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宪鸿的《黑石崖》以主人公徐欢喜的三次救人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赞美我国劳动人民与人为善、舍己救人的高尚美德，呼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鞭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解放前，徐欢喜同父亲一道救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遭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两人逃往外省外县的偏僻山区——黑石崖下的黑石坞，一对逃荒落户在此的母女俩收留他们，已在辛劳、饥饿中患病的父亲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徐欢喜勤劳苦干又肯帮助邻居，影响好，有威信，解放后结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组中领头做出成绩，被评为县级劳模……

《黑石崖》由吴宪鸿所著，《黑石崖》是作者原创的长篇小说集，以主人公徐欢喜的三次救人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赞美我国劳动人民与人为善、舍己救人的高尚美德，呼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鞭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全书塑造了经历坎坷、富有个性特征的主人公徐欢喜，并以徐欢喜孙子徐志富的活动来串联故事，引出其爷爷、奶奶、爸爸等人的回忆和叙述，穿插了人们的思索和议论，体现传统美德对新一代的影响和对法治社会的期盼。故事新颖，情节跌宕，语言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楔子

上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中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下部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尾声

后记

又隔了两天，吕老师在课堂上笑容满面，婀娜飘逸地走到我的课桌边，把作文簿交给我，然后对大家讲：“同学们，徐致富同学重写的这篇作文很不错，先请他读一遍！”

这是真的？又要我读作文了？我疑惑地望望吕老师，她点点头，把微笑和鼓励的目光传过来。在老师的鼓舞下，我站起来，不再怯胆，不再抖索，环顾全班四十多位同学，人人都仰望着我，个个露出羡慕的眼光，我非常流利、抑扬顿挫地读着：“我的爷爷外表长得不怎么样，甚至有点丑，可他机智勇敢，几十年前救过地下党的领导，是一位英雄……”

听我读完后，吕老师出乎意料地拍了几下手，同学们随之哗哗哗鼓掌不停。

我受宠若惊，好像掌声塞满了耳朵，一直响得去，老师叫我坐下也没听见，还是同桌用力拉扯我的衣服，才满脸通红地坐下。

吕老师继续表扬我：“徐致富同学重写的这篇作文，紧扣题目，事例特殊，感情真挚，写得好！这也可以看出，我们写作文，要善于收集素材，发现题材，提炼主题，要有真情实感……”

那时候，我在心底里欢呼，吕老师，你差的就批评，好的就表扬，你真是一位赏罚分明的好老师！

下课以后、中午到校时、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三五个同学围着我，跟着我，要我再详细讲讲我爷爷救地下党的事迹。我讲了一遍又一遍，口才极好，还添油加醋地塞了些细节进去，自认为满生动的。有的同学脸上不断露出敬佩的神情，我知道，那既是对我爷爷的，也是对我的。讲了这些，看到这些，我的心里从未有过的高兴，走路都飘了起来。

不料想，我的洋洋自得也只有那么三四天。那天饭后回到学校进教室，见一些同学围在那儿，显然是在有趣地讲着什么。我一走上前，他们毫不理睬，用异样和鄙视的目光看着我。

气氛不对啊，我讪笑道：“嘿嘿，讲什么啊？”

“你啊，”女同学丽丽打破了沉默，“又是瞎写作文！”

“我，我怎么瞎写作文了？”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的作文哪儿又瞎写了。  “你爷爷是什么人，你不知道？”自称“老大”的高个子方大宏责问道。

“什么人？”我一时不知如何准确回答，“我爷爷、他、他是一位农民……”

“哼！”刘胖子把指头点到我的脸上，“他是坏蛋！”

“你瞎讲！”

瘦猴侯玉珉平时总跟着方大宏、刘胖子狐假虎威的，他上前把我一推：“他是劳改犯，就是坏蛋！”

我愣住了：“你、你们——”我张口结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气呼呼地想道，我爷爷徐欢喜救地下党领导的故事是我奶奶朱菊花亲口告诉我的，爷爷为此还逃去外省的黑石坞，至今仍在那儿生活，不可能是假的。我鼓起勇气，和班上这“三剑客”争辩不休。双方恶语相加，发展到动了拳脚，他们三个人把我打得脸青眼肿直淌鼻血。

班上的同学越来越多，我趴在座位上不敢直起身子。快上课时，吕老师派人叫我去。我捂着脸慢吞吞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哭丧着脸叫了一声“吕老师”，不争气的眼泪以为遇到了可发泄的对象，就自然而然地流了出来。

奇怪的是，吕老师坐在那儿没动，继续批她的作业。剩下的几本批好了，她才抬起头，用蒙陇的眼光望望我，像是不认识似的。接着，她不但没有安慰一番，反而用责怪的语气对我讲：“你啊，还是写假作文！知道吗？竟然带来了难堪和麻烦！我怎么解决才好？”

我斗起胆，在老师面前第一次回了嘴：“老师，这一次我没有瞎写作文！”

吕老师停了一会儿，带点无奈的口气讲道：“不是我一定要批评你。而是事情闹大了，因为有同学及家长不仅跟我说了，而且向校领导做了汇报。校长要我处理好这个事情！”

“我爷爷的事情是真的，我奶奶告诉我的，没有错！”

“这事情我了解过，人们传说你爷爷可能有此事，可没有党和政府的肯定；组织上没有结论，讲得再如同一朵花，那也是空口无凭，毫无用处。最主要的是你爷爷真的劳改过，据说伤残就是那时带来的！”吕老师接着告诫我，“你再也不要和同学们闹了！以后写作文更要注意点！”  我头脑发昏了，一个下午恍恍惚惚，也不知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什么。放学回到家里，见了奶奶，就扑到她怀里大哭。听我讲了哭的原因以后，奶奶嘴唇抖动了几下，悲愤而又心酸地告诉我：“你爷爷被劳改，也是真的……”

“什么？”我惊呆了，不敢相信奶奶的话是真的，“奶奶，这不是真的！爷爷救过地下党，是勇敢的行为，是英雄事迹，他怎么可能成了劳、劳改、犯……”

奶奶抚摸着我的头，又擦擦我眼角的泪痕：“那同样是为了救人，可讲是包庇罪犯，没料到有了那样的结果！”

一会是救地下党，是英雄；一会又救的是个逃犯，自己成了劳改犯！好人与坏人，这样的截然不同，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实在无法相信和理解。我只有向奶奶发问道：“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闭目不语，好一阵才叹口气，无可奈何又带点希望地讲：“阿富，你还小，讲了也听不懂。以后你会明白事情真相，会理解你爷爷的。”

爷爷身份的特殊，好长时间都纠结于我的心中，自己在班上也都抬不起头来。第二年，我提出要进县城的实验小学，妈妈认为我是懂事了，就催我爸爸花钱找关系，终于获得成功转学。在新环境里，我略微松了口气。上完小学，升进初中，随着学业的加重，爷爷对我的影响渐渐淡忘了。

那几年，爷爷来过横岭两三次，老是在家里默默地坐着，紧闭嘴巴，连家里其他人讲话，他也很少插嘴。奶奶叫他出去走走，他总是摇头。中餐与晚餐，妈妈都是从自己的饭店里端几盘菜来，必定有一两个荤菜的，我吃得津津有味，可他却讲吃不惯，奶奶只好有时炒什么土菜，有时烧面粉或苞芦粉做的东西给他吃。白天他常躺在床上，还讲无所事事，头昏脑涨的，人都要生病了。耽搁不了几天，他便回了黑石坞。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一次比一次老相。在我的潜意识里，“劳改犯”是凶残的，霸道的，吓人的，可从爷爷徐欢喜身上，怎么也看不出这一些。又转个念头，从救地下党的角度去观察，爷爷徐欢喜离英雄形象那就更远了，坚强机智，气宇轩昂，这些气质没有一点点。我常常偷偷地看他，一脸的自卑，一身的软弱。因此，我小时候对爷爷的态度是复杂的，尊敬他，可怜他，爱他，怕他，也从未与他亲近过。

自己一贯偏爱文科，喜欢阅读少儿文艺一类的报刊，有时也就特别想，写一篇爷爷救地下党的故事吧，把爷爷好的一面宣传出去。

进初中二年级的那年春节，我见爷爷来了，就要奶奶跟他讲，给我讲讲救地下党的故事，好让我记下来。可第二天奶奶告诉我，你爷爷讲事情过去多年，他已记不全了。气得我那几天见了他都爱理不理的。爷爷肯定感觉到了，那次离开横岭前，特地叫住要赶去学校上课的我，极力现出笑脸，装出柔柔的喉咙讲道：“阿富，我再好好想想，把过去的事情理理清楚，等你长大些，我一定跟你讲的！”

P8-10

2012年岁末，安徽省文联和作协乘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提出在本省抓长篇精品的计划，并召开了长篇创作摸底会。黄山市文联、作协向省里重点推荐了李平的《天下祁红》；此次推出“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则是再接再厉的成果。

其实这套书得以问世远不是如此简单匆忙。上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市作协主编了黄山市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丛书“天都文丛”，较集中地展示了黄山市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获得了好评，全市文学界就殷殷瞩望着有一部或数部显示徽州文化底蕴的长篇叙事作品问世。虽然新时期以来，我市在长篇创作上早就有了“零的突破”，比如前期有程虎一版再版的《台湾演义》，近时有李平获得省政府文学奖的《夏日风暴》，还有潘冠杰、陶方平、恭小兵、胡纯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多个长篇问世。

但我们总还是感到不够，觉得还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徽州元素”吧。

外地作家以徽州或涉及徽州而创作的长篇(包括长篇影视作品)也断续有过一批，但在徽州人看来，里面的“徽州元素”大多有些走样，纵然外面世界可以叫好甚至叫座，但徽州人自己看来总还是摇头的比点头的多。

胡适先生曾经立誓要写一大篇有关徽州的文字，然而也许是他太忙，更也许是他感到了难，只写了一篇朴素的《我的母亲的出嫁》交代，那只能算是一个白描式的经典短篇。

徽州其实是一个故事发达的地方，“三言两拍”当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头，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坚守在内的女人们嘴中说出来的，经过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话”的“市民小说”。

纵向来看，我们同自己的先人们似乎在某个时期有过断裂。饱满充沛的讲故事的传统在书面表达上没能很好地承继下来。

横向比较，徽州(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大至现今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乃至整个皖南山区)的叙事文学创作同南方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区域比较是相对薄弱的。虽然这和经济发展有相当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因素。经济落后的地方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常态，何况黄山市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国际旅游城市。

近年来，我市一些乡土学者撰写了～批有关徽州方言的著作，如《休宁方言》、《屯溪方言》、《歙县西乡方言》等等。他们在解析一个个方言词语的时候，其方式方法可能未必十分符合语言学的标准和要求，但在懂得这种方言土语的当地人看来，却是趣味盎然，十分有意思。但是对于不会说听不懂这些方言土语的“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类著作无疑是枯燥无味的。

这就涉及到了我所说的徽州叙事文学之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凡一个徽州人在创作上要有所作为，肯定会在创作过程中想将那些活泼生动的老百姓嘴中时不时蹦出的词语用上，但这些词语能不能写出来首先是个问题(有些词语已经有音无字)，写出来后能让外面世界的读者接受并知道其好更是个问题。在中短篇制内，用上那么几个比较能明白的方言词语似乎就可以使“徽州元素”凸显，而于长篇而言，如何把握好语言的“度”，有没有驾驭能力对于作者的要求无疑是相当高的。当然，语言只是一部作品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还得呈现生动的风土人情、感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还要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自1949年以来，徽州一黄山市从事文学创作的同仁中，来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当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高。他们不谙徽州方言，直接就绕了过去。过去如此，现时仍然呈现着这种特点，不过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辑“天都长卷”四部长篇的作者，程学开来自安庆，至今乡音未改；徐海啸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们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们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很久很深，带有自传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风土人情的人生经历，其中“徽州元素”已经浓得化不开。另两位作者则是资深本土人士，江声皖来自老徽州的婺源，对方言颇有研究；吴宪鸿长期在歙县南乡乡镇生活，于方言的使用很有心得，曾尝试过全部采用方言写成小说——当然那只是试验。四部长篇，或写历史，或写当今，或写自己经历，或虚构他人故事，四位作家都已尽心尽力。在此不妨略作介绍。  江声皖的《一代帝师》写的是被毛泽东评价为“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的朱升，描述了他从顽皮儒生、儒侠、侠儒、学正到帝师及隐吏的传奇一生。

小说依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是他与郑玉、赵坊、韩淑敏、汪仲鲁、詹书同等新安理学传人之间的同学情主线；第二条是他与韩柳青之间的浪漫且又最终守于道德的爱情主线：第三条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出则君臣，情同父子”的师生情主线。朱升正是这三条线交织缠绕、飘拂飞扬的一生。

小说在三大背景下生动演义，一是日益加剧着的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元末社会；二是红巾军起义之后的群雄逐鹿、血雨腥风的乱世：三是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朱升的传奇一生，便也正是在这种受尽压迫而又纷纭复杂、狼烟四起而又让人充满憧憬的社会里度过的。

小说前半部的高潮出现在朱升与韩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里，两人演义了一场富商小姐与穷儒生；银楼离异媳妇与潇洒智多星i落难女朝奉与纯情儒侠之间跌宕起伏、浪潮汹涌的爱情戏剧。而戏剧的发展却又戛然转变于两人对恩人陈大囡的一句承诺，使浪漫的情感既服从于理学的道德准则，又继续心心相印、相辅而行。

小说的最高潮发生在后半部。乱世之间，在争雄的义军首领中，被当时的徽州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朱升选择了“能约束部下不胡乱杀人”的朱元璋，并献上“九字策”。而只读了一年书的朱元璋也正对族祖朱熹的理学敬慕有加，把宗族长辈朱升视为知己和师长。从此朱升成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军事谋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荐上的开路人、政治礼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给上的补路人。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朱升的隐退，使他成为唯一自觉躲开洪武帝屠刀的开国元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睿智和洒脱披上了一层既有光环围绕而又诡秘殊形的轻纱！

小说在“品性”追求上，尽可能依据史实进行创作，但在细节上力求还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风情习俗。特别是对当时徽州城乡的描写，在情节陈述和人物描摹上，在保证语言雅致生动的同时，能以适度的方言融入对话，使得小说具备了较为浓郁的徽州味。因为方言承载历史，承载文化，确与历史、文化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故而能以适度的，即不影响外地人阅读的微量方言元素融入写徽州人、徽州事的小说，无疑便发掘出了徽州的语言资源软买力。

小说在情节设计上力求实现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史料本身就起伏曲折的，便以其为骨架，加造血肉，修旧如旧，使曲尽其妙；缺失史料的部分，依势构思故事，大胆奇思妙想，但细节却往往用真实的旧料加工，新造如旧，有元末明初的历史感。让现今大众无障碍地、有趣味地走进历史，穿越时空，去感受先人的生活、情感和作为。

《独秀山外》的作者程学开在创作中则是依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三分纪实，七分虚构，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的时代，一一写出，写的多是时代的公共记忆。这些记忆包括共和国建立后一系列运动和大事件，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当下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事，连清朝桐城的三起文字冤案和“五四”前后的一些事也囊括进去了。这其中自然就牵出了安庆、徽州两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名人：戴名世、邓石如、程长庚、陈独秀、张十艮水、郑之珍、胡元龙、胡适、黄宾虹等等。它看起来像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但实际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

《独秀山外》有四大特色：一，时间跨度大，历史感厚重。从清康熙到现在有三百多年，作品展示的是一幅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二，结构新。采用了迄今少见的小说结构。小说让一位女记者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越，像一只银梭，编织经纬。不仅让历史与现实有鲜明的观照、对比，而且使阅读变得愉快、轻松。三，叙述方法新。这方面同高行健的《灵山》可有一比，书中的“你”“我”“他”使纷繁的人物变得简约、简明。人的名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性、人心。四，情爱描写手法也较为新颖。作者认为，情爱乃至性爱是一位不知名的神，用她超人的智慧和悲悯的情怀造出的一丸妙药。她造出这丸妙药，是为了人和万物都生生不息，使宇宙充满活力，使世界变得精彩。作品中有很多场面能给读者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印象，就像中国画，画水不着色，只留出空白；画风不捉影，只画出美人的飘带和被风吹弯的树枝、芦苇。水无色，却在人心中激扬荡漾：风无形，却生出万般形态。这是意到笔不到的结果，更动人心魄。

吴宪鸿的《黑石崖》以主人公徐欢喜的三次救人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赞美我国劳动人民与人为善、舍己救人的高尚美德，呼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鞭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解放前，徐欢喜同父亲一道救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遭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两人逃往外省外县的偏僻山区——黑石崖下的黑石坞，一对逃荒落户在此的母女俩收留他们，已在辛劳、饥饿中患病的父亲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徐欢喜勤劳苦干又肯帮助邻居，影响好，有威信，解放后结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组中领头做出成绩，被评为县级劳模。正当他准备在初级社中做出新成绩时，遇到一位落魄生病的讨饭人，于是毫不犹豫地援手帮忙，留下其吃住。谁知这是一个逃犯(喜新厌旧杀妻逃跑的南下干部)，徐欢喜之后被以窝藏逃犯的罪名判刑三年，在拘留和劳改时双手残疾，脸面破相，释放回家后遭管制，常被批斗，引起性格大变；孩子们则在学校和社会上遭受歧视，家庭生活困苦。改革开放后，儿女们回到经济比较发达的老家，经过不懈努力，生活发生巨变。徐欢喜由于残疾、自卑、压抑，还有多年养成的习惯，坚持留在黑石坞，他为儿女们过上幸福生活而高兴，但又为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冷漠无情而担忧，特别对一些出手帮人而遭误会甚至诬陷，继而被法院判定赔款的案例深深地不解和忧愤。最后，年近80岁的徐欢喜又舍身救起落水的两个留守儿童，不幸引发重病而去世，他终于得到了邻近两个县的表彰，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画上精彩的一笔。

这部小说叙述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整部作品以徐欢喜孙子徐志富的活动来串联故事，引出其爷爷、奶奶、爸爸等人的回忆和叙述，穿插了人们的思索和议论，体现传统美德对新一代的影响和当今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盼。  作品中大量展现了皖南一浙西山区连接地带地域色彩浓郁的风俗、生活、生产的场景，娓娓的叙述中引导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同欢共喜。

《山路留痕》是老作家徐海啸先生的第二部长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写一个上海知青从1957年下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丰富经历。从反右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到皖南，从南方到北大荒，从兴安岭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写出了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写出了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一代下放“知识青年”，在非常岁月里追求进步，追求知识，努力奉献社会的轨迹。书中描写了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样在农民的教导下懂得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体验了农民的艰辛。作者记录下的基层在历次运动中群众的遭遇，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个人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最大值”。

我们相信以上或多或少的介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相信以上的介绍里读者已经看见了四部作品中“徽州元素”的端倪。

当然长篇自有它自己的诸种要求，“徽州元素”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自己的要求，它应当融合在对长篇小说的诸种要求之中。至于它们在当今长篇小说的林海里达到了什么程度，请君不妨一阅，画下自己的标高。

可以肯定，我市响应贯彻省长篇精品工程计划，着力推出的李平的《天下祁红》和“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对于黄山市的文学发展而言，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3年岁末

再一次校对完这本书稿，我静静地坐着，回忆起它的过去和今天。

小时候的惊吓。五十年前，我去小学三年级老师那儿报名出来，在操场上发现一个瘦高个男人向几个学生打听着什么，他们看看没出声，低头往边上跑了。我正诧异着，那人带着一女一男两个小孩走来，舞着抖动的双手低声问我了：“喂，问你，一年级报名在哪儿？”抬头一看，他的眼睛嘴巴歪斜，鼻子少了一半，两只手的手指都是弯曲的。我吓坏了，胡乱地指指一年级教室，就赶快跑开。后来听人说，他家住在十多里外的山坞里，原是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劳改几年变成了这个鬼样。两个孩子大概女儿十岁，儿子八岁，一起进了一年级，自然受到许多小学生的嘲笑，后来，那女儿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儿子也不能上学了。

青年时的不解。高中毕业回乡后，我当了大队的干部，去过几次那山坞里的生产队，见那人劳动肯干，对人热情但不免自卑，打个招呼后就由妻子儿女招待来人，他则离家干活去了。我了解到，他曾经给一个饿昏了的过路人吃喝，说是窝藏了杀人犯，才被判刑的。而且，他原是浙江人，解放前因救过地下党的领导，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追捕而逃到这儿，后来就在山坞里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他为人善良，常常援手帮人，可因为两次救人，就命运坎坷，一生潦倒吗？

前几年的困惑。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经济的发展，金钱的增加，生活的富裕，竟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善良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路人的救护变为撞人的罪证。思想的混乱，法律的欠缺，使我徘徊，令我痛苦。我们不能让以前的悲剧重演，要赞赏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人，更期盼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健全，但我一个年届花甲的文弱书生只能用笔写写小说之类的，能不能起一点点作用也未能卜知。去年下半年，我以那人两次救人的故事为基础构思小说，并添加了一个第三次救人的情节，——心里想该给一个有亮色的结尾，完成了中篇小说《爷爷救人的故事》的初稿。一位作家朋友看后发邮件告诉我，(这小说)没有明显的缺陷，但缺少张力和震撼力。我寝食不安，思考着对小说的修改。

老同学的鼓励。今年三月的一天，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黄山市作协主席李平易先生告知，他和市文联主席倪国华先生商定，市里在年底推出一套长篇小说丛书，并邀我参加。老李与我在徽州师专同班同组同寝室，虽不像后来年青人所讲的关系很铁是哥们，但我们大家都一直团结奋进和睦相处了近两年，关系很纯很暖的。他比我出息多了，早就成了著名作家。而我曾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但由于灵气不足，加上要评职称了，转向写教育教学的文章，后改行大多写调研报告、情况汇报之类，疏于文学创作。只是几年前退居二线了，我才又写起小说，可喜的是老李在本市负责这一块，对我帮助很大。那天我对他说，是有过写长篇的打算，可没准备好材料，来不及的。他想想出了个主意，你写过几个中篇了，能不能改写一个，把他弄成长篇呢？考虑了几天，其他的几个中篇都发表过了，唯独《爷爷救入的故事》还睡在电脑里，想一想，它有扩张的余地和可能。后来，就把打算跟老李说了，他在电话里回答可以啊，写起来吧！在老同学的鼓舞下，我重新构思，通盘考虑，增加故事情节，细化生活描写，融合风俗习惯，突出重点矛盾，强化人物性格，表达鲜明态度，经过半年断断续续的写作，中篇《爷爷救人的故事》终于成了长篇的《黑石崖》。在此，由衷地感谢倪国华和李平易两位先生。

是以为记，想让读者知道此书的来龙去脉。

作者

写于201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