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继《历史的裂缝》之后，中国知识人雷颐的又一部深具影响力的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专栏文字。全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作者一如既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历史与现实。本书尤为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着力填充历史的空白。

丧失了记忆，人将变得比空气还轻。本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追思近代中国步履蹒跚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品评古今人物，反省不堪回首的集体运动，纵议如地震及矿难等引人深思的社会事件。

清政府如何“制造”革命党，李鸿章垂暮之年怎样东山再起，历次群众运动的种种荒诞不经，矿难与工会的关系……作者一如既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历史与现实。沉入历史，乃是为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横议时事，因为多了一分历史的维度与眼光，分析问题免了就事论事，层次随之丰富。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着力从文本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填补历史的空白。

帝国斜阳

 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柔远”与普世价值

 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天津教案的隐喻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何以“激进”

 清廷“制造”革命党

今昔人物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梁启超与哈耶克

 莫把讽刺当赞扬——李大钊曾赞扬辜鸿铭?

 “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

 “还我头来”陈虞孙

 “疑”重于“信”张中行

 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

不是故事

 公园故事

 “万岁”故事

 “声音”故事

 麻雀故事

 层层剥笋法

 可如实回答

 早请示，晚汇报

 曾经这样“表演”

 轰动全国的“芦苇”

 “军”、“队”的命运

 避免体制性荒诞

 “突出政治”变形记

 “文革”三震与汶川之震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电子音乐小风波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公共空间

 最怕无社会

 矿难与工会

 “社会”与“社会和谐”

 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从恒和的信用说起

 “帝国民主”的结局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漂亮的脸蛋与大米

 《越狱》背后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和平大战”与“和平崛起”

 刘翔退赛与体育话语的转变

后记

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儒学经典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做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外国船坚炮利的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诉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訢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像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

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在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诉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意危言耸听，总以“师事夷人”、“奉夷为师”指责别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他们声称，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该折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为什么信口开河，肆意攻击？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下旨饬令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诉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诉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逼使他也不能不涉及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诉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以“与国家休戚相关”为由，要倭仁“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同时饬令奕诉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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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竞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定于一尊”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定于一尊”的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事实说明，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历史运动时，人们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在作者的文本的“症候”人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短钉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馒订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劫后余生者历经一个王朝覆灭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为历史“填空”并非智力游戏，明了历史的进退曲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是非正误。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曾说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力挽狂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定于一尊”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昨天”如果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终归令人遗憾，人们确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雷颐：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董桥：北京有一个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他在《深圳商报》谈“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的课题，说正义、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要学维新运动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那才是爱国、救国之道。

徐友渔：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一在雷颐的笔下，历史不是冷冰冰的过去。作者不但把历史变成故事，而且显示了高明的讲故事的本领。复杂的政治背景、人事关系，三言两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着墨不多但准确的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