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故事》是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斯·迦兰旅居巴黎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书中，作者用幽默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文笔勾勒出了巴黎流浪者神秘而又充满心碎的生活状态。作为加拿大的法国殖民者后代，其故事背景常设在巴黎或蒙特利尔，那挥之不去的“双城”情结让其作品在殖民地文学中独具魅力。对都市漫游人、四海为家客式的自由，对惨淡经营的爱情和人与人间的终极孤独，对异国梦和故乡情、离去与归来之悖论的哲学式揭示——对这些历史上久唱不衰的人性命题的挖掘，让她成为当代的经典作家。该书的出版可以使国内读者能够阅读这位著名短篇小说作家的优美文笔、精湛的技巧及独特的文学修养，提高同类作品的参考借鉴意义。

《巴黎故事》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女王梅维斯·迦兰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由当红小说家、布克奖获得者迈克尔·翁达杰编选，收录了梅维斯·迦兰旅居巴黎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该书中，她用幽默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文笔勾勒出了巴黎流浪者们神秘而又充满心碎的生活状态，不动声色地透视了世态和男女的之间的情感。

沿街驶过的运冰马车

伊莲娜

晚归人

中转

穆斯林妻子

来自十五区

斯贝克的构想

加布里尔·鲍姆，1935-（）

缓解期

格力珀斯与波奇

福兰

八月

迪亚斯·德·科尔塔小姐

眼皮底下

围巾、珠链和凉鞋

卷尾语——关于故事

他们满世界转过一遭，如今又回到了起点，彼得·弗雷泽的妻子说：“别人在国际上都挺能闯，就我们不如意。”

“你非得狡诈才行。”他告诉她。

“聪明也成。可惜我们都不算。”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他们坐在厨房里，慢慢喝着咖啡回忆往事。他们用不可思议的语气提起一个个人名。彼得想到了艾格尼丝·布鲁森，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名字。彼得和希拉穿着在香港买的丝质晨袍，这是他们夫妇俩私下里的一个玩笑。两人都觉得对方像只孔雀，模样挺靓，但他们装得好像穿这一身傻里傻气，是闹着玩的。

彼得、希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桑德拉与珍妮弗，在彼得单身姐姐露西尔的家中作客。他们从远东回到多伦多十七个星期了，这一阵子都住在露西尔家。他们那口又大又旧的行李箱堵在厨房一角，挡住了冰箱门；可连露西尔都说，箱子暂时还是放在原地好。弗雷泽一家的未来尚不明朗；一切依然悬而未决。

露西尔把卧室让给两个侄女，自己在门厅里搭一张野营床睡。孩子们的父母就在起居室的沙发床上过夜。在这儿他们可没得到优待；要等露西尔看完最后一个她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们才能睡。门厅壁橱里，他们的衣服挤在冬大衣之间。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头一回在接受评判。桑德拉和珍妮弗在等着希拉和彼得做决定。她们等着要知道这对异乎寻常的父母接下去会飞哪里。什么样的气候希拉会考虑？什么样的工作彼得会接受？一旦父母做了决定，孩子们自有打算。很可能桑德拉和珍妮弗会选择留下来陪姑姑。

这对孔雀父母被鹪鹩儿审视着。露西尔和侄女们差不多一样——都长着黄中带红的头发，相貌平平且以此为荣。两个女孩既没有继承父亲的无忧无虑，也没有继承母亲的外貌——无论是她的身高、仪态、浓密的头发还是天蓝色眼睛。孩子们要比父母谨慎；更像加拿大人。当年她们一个两岁、一个四岁时离开加拿大，九年后回来，看见姑姑的公寓时，姐姐珍妮弗说：“嗯，这下我们回家了。”她说话干巴巴的带鼻音。这种腔调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里又怎么会是家呢？彼得总是用一句话解释孩子们令人困惑的言行：“这一定是天性。”

星期天早晨，露西尔带两个侄女去教堂。她对亲戚们似乎没别的要求，只有一条：孩子们必须要体面。姑娘们戴新帽子拎新手袋戴新手套，挂着新的珊瑚手镯和珍珠项链，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们的父母睡意未消，因为星期天的关系头昏脑涨，两人于是坐下来喝喝咖啡，说说私房话，这就聊起了往事。

“我们不狡诈，”彼得说，“我们甚至也不聪明。”

希拉头一昂：她不甘于陷溺。说他们这些年来一无所获是不对的。希拉有那件“巴黎世家”，是一件黑色小礼服，鲸骨支撑得腰身很硬挺，尽管按时下流行款式来看有点长，但希拉和彼得谁都不愿意动它一针一线。这件巴黎世家是他们的护身符、他们的珍宝；两人因为想起它而握起手来，仿佛时光没有流逝，朦胧而奇妙的日子还在前头。

他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巴黎。五十年代早期，最好的跨国工作都在那儿。彼得已继承了就他所知可能到手的最后一小份遗产，这笔钱足以支付希拉、彼得、两个幼女和一口行李箱的路费了。夫妻俩又惊又喜地发现，他们在银行里有钱。他们告诉对方：“这应该够我们过上一年了。”彼得对新工作吹毛求疵。他大老远来，不是随便什么工作就能打发的。在巴黎，他遇见了休·泰勒。泰勒靠走私汽油，把老婆供养在巴黎，又在罗马养了个情人。这让彼得挺佩服的，因为他记得泰勒曾是一个领奖学金的酸腐学生，对生活一窍不通。泰勒当然也有一份工作。他之前可没对自己说：“我要去欧洲走私汽油。”彼得开了窍，他看出了些眉目。首先你要找到自己的机会。后来，在一场国际人士出席的派对上，他遇见了强尼·赫兹伯格，他告诉他在德国能找到机会。赫兹伯格说，现在谁要是离开德国还一文不名，就只能说明他太蠢，不配在那儿，倒是该回国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差事。彼得点点头，仿佛他早已想到了。他开始考虑去德国。在巴黎度假是不错，但这里的机会已被人抢光了。是啊，德国！钱越来越少，他也就越来越想去德国。

那年冬天潮湿而易碎，以至于他们现在都不敢提起，怕一提就碎了。那时仿佛什么都不缺，也有的是时间。他们过着梦想中的婚姻生活，夫妻关系美满无缺，一切都没被削减也没损坏。整个冬天他们都在花钱，参加派对，谈论彼得将来的工作。就这样过了四个月。他们光是花钱，活在将来，而此后他们再也没有那么快活过。

四个月后他们突然从巴黎搬走了，但没去德国——而是去了日内瓦。彼得认为这都是因为在丽兹酒店特鲁多婚礼上发生的那件事。保罗·特鲁多是法裔加拿大人，他是彼得的同学，也是他当海军时的同袍。特鲁多成了势利眼，对自己的事业和在巴黎打点的关系网洋洋自得。他想让人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但彼得以为这只是做给外人看的。婚宴上，彼得往地面一躺，说自己死了。他把一朵插在铜罐里的白杜鹃花捧在胸口，唱道：“今为海上众人呼求，使彼安然，无险无忧。”希拉俯身对他说：“彼得，亲爱的，站起来。皮特，听着，每一个帮得上你的人都在这大厅里。你要是爱我，就起来。”

“我是爱你啊。”他说道，准备认认真真谈一场话。“她可真美。”他对边上一个人说，“她几乎同我一样高。她在伦敦做过模特。战争期间我在伦敦遇见她，我在那儿遇见她时还在打仗呢。”他就这样，胸前拥着白杜鹃花躺在地上，讲述他们的过去。一个侍者拿走了铜罐，彼得被拉起来后，又把侍者打翻在地。特鲁多的新娘子刚从一家乌尔苏拉会女修道院毕业，一见之下，她就歇斯底里了；而即便保罗·特鲁多和彼得是老相识，特鲁多也不再跟他来往了。如今彼得会说，法裔加拿大人总有那么一点不怀好意。他说特鲁多曾要求大使馆介入。幸好国内还有一些人会认“弗雷泽”这个姓氏，彼得正是向那些人求助的。他写信说有一个法裔加拿大人集团阻挠他，不让他得到一份体面工作，他们可不可以帮帮忙？没人直接回应，不过很显然，他俩最终同意流放日内瓦：按他对希拉所解释的，他们可以用这段时期来沉思、反省。而这一安排是巧妙地通过露西尔落实的。露西尔写信说，她有个在日内瓦做秘书的朋友梅·费格斯听说有份工作，是替万国宫一个国际机构的信息服务处做照片归档。薪水马马虎虎，但露西尔想，彼得一定也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

彼得现在经常会问他姐姐，是谁让她这么做的——是哪一个重要人物叫她写那封信，建议彼得去日内瓦的呢？

“没有人。”露西尔说，“我的意思是，没你说的那种人。我真的恰好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在那边工作，我也知道你们在巴黎一定很快会把钱用完。”

“一定是个地位相当高的人。”彼得说。他一脸景仰地看着姐姐，像常常看他妻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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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尾语——关于故事

萨谬尔·贝克特在回答巴黎一家报纸提出的“你为什么写作？”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他说他只会写作：“我也就只会干这个。”乔治·贝尔纳诺斯说写作好比划船出海：回头无岸，返身已晚，桨手于是沦为船奴。克莱特到了七十五岁，因为关节炎腿也瘸了，她说，现在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了，不用再指靠它赚多少钱。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若是她母亲留下的遗产没被父亲赌光而由她继承，她或许不会多写一个字。让－保罗·萨特说，写作本身就是目的（采访他时，我二十二岁，在蒙特利尔一家报社工作。我没问他为什么写作，而是问他什么是写作）。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告诉我，那就好比骆驼与贝都因人的故事；最后，骆驼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也便是写作人生：一头坚持不懈的骆驼。

从小我就一直在写作，要么就是在思索要写什么。当我无法入睡，或者早晨大人告诉我起床还为时太早时，我就编儿歌和故事；我还为一大堆纸娃娃设计对白。有一次，我吃惊地听母亲说：“哦，她总是自言自语。”我不曾意识到那种讲话会被人偷听到，而且我当然不是在讲话，而是提供一个声音。如果以成年人的职业视之，我如同河流里的一滴水那样生活在写作中已超过四十五年了（如果外加我在一份周报——早已关闭且湮没无闻的《标准报》——工作的六年，那就超过五十年了。那时，在家里，我不间断地往一个旧野餐篮子里装笔记本和手稿。新闻报道与虚构创作的区别就是外在与内在之分。新闻报道是尽可能精确与省俭地描述街头气象；虚构创作则不管个别天气状况，而是把风雨阴晴之精华、也即心灵的气候描绘得活灵活现。这并不是说虚构不需要精确与省俭：只不过那是另一种精简）。

我依然不明白是什么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弃岸下水，终其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如果像那些侈谈写作的人言之凿凿的那样，说它是一个儿童游戏，是过家家的延伸，又从何解释不顾一切地想写作、就要写作、只是写作，并把它看做一份如同骑着竞技自行车越过阿尔卑斯山一样的合理的职业呢？一位加拿大大使馆的文化官员这么对我说：“是，可你实际上做什么呢？”或许表达出了一个成年人的观点。或许作家事实上就是一个乔装起来的孩子，拥有孩子看成年人的清明眼光，精准到周围气氛，会为了搞清楚成年人行为的意图而发挥即兴想象。彼得·昆内尔在猜度莎士比亚为何会写作这么一个无从解释的事实时，说莎士比亚是听见了秘密召唤，他是被派来走他该走的路。秘密召唤，该走的路，都是圣人与天才共有之处。而伟大的作家、半伟大的、优良的、次要的、顽强的、写得吃力及干着急的作家同样如此。所有的人都会发现天堂（每个人的未来）被纵横交叉的篱笆隔开了。隔着一道篱笆向天才所在的草地望去，我们将会看见他们被集合起来，只等他们就召唤的源头及路途的开端达成一致，便能领取一个集体奖项。他们或许会一起大合唱来回应人们的疑问：“我也就只会干这个。”那歌声往回飘过来，在篱笆上空盘旆。

本时代了不起的记者珍妮特·弗兰纳——《纽约客》驻巴黎半个世纪的通讯记者，在临近八十岁时说她宁可成为一名小说家。然而，人所共有的谋生问题使得她无法离开她极为擅长的工作，转而投身可能毫无结果之事。她出版过小说，但作品不多，也不令人满意。现在她相信她写作的欲望大于她的才华。应该是缺了点什么。我的父亲比珍妮特·弗兰纳年轻，他在三十岁出头就去世了，生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是一个画家。而无须到头来发现他或许永远不过是个专注的业余爱好者——对他来讲——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他并非经过尝试而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都未曾起步，只是遵循着有关生活及艺术的某种坚定的理想路线在走。满足那种理想需要离乡背井；于是他离开英国，去了加拿大。他的朋友们后来回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谁都没听他说过他希望这个、后悔那个的。他的艺术家角色是那么毋庸置疑，理所当然，又是那么为别人所全心接受，以至于我过了好多年才明白一件本该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也曾工作过，也曾要上班，直到他病得做不动了为止。

“不然你以为你是靠什么生活的呢？”那个刚让我知道我父亲毕竟与大多数人差不多的家庭友人说。原来他在一家雇用英国人的讲口厚实重木办公家具的公司上班。

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要英国人。他们有批评加拿大及做不好份内工作的名声。很多时候，他们只占有那些他们不会造成真正损害的职位，不然就是只拿到一般职称。因此之故，像检查员、财务总管、评估师、经理、助理、顾问及副总裁这样的职称出现了小小的通胀。一些人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衔不放，以上尉与少校的名头四处走动。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人靠这种不入流的傲慢骗术混世，接着大萧条来袭，真真假假的工作都遭灭顶之灾。

……

我学过三次字母表。第一次，坐在高脚椅里那场景，我一点都记不得了。第二次，字母以花哨的大写体写在一块黑板上——体现了当时修女们的书法特点，好看而有装饰性。几排穿黑衣的小女孩，两手叠放在桌上，双脚并拢，唱出这些字母，又提高嗓门唱五个元音。第三次是在沙托盖的新教学校。校舍只有两个房间，每个房间有四个年级。我当时八岁：人们已经注意到我说英语专有名词时开始带上法语元音的发音（至今我还是这样，比如在说“耐克”时想的是“尼克”。我第一次看见水果饮料品牌利宾纳，是在伦敦地铁做的广告上，我说：“利贝纳是什么东西？”那是我们唱出来的花哨、好看的字母表留下的唯一印迹）。我的新学校理所当然地认为法语与天主教的教育让我落入了迷信和完全的无知。老师把我跟六岁孩子放一起，要我背诵字母表。我发字母G的音时带上了法语元音的味儿，听来有点像英语里的J。老师像拉下一幅宽百叶帘一样，从黑板上方拉下一大面图示字母表。我站在帘子前面，老师给我看字母G。字母上方画着一只大手斜握着一个水壶，壶口悬着一滴水，欲滴未滴。G的发音听起来就像水滴掉入水杯里的声音：念起来是“格”。

“G的发音是‘格’。跟我念，格。”

“格。”

“来，大家一起念，格，格，格。”

“格，格，格。”

“这是哪个字母？”

“G。”

“怎么念？”

“格。”

“别忘了噢。”

不管是什么，反正唱不出来。

好运气与坏运气一波波交替而至。是最好的一波运气将我带到威廉·马克斯韦尔——我的《纽约客》编辑面前，他读了我的第一篇及之后二十五年来的每一篇故事。他拒绝接受我想要打给他的欠条，欠条里只有一句话：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因此我再写一个在这，不过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回应就是了：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当我们在一九五零年春天初次相见时，我没有立即将他与《折叶》这部小说的作者联系在一起。关于他自己他当然什么都没讲。他只问了几个问题，并且让我感觉人们抛开工作、所有朋友及一切熟悉之物，远行万里去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他让这事看起来就像乘坐公共汽车去参观博物馆那样，没什么荒谬和不寻常。由于我认识的其他人所说的恰恰相反，我突然感到就像一支受困的军队获得了预料之外的盟友。我即将尝试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的话让我感到显然），我不可能后悔。

在我眼中，他是最美国化的作家，也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最美国化的一个；但即使我在这么说，我知道这话几乎毫无意义也难以界定，而我也无法解释我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这是称赞之词。

关于阅读短篇故事，有一些话我一直想说。或许等不到别的时机了，我不如现在就说了吧。短篇故事不是长篇小说的章节，不该一篇连着一篇地读，仿佛它们理当有连续性一样。读一篇。合上书。读些别的东西。过后再回来接着读。短篇故事是可以等待的。

梅维斯·迦兰

要说明《纽约客》杂志有理由存在，单凭50年来持续刊登迦兰的小说，就足够。

——国际写作家议会主席罗素·班克斯

《巴黎故事》——关于巴黎，你不得不读的书！

——“巴黎地标”莎士比亚书店女经营人西尔维娅·惠特曼

短篇故事不是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个章节。你不应该一篇连着一篇地看，就好像它们是有连续性似的。看完一篇。合上书。看看别的东西。过后再回来继续阅读。短篇故事是可以等待的。

——梅维斯·迦兰