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回忆录虽然不乏佳作，但很多无论是以革命前辈的名义还是以亲属或秘书的名义撰写的传记文章，看到的往往是“窝里斗”的惨剧悲情。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历史，似乎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但在《忧喜与共（周山回忆录）（精）》作者周山看来，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卷进残酷激烈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绝大多数人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确保了共和国的稳定。作者从社会底层，亲眼目睹共和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作者这一滴水，不仅反映了暖人的光辉，也反映了“汗滴禾下土”的辛苦。作者晚年回归乡村，是要更真切地感受一下，在六十五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走了多远？

《忧喜与共（周山回忆录）（精）》是著名逻辑史专家、易学专家周山的一部自传。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快乐的乡村少年”、“红卫兵的经历”、“回家当农民”、“我是工农兵学员”、“教授的感受”和“叶落归根”。由这些标题不难看出，本书记述了作者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为著名学者的生平往事。作者力图通过自身的经历，不偏不倚，尽可能真实地展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某些状况。笔触平淡自然，其中流露的情感令人动容。

俞晓群序

自白

快乐的乡村少年

 我的乳名叫“野狗”

 清末“生员”给我取大名

 祖父的“预嘱”

 宅沟与竹园

 跟着父亲上祖坟

 从“吃饭不要钱”到“凭饭票吃粥”的食堂

 挑灯夜战的“深翻三尺三”

 上学路上

 遇到了一个“右倾”班主任

 第一次到上海

 老宅翻新，灶花依旧

红卫兵的经历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抄家的记忆

 校长进“牛棚”

 见到了毛主席

 两位老师跳了河

 父亲险些上吊自尽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回家当农民

 结拜兄弟

 当兵不成被人讥

 养猪的苦与乐

 炎热的中午去“摸蟹”

 “双抢”如打仗

 三本书陪伴我四年半

 漫漫恋爱路

我是工农兵学员

 选送也要考试

 饱读外国小说

 成了谈家祯的“二传弟子”

 在“帮刊“实习

 “大老王”辅导我读《资治通鉴》

 我所认识的余秋雨、戴厚英

 被当面斥为“垮掉的一代”

 第一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

 一场“笔墨官司”及其后遗症

 与温公颐一起编写教材

 与虞愚、欧阳中石的交往

 难忘的“后客堂”

 我的“触电”经历

 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打了两场官司

 两万元买了两套房子

 结缘俞晓群

教授的感受

 捉弄人的外语考试

 六年主编一套书

 一次咨询激发了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思考

 给“东方明珠塔”讲风水

 别把游戏当真

 教授评级奇事多

叶落归根

 苦心营造“乐山居”

 大雪天，父亲走了

 我恢复了村民身份

我的乳名叫“野狗”

一九四九年十月，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岁月，因为这一年这个月的第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了执政党。

就在普天同庆的第十五天，我也急吼吼地来到了这个红色的世界。

从半夜开始，我就在母腹中折腾。年近六旬的祖父祖母，提着煤油小方灯，急急赶往邻村，将大女儿秀卿接过来帮弟媳“接生”。我这位大姑母，此时虽仅三十五岁，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三寸金莲”小脚婆，除了女红极好，远近闻名，更有一业余特长，善于“接生”，虽非专业接生婆，近亲邻里的小媳妇生儿育女，都要请她帮忙。小脚零丁的她，总是来者不拒，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跟着就走。所以乡里人缘极好，长辈见了她，呼一声“卿郎”；平辈见了她，叫一声“秀卿姐姐”或“秀卿妹妹”。长辈的亲近、平辈的亲热，尽在这一声呼叫中。

如今听得十月怀胎的弟媳又要临盆，大姑母自是兴奋异常。大姑母是长女；老二即我伯父，娶妻沈氏，早亡，续娶茅氏，无出，故领养一女；老三便是我的父亲，已育两女；老四是我小叔末林，三岁天亡；老五即我小姑母，自幼送给邻村张姓人家，由此可见我祖父重男轻女观念之深。有两个儿子固然是好，养不出孙子亦枉然。在我出生前两年，母亲曾产下一男，仅存活几天即夭折，祖父的愁闷可想而知。

周家宅是一个由五间朝南正屋、东西各三间侧厢组成的中等宅园，宅子外围一条宅沟，宅前偏左一条“泥坝”直通外面道路。我父母的卧室是西侧厢中间一间，前后各开一木栅小窗，屋顶装有一块大约二十厘米宽四十厘米长的玻璃，俗称“明瓦”。大木床前铺一块二米长六十厘米宽的木板，俗称“踏板”。距踏板八十厘米远的地方，装有一排木隔板，右侧开一处供人进出的口子。隔板外侧，仅剩一米多开阔，供人从北边灶间到南边“书房”之间走动的通道。大床的右侧，搭了一张一米左右宽的床铺，俗称“困床”，未成年的大姐、二姐就睡在这张小床上。

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我终于要出世了。父亲坐在床沿上，抱着下身赤裸的母亲；踏板上放着一只大号脚盆，盆中的热水已调到适合婴儿洗身子的温度，一把昨天母亲还在用它给新生儿做小衣服的剪刀，已执握在大姑母的手里。父亲、祖母、大姑母神情紧张地等待着；处于痛苦中的母亲，也在挂念着同一个问题。他们都祈祷着，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一个男婴。大姐二姐睡在一侧困床上，偷偷地看着母亲分娩时的痛苦，是否会联想到她们以后也将蒙受这样的痛苦？

我终于不负众望，带着“把子”来到了人间。随着我的第一声啼哭，大姑母激动地大喊一声：“猴子！”（在我们乡下，男孩统称“猴子”，女孩统称“小娘”。）父亲把嘴贴在了母亲的脖子上，母亲痛苦的泪水顷刻间变成了幸福的泪水。

长大后，我经常听到这一句歌词：“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我深信，母亲一生的苦变甜，是在大姑母大喊一声“猴子”这一瞬间发生的。

我出生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廿四，时值稻子收割季节，家乡有一句谚语：“八月廿四，吃扬稻风圆子”。大姑母把我包裹好，东方已微微泛白。她紧紧地抱着我，连跨三道门槛，来到了晨风轻拂的院子里，让我在第一时间呼吸到了弥漫着稻香的清新空气。她欢快地搬动着三寸金莲，顺着宅子四周的沟沿走了整整一圈，回到我母亲的卧室，大叫大喊：“我抱到一只野狗！”母亲明白了姑母的用意，喃喃地呼唤我：“野狗，野狗……”

在乡下人眼里，野生动物的生命力都很旺盛，而猫狗在动物中的生命力尤为强大。大姑母有鉴于我那位兄长的夭折，索性将刚出生的我抱出户外吹吹晨风。不仅冠之以“野”而且名之为“狗”，其寓意无非是不让我步兄长的后尘，自然地健康地成长。我的乳名，也便自然地叫开了：野狗。

在一声声“野狗”的呼喊中，我渐渐长大。稍稍懂事，总觉得这乳名别扭。尤其刚上小学时，同学拿这乳名讪笑我。有些长辈，见我一天天长大，觉得直呼我“野狗”不合适，便作了一些改善。例如我的一对堂叔公夫妇，叫我“毛狗”；我的大伯、大伯母，叫我“野囡”。也有的长辈，叫我“野郎”。

我的父母却始终不改，一直叫我“野狗”。我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野狗，我要走了。”

野，是乡下人对自然状态的一种表述。野，给了我生命力。我的人生轨迹，似乎脱不掉一个“野”字。我从事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从事《周易》研究，从事中国学术思潮史的研究，都属于无师自学，在许多人眼里，属于“野路子”。我对老、庄思想情有独钟，也包含有对“野”即自然的体悟。更巧的是，我曾经应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社长之邀写了一本《村野文化》，几乎是一挥而就，因为我对村野太熟悉了。

年近花甲时，我给自己取了一仑号：“野寄”。似乎很高雅，其实还是“野狗”本色：自然、忠义。

P3－7

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里，与共和国同龄。

早在念初中时，我阅读了几十本《红旗飘飘》，对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十分敬佩；每当在报纸上、广播中读到和听到他们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他们在《红旗飘飘》中所回忆的革命经历。共产党的历史，是那样具体生动；新中国的诞生，与这些革命前辈血肉相连。

可是，当我翻阅近些年的回忆录，无论是以革命前辈的名义还是以亲属或秘书的名义撰写的传记文章，看到的往往是“窝里斗”的惨剧悲情。《红旗飘飘》中的英雄们，在共和国时期不是成了整自己人的斗士，便是成了挨自己人整的悲剧人物。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历史，似乎就是一场紧接一场的政治运动。

但是在我的感觉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卷进残酷激烈的政治运动。他们好像看戏的观众，一边观看并议论着一场接着一场的“运动”，一边忙碌着自己的“营生”。正是这绝大多数人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确保了共和国的稳定。顺应自然，淡泊宁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也是中国人民的基本品性。

“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通过一个突发事件，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性。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我从社会底层，亲眼目睹共和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当我跨入花甲之年时，开始考虑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通过自己的平民生活，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六十多年来共和国发展的某些状况。我的这一滴水，不仅反映暖人的光辉，也反映“汗滴禾下土”的辛苦。真实的生活，五味俱全。

孔子说：“六十耳顺。”人到了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多，翻来覆去的思量多，积渐而悟，道理烂熟于胸，再遇到事情，便能不虑而知。虽然智不如孔子，毕竟年逾花甲，离“顺”亦不远矣。当年所历诸事，往往或朦胧或迷惘，而今视之则如观火。世事如棋而岁月不再，亦是人生之无奈。

古人说：“人生如朝露。”到了六十五岁，我实实在在体味到了这句话的真理性。当我快要到达人生的终点，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和国，“胜似闲庭信步”，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摸着石头过河”。我不免感慨系之：共和国呵，何时方能与共产主义亲吻？

一颗朝露即将消失，明天还会有新的朝露，与共和国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