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千余年的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民主共和制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民国史权威专家朱宗震力作《革命胜利之后(民国初年政坛风云)》，讲述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变幻。

民国史权威专家朱宗震力作《革命胜利之后(民国初年政坛风云)》！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2000多年的封建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列强在华势力又和封建势力结合起来控制中国，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两者结合的桥梁，扭成了一股顽固而又强大的统治势力，致使中国不可能走明治维新式的道路，通过逐步的改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次新式的农民战争，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赢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广泛支持，中国革命不能不寻找新的道路。

《革命胜利之后(民国初年政坛风云)》讲述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变幻。

一、南京临时政府结束

袁世凯就任总统

南北方都能接受唐绍仪

组党热潮兴起

同盟会向何处去？

二、唐内阁垮台和留守府裁撤

政府北迁

民国成立了,钱该怎么借？

唐绍仪挂印而去

三、陆徵祥是个过渡人物

扶不起的陆徵祥

恶劣的先例：军警干政

参议院遵旨投票

四、张振武被杀起风波

湖北“革命”不断

谁是杀害张振武的真凶？

张案风潮

五、孙中山调和南北

建设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孙中山该不该去北京？

孙袁会谈：真君子遇见两面派

激烈派：革命到底！

六、江西民政长事件

拿什么制约督军

硬汉李烈钧

南北从战争边缘滑过

七、宋教仁被刺：理想主义之死

迎接国会的斗争

宋教仁之死

侦破很艰难，真相很惊人

八、南北战争动员

武力讨袁还是法律讨袁

南北军力对比

南北开始战争动员

革命党人战争动员受挫

九、国民党还不放弃合法斗争

宋案特别法庭之争

国民党在国会的挫折

大借款案冲淡了正题

袁世凯压制舆论

十、南北调和终于幻灭

调和倾向抬头

宋案搁浅，国会瘫痪

调和活动的挫折

进攻制造局事件

最后的调和努力

十一、二次革命爆发

袁世凯罢免“国民党三督”

起义前的沉闷

湖口起义打响第一枪

十二、讨袁运动的发展

宁沪独立

讨袁缺乏指挥中枢

皖粤诸省的独立

十三、赣苏大决战

讨袁战略难以统一

九江、湖口之战

徐州之战

上海之战

十四、二次革命悲凉落幕

讨袁阵线的瓦解

赣、皖、沪讨袁军的失败

南京的反复和泸州之战

结束语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覆灭了。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庆祝共和胜利的游行、集会，遍及全国各地。然而，这场革命并不完全是通过血战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武昌起义之后，在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队的压力下，革命很快就趋于停顿，开始了南北议和。革命党人是以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作代价，策动袁世凯“反正”，逼迫清帝退位，才达到了推翻清朝的革命目的。革命赢得的是一个廉价的胜利。

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方面达成的协议，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参议院遂于2月15日选举袁继任临时大总统。鉴于革命党人行将交出中央政权，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经参议院讨论通过，于3月11日公布，使共和政体有了法律的保证，也是作为新总统必须遵守的施政规范。

为了促使新总统摆脱北方保守势力的包围，置身于革命氛围之中，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经参议院通过后，一再电催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北洋巢穴，自投罗网，迟迟不肯南行。孙中山遂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唐绍仪同行，率使团北上。待蔡元培一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后，袁世凯遂于2月29日晚精心策动了北京兵变。变兵在京烧杀抢掠，并且向天津、保定发展，连锁发生兵变。于是，他就以北方军队不稳、局势动荡为借口，拒绝南下，并迫使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改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称心如意地在北京宣誓就职。誓言是很庄严的：“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尽管仍有一部分人对于袁世凯出任总统感到忐忑不安，但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

袁世凯在清朝末年，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在小站练兵时开始建立新式陆军，后来出任北洋大臣，又着意于开办新式工业。因此，他手中集中了相当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袁世凯作为提倡新式企业的旧体制内开明阶层的政治代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之腐朽无能的满洲贵族，尚有一定的活力。他既能得到列强的赏识和支持，又能在立宪派人士中间赢得声誉。武昌起义前，张謇在参观北洋近代设施时，就称赞说：“慰亭要是不凡，惟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武昌起义后，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掌握军政全权，以求挽救危局。然而，袁世凯在列强和立宪派的支持下，迫使革命党人议和。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他运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两手，纵横捭阖，上下其手，一箭双雕，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党人让出中央政权，攫得了总统的宝座。不过，他在得意之余，对时局是十分清楚的。他取得了总统的宝座，并不等于赢得了统治全国的实权，孙中山让出了总统的宝座，也不等于革命势力的消灭。他自己羽毛未丰，不能不和革命党人有所妥协，承认对方实际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至于究竟鹿死谁手，还有待于今后的角逐和最后的决战。因此，袁世凯毫不懈怠地精心培植和扩张自己的势力。

革命党人鉴于袁世凯拒绝南下，曾企图打乱袁的兵力部署，在袁的腹心地区插进一把尖刀。他们很天真地想用和平的手段达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成果。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兵变后就向袁世凯建议，派遣南方军队开赴北京维持秩序，弹压兵变。唐绍仪支持蔡的主张。袁当面倒也好商量，竟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同时，南方鉴于北方兵变，也在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北上“援助”袁世凯。迎袁使团成员宋教仁回到南京后，革命党人聚集总统府开会讨论局势。许多人主张以迎袁为名，由陆军总长黄兴统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军队。宋教仁则表示反对，他担心南军北上与北洋军队会发生冲突，惹起战争。脾气暴躁的马君武闻言大怒，指责宋说：“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一拳打肿了宋的眼睛。黄兴急忙劝开，宋的意见也就搁置了。3月1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以保卫治安为由，主张“南军调北”，“移南方业经编成之军，填扎北省。”但遭到袁世凯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为了向革命势力薄弱的北方渗透，参议院曾于2月16日通过了《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之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月以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唐绍仪在南方和谈期间，也曾和革命党人商定，以在南京的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以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为山东都督，再以另一革命党人担任河南都督，作为革命党人让出总统一席的平衡措施。

然而，袁世凯对于参议院的决议和唐绍仪与革命党人的约定，完全置之不顾。当时，除山东烟台一隅为革命党人占领外，直、鲁、豫三省受到革命势力的冲击比较小，构成了袁世凯统治的腹心地区。他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强化对腹心地区的控制，在出任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各省都督人选。3月15日，袁任命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替换了张镇芳。3月19日，又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山东都督原为张广建，与烟台都督、革命党人胡瑛屡起摩擦。袁遂接受黎元洪的建议，调出张氏，代以周氏。同时，袁发布命令调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复远调为新疆青海屯垦使，由袁系全盘掌握山东。3月24日，袁复任命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后转实任)，代替齐耀琳。于是，北洋系牢牢控制着直、鲁、豫地盘。P1-4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摧残了革命势力，巩固了北洋集团的统治后，就立即着手清除残剩的共和体制，扼杀辛亥革命的成果。

袁世凯在击败革命党人以前，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他把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笼络在自己的身边。随着军事的顺利进展，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袁世凯越来越得意忘形，一方面猖狂地屠杀革命人民，一方面把原先的同盟者推到一边，暴露出孤家寡人的本相来。

当南京取消独立之后，袁世凯看到胜局已定，就于1913年7月31日发布命令，传讯国民党干部人员，“限令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隶籍该党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加紧了对整个国民党的压迫。至8月3日，国民党在京领导人吴景濂、王正廷经过再三考虑，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回复当局，表示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遵照当局的命令除名。8月15日，国民党江西籍议员徐秀钧被捕，随后解赴江西，处以死刑。8月19日，中间派别的北京爱国报主笔丁葆真被捕杀。8月22日，粤籍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捕杀。袁世凯开始对革命党人和异己分子实施大规模的屠杀政策。1913年—1914年间，占领南方各地的北洋派军人及其附庸，相继在各省区大肆搜杀革命党人，株连无辜，实施恐怖统治。

袁世凯虽然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他还没有给自己的总统宝座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因此，他暂时还要借重国会，借重进步党人，对付在政治上仍然是异己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1913年9月，袁世凯让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了“第一流人才内阁”，让梁启超、张謇等进步党名流分享了内阁的闲曹。袁世凯满足了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之后，就来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袁世凯把进步党人请出来，目的就是要请他们为自己抬轿子。他急于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他已经等不得迂腐的政客草拟一个宪法来装点门面了。因此，袁世凯唆使黎元洪和各地的部曲、走卒们鼓吹先选总统，再定宪法。软弱的国会不得不一再屈从袁世凯的要求。总统选举前夕，匪石在《民权报》上痛苦地指出：“袁氏被举之后，必有一般走狗邀求改定宪法，以袁氏为长期总统者，理有固然，势所必至，而共和亡矣。”10月6日，国会进行总统选举。色厉内荏的袁世凯动用警察，身穿便衣改装成公民团，团团包围选举场所，把议员们困在议院之内，自早至晚，不选出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就不准离开议场。袁世凯凭借刺刀支持，经过多轮的反复投票，才勉强以微弱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选举一结束，袁世凯立即过河拆桥。国会也好，进步党也好，在袁世凯眼里统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这样一来，国会就不足开会的法定人数，名存实亡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又干脆下令解散国会。梁启超原建议袁世凯挟国会以号召天下，现在天下已在袁世凯掌心之中，国会又有何用？进步党虽不免兔死狐悲的凄凉，但内阁总理熊希龄仍顺从地一一副署了袁世凯的一道道命令。于是，熊希龄这个总理也失去了价值，被袁世凯一脚踢开，被迫于1914年2月12日辞职。国会没有了，进步党内阁垮台了，进步党人在政治上已无所凭借，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至1914年5月，袁世凯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独裁制，独揽大权，他再也不让其他党派染指政权。

在地方上，北洋军队已经伸展到了长江以南，兔死狗烹，那些为袁世凯火中取栗的同盟者，也被一个个排除掉。湖南都督谭延闽虽然参加了二次革命，但实际上他和黎元洪事先在政治上取得了协调，所以，黎在湖南取消独立之后，竭力为谭辩护，以求保全谭延闿的地位。但袁世凯不肯留情，谭延闿不得不人京请罪。熊希龄想以蔡锷取代谭延闽督湘，也未能被袁世凯采纳。1913年10月24日，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绝了进步党的督湘之梦。云南都督蔡锷雄踞西南，虽然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但滇、黔毕竟是一股异己势力。滇、黔将领在占领重庆之后，曾野心勃发，企图问鼎中原。袁世凯遂于9月间调蔡锷来京养病。但滇、黔远处西南，北洋系尚鞭长莫及，遂以唐继尧署理滇督。袁世凯欺软怕硬，对懦弱的孙道仁竟特别不予信任。12月5日，袁世凯调孙道仁进京面陈福建政情，由刘冠雄暂代闽督。不久，又裁闽督一职。孙道仁到京后，一直被置于宪兵的严密监督之下。12月9日，袁世凯礼请黎元洪赴京就副总统职务，以段祺瑞暂代鄂督，实际上以暴力迫黎离开自己的根本之地。袁世凯铲除了地方上最大的一个非北洋系的政治势力。其他如陕督张凤翔、川督胡景伊也先后被调离职，由袁世凯派出亲信控制地方。

袁世凯铲除异己，发展北洋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反而大大缩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同盟，伏下了失败的因素。然而，袁世凯利令智昏，自不量力，还要向皇帝的宝座爬去，彻底背叛忠于共和的誓言。袁世凯称帝之日，也正是他败亡之时。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中遭到惨败，他们维护共和的努力毫无成效，几乎丧失了辛亥革命所获得的一切成果。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年多来的调和妥协倾向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在二次革命中，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然在运用武装革命的手段，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具有血战到底的勇气。孙中山后来痛心地说：“第二次革命，我党乃无一死于战事者。”这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失去了它的战斗力。他们既然不懂得血战到底的意义，他们也很难指望能够获得胜利的硕果。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决心重整旗鼓，发动三次革命，来完成辛亥革命创建共和的大业。为此，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并坚决主张发挥领袖个人的权威作用，来克服革命党人的涣散状态，借以集中力量和统一行动。但是，孙中山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既不能运用个人权威，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期，又何能借此部署队伍？只是无益地吓跑了一批同盟者。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为此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结果，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办成了一个狭小的团体，没有强化革命战斗力量，因而无所成就。孙中山的努力，没有能够开拓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十分有限，又受到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制约，因而他们既无力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更经受不起长期战争的破坏，尤其害怕列强的干涉。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重走辛亥革命的路，希望以妥协求和平，以改良求发展。而中国城市经济落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能构成城市革命的骨干力量，致使辛亥革命时期缺乏轰轰烈烈的城市国民运动，因而也不能带动农村革命。实质上，辛亥革命一二次革命，并没有形成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国民革命运动，它只是一次首先觉悟的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坚持的英雄革命，因而难以成功。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2000多年的封建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列强在华势力又和封建势力结合起来控制中国，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两者结合的桥梁，扭成了一股顽固而又强大的统治势力，致使中国不可能走明治维新式的道路，通过逐步的改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次新式的农民战争，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赢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广泛支持，中国革命不能不寻找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