中赫鲁晓夫、铁托、陶里亚蒂、卡斯特罗等等这些显赫的人物，支持苏联，盛赞新中国，声援一切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了国际上有名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他们先后与莫里亚克、列维一施特劳斯论战，相继与长期在《现代》杂志中共事的梅洛一庞蒂等人分道扬镳，与多年的好友加缪公开决裂，以至梅洛一庞蒂在自己的《辩证法的历险》中，把萨特的政治言行称为“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①。即使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给了萨特沉重的一击②，他在1957年初所发表的《斯大林的幽灵》一文中，“仍然重申虽然苏联领导人犯下了种种错误，他还是赞同已经在苏联成为了活生生现实的社会主义。”③60年代以后，萨特与波伏瓦对国内外群众运动与极左思潮的支持，又表明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倒退，而在某些方面又发展到了更为激进的程度。历史事实最具有雄辩的力量，在西蒙娜·德·波伏瓦这几部回忆录的记载面前，谁也不能否认，她与萨特是20世纪两位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带来很多麻烦、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增添不少助力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尽管他们没有参加共产党，尽管他们一直声言要在两个阵营、两种党派之间保持独立、走中问路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其“自我选择”哲理的社会实践与介入的倾向与效果来说，他们是两个具有一定程度社会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者，是20世纪条件下主体自由观与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当然也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一股潮汐。

五

自从有了卢梭的《忏悔录》以后，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度里，个性的真实已成为了自传或回忆录价值所在的重要标准之一，最大程度的自我袒露、最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似乎已是这类作品取得强烈社会反应、得以传世不朽的必要条件。离西蒙娜·德·波伏瓦最近的一个范例，就是萨特的自传《文字生涯》。在这部自传里，萨特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进行了深入坦率的精神分析，其严酷无情几乎达到了自虐的程度，正是主要因为这部自传，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向萨特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价值取向在80年代又有了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悠悠此情》的成功。这部出自71岁高龄的女作家之手的作品，坦诚地记述了她15岁时一次性爱私情，出版的当年即获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最畅销的一本书，并且很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

显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力图追求自我个性的真实，力图展现出自己作为一个不平凡女性的真实状态，或者说，一种特殊的女性状态。对于“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有名的论著《第二性》中提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后天变为女人的”这一重要的思想。在波伏瓦看来，人类历史社会中，女性状态就是不独立的、从属于男性的状态，这种状态造就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一些社会属性以及男性上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与爱好而加在女性身上的一些神话。波伏瓦在自己的论著里向这种传统状态宣战，提出了妇女从法律、宗教、习俗、传统中争取解放的问题。要实现这个任务，就要先弄清妇女的状况，要弄清妇女状况，在波伏瓦看来，既不能指望男性，也没有天使可以依赖，只能靠某些得天独厚的妇女，而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当然就是她自己所认为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妇女”。如果说她在《第二性》中是力图从理论上“弄清妇女的状况”的话，那么，她在回忆录中则力图提供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西蒙娜·德·波伏瓦身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文学成功的渴望”，她把文学创作视为“自己具有独立性”的标志，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可以“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讲“自己要讲的话”①。为此，她进行了顽强的努力，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习业阶段，在她35岁出版第一部小说《女宾》以前，她经历过多次失败。而且，为了文学创作，“我从未产生过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有大量的时间与自由”②。按照传统观念看来，她这种决心，既牺牲了人性的天伦之乐，又是一种应该加以责难的“有失天职”。战后不久，萨特与波伏瓦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声名远扬：他们几乎每讲一句话，报纸上就要发表评论；到处都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闻，街头上摄影师对他们不停地拍照；为听他们的演讲，听众拥挤得有人当场晕倒……面对这种盛名，如果说萨特还有什么沉重而神圣的职责感以及“我的名声，对我来说，就是他人的敌意”③之苦恼的话，那么，西蒙娜·德·波伏瓦却感受着一种满怀叛逆情绪的欢乐：

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当我14岁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我心里死去，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来取代它，绝对只存在于否定之中，正如地平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不断地在我们视线中消失……我曾经渴望自己像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那样，成为传奇性的人物；但我完全明白，一旦我瞑目去世，上述梦想所带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既然我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我也就是在随时代的消逝而逐渐完蛋……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或者说，几乎不怎么在乎。我习惯于我这身作家的皮……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有些时候，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这是一个女人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在只有少数杰出的男性才能问津的精神文化创造的领域里得到了社会承认后所体验的欢乐，它无疑带有一种发泄性与报复性，有时甚至还发展到骇世惊俗的程度。即使人们以男性的偏见将臭名声强加在她头上，“这几乎没有使我产生什么烦恼，我在坏名声中自得其乐”①。正如我们在回忆录中所看到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如数家珍似的列举了她在《第二性》出版后所遭到的种种不堪入目的攻击：“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流产百次的女人、偷偷当娘的女人，等等。”②

从这些强烈的反应与狂怒的攻击中，她从反面感到了一种成功的乐趣，一种突破了传统女性状态的乐趣，与男性上帝平起平坐的乐趣，一种高踞于精神领域之巅峰眼见脚下一片鼓噪的乐趣，一种自我实现了的乐趣，一种确认了自己力量的乐趣，她这样总结说：

我并不否认自己的女性特征，我也并非未承受女性特征的决定性，我只是对它不在意而已。我一直像男性一样享受着自由，承担着责任。依附性是压在大部分妇女头上的不幸，不论她们自己对它或不堪其苦或安之若素或自得其乐，它终归是妇女的不幸；自从我写出了《第二性》以后，我这个看法是愈来愈坚定了，而这种依附性，我把它摆脱了。自食其力，这并不是生活目的本身；但是，只有先做到自食其力，才能达到坚实的人格独立。如果我现在满怀深情回忆自己刚到马赛的那些日子，我就会想起当时的感受像是站在一架高大楼梯的顶点，因为自己职业上获得成功与战胜了种种困难而觉得充满了力量。③

在这一自我小结中，西蒙娜·德·波伏瓦那一超越于传统女性状况的自我形象是再清晰不过了。

也许，在世人眼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反传统的自我个性，主要是体现在她的性爱关系上。早在刚认识萨特不久的1929年，他们两人就结成了萨特所构想的协议式的生活伴侣关系。根据萨特的建议，这协约最初为期两年，在此期间，“双方以尽可能亲密无间的方式共同度过两年的时间”④，后来，这一协约关系延续下去，直到两人最后的死别。这不是一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家庭关系，而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居关系”，但又不是严格的、持续的“同居”。虽然他们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但却蕴含着他们两人反传统的思想与态度，即对传统的家庭形式的无视：“我们都没有家庭观念。”①特另ll具有反传统意味的是，他们又在那种生活伴侣关系中，注入了一种骇世惊俗的成分，那就是某种程度的性开放。同样，这份发明权也应归于萨特：“23岁时，他就不打算拒绝其他各种女性的诱惑，他用他喜欢的词汇向我解释说：‘在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取代的爱，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体验其他邂逅艳情，那也不失为一种乐事。’我们两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俩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终结的那天，这种关系却又从来未排斥我们分别与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往时所得到的过眼烟云般的快乐。”②在这样的理解与默契中，萨特的生活里不断有各种各样的艳遇，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曾两次公开有过情人，即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与《现代》杂志的撰稿者、比波伏瓦年轻17岁的克洛德·朗兹曼。他们对社会传统、道德习俗的藐视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早在1936年，就公开把波伏瓦的学生奥尔嘉·高萨绮薇茨吸收进来，建立了“三重奏”的生活。以后，他们一直根据“彼此不仅永不互相欺骗，而且还不互相隐瞒任何秘密”③的协议共同生活。对萨特的艳遇，西蒙娜·德·波伏瓦了如指掌；对波伏瓦与情人公开同居，萨特也完全赞同，而且他与波伏瓦的两个情人都成为了朋友。

显而易见，他们这种容许性开放的契约式的生活伴侣关系，即使在西方社会也带有先锋派的新潮性质，是一种“超前性”的东西。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实地记述了这一切，甚至有时还坦率地谈到自己的情欲，既有卢梭的坦诚之风，又显示出自己无视传统习俗、、社会定见的个性与勇气。对于这些，人们大可有这种或那种看法、这种或那种评判，但她作为一个在精神领域里已进入荣誉坐席的大作家，能够留下一份如此不加遮掩的自我个性的真实资料，做到了“对真实的重视远胜于对自己形象的关心”④，在充满了欺世盗名、自我粉饰、自我装扮的世间，也就要算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事物的力量》一书的前言中曾经这样说：“我把自我与自己的生活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心理障碍，至少当我把自我置于我自己的观照体系中时是这样的，也许，当我的形象被投进另一个体系中，例如心理分析家的体系中时，我会感到窘迫或尴尬。”⑤不过，既然她已经把自己展现在世人面前，世人对她作心理分析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如果我们细读她的回忆录，便不难发现，她作为萨特在事业上、文学上的伴侣，在感情上固然对他是忠诚不渝、紧紧相随的，并充满了骄傲与自豪；但她作为一个生活伴侣，在不少时候显然又不免陷于嫉妒、空寂、哀怨的心态。

最初，契约关系中的性开放条款是萨特提出来的；其后，与奥尔嘉·高萨绮薇茨的“三重奏”关系，也是萨特的主意，而非出自波伏瓦的需要；后来又眼见各种女性像走马灯一样在萨特的生活中一晃而过，不同程度的“三重奏”又一再发生，波伏瓦的心情心态是不难理解的。虽然她在回忆录里并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却有不少流露。

如，她1947年将结束美国之行．、返回巴黎时，她这样记述了她当时的情怀：“我想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臂膀上散步，他暂时归我所有。”①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她在芝加哥成为了美国作家艾格林的情妇，这一关系一直持续到1950年。在这一阶段里，她曾为离别、口角、出现裂痕到情人的离去而流过不少痛苦的眼泪，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哭泣。又如，1952年，克洛德·朗兹曼闯入她的生活时，她第一次接到朗兹曼约她看电影的电话时，竟是如此感动：“我一挂上电话，就泪如雨下，这使我自己也大吃一惊。”②在与朗兹曼成为情人后，她在回忆录里写上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我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肉体。”

回忆录中所有这些记述，都相当清楚地表露出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萨特契约式的生活伴侣那种冷寂落寞的少妇闺愁。这既是她个性真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关系的一种反映，即从40年代中期以后，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就更主要地演化为一种文学的、事业的关系。在这一永恒的、深刻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居于从属的地位，但她为了保持这一关系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正如她在小说《名士风流》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与美国情人在性爱中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与满足，虽然正如那些未公开发表、仅有一些透露的情书所表明的那样，她把艾格林称为自己“唯一的爱”“钟爱的丈夫”“春天的丈夫”“密西西比河的丈夫”，自称是艾格林的“妻子”，但是，她为了文学事业却决不与萨特分离，她因此而失去了艾格林，她也为此而哭泣过很多很多次。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里的眼泪，肯定会得到多情读者的同情，也肯定会使多思的读者进行沉思：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淀已如此厚重，即使是最优秀的女性，要完全摆脱依附的状态，进入彻底完全自由的境界，谈何容易！

回忆录描述的细致是令人惊奇的，事件过程的精确性有时不仅可以小时计，而且可以分钟计，具体形象的线条与色彩是那么准确、鲜明，甚至有时历史空间中的气息、味道也被描写出来了。几十年前已经逝去的时光能如此重新复活？这就不能不说有受到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的痕迹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确有意采用普鲁斯特向冥冥时序挑战的那种特殊的艺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